世界上的民族國家，為什麼會有盛衰興亡之事？
人必有其所處之境，與其所處之境適宜則興盛，不適宜則衰亡，這是很容易明白的。然則人與環境，為什麼有適宜不適宜之分呢？我們知道：動物適應環境的力量，是很小的，它所謂適應，無非是改變自己，以求與所處之境相合，如此，則非待諸遺傳上的改變不可，這是何等艱難的事？人則不然，不但能改變自己，還能改變環境，使與自己適合。所以人類不但能適應環境，還能控製環境。人類控製環境的行為，為之文化。人類，很難說有無文化的，即在最古的時代，亦是如此。人類的進化，純粹是文化進化。我們現在的社會，和漢唐時代，已經大不相同了，而我們的身體，則和地底下掘出來的幾十萬年以前的人，並無不同。歐洲考古學家證明古埃及人的體格和現代並無不同。不論如何野蠻社會裏的人，倘使移而置之文明社會之中，都可以全學會文明社會中人之所能，而無愧色，就是一個確切的證據。所以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全是判之於其文化的優劣。
文化為什麼會有優劣呢？文化本是控製環境的工具，不同的環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製方法，就會造成不同的文化。文化既經造成以後，就又成為人們最親切的環境，人們在不同的文化中進化，其結果，自然更其差異了。文化是無所謂優劣的，各種不同的文化，各適宜於對付各種不同的環境。但是環境不能無變遷，而人們控製環境的方法，卻變遷得沒有這麼快。人們控製環境的方法，為什麼變遷得不會有環境這麼快呢？那是由於，（一）大多數人，總隻會蹈常習故。審察環境的變遷，而知道控製的方法不可不隨之而變遷的，總隻有少數人。（二）而我們現在社會的組織，沒有能劃出一部分人，且揀出一部分最適宜的人來，使之研究環境變遷的情形，製定人類控製的方法，而大家遵而行之，而隻是蹈常習故。古希臘人有一種理想，以為君主宜以最大的哲學家為之，中國古代亦係如此。《公羊》隱公元年《何注》，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義道：“《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製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王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不可不察也。”此謂王者應根據最高的原理，製為定法，以治天下，其說原無誤繆。但在小國寡民之世，事務簡單，庸或能事事措置妥帖。在廣土眾民之世，就斷無法悉知悉見了。悉知尚且不能，何況加以研究，而製定適當的處置方法？所以古人希望有一個聖人出來，對於一切事情無不明白，因而能指示眾人以適當處置的方法，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一人之智不及此，合眾人而共同研究，則不能謂其智不及此。我們的誤繆在於，（一）迷信世界上有一個萬古不變之道，此道昔人業已發現，我們隻要遵而行之，遂不複從事於研究。（二）處事之時，亦不肯注重於研究。即或迫於事勢，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數，既苦於不足，其人選又不適宜。所以社會科學的道理，迄今多黯然不明。現代科學的研究，不合理想的地方還很多，因其規模比較大，研究的人數比較多，人選亦比較適宜，其成績就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語了。所以治世的方法，並非不可發現的，不過人們現在的所為，不足以語於此。於是環境變遷了，人還是茫然不覺。（三）雖然沒有能夠推出一部分人來，使之從事於研究環境的情形，以定眾人行為的方針，然事實上總有處於領導地位的人。這種人，往往頭腦頑固，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眾及全體衝突，以全體的利益論，在某時代，適宜於改行新製度，製度二宇，舊時多就政治方麵言，此處所用，兼該社會的規則。所謂環境，實有兩方麵：一為自然，一即社會，可謂人類的自身。製度即人類所以控製自己的。而這種人的私利，都是藉舊製度為護符的。因為和其私利衝突，新製度，即適宜於控製環境的方法，往往為此等人所反對。甚至知識為利欲所蔽，連此等新製度的適宜，他也不知道了，而真以舊製度為適宜，遂至盡力以反對新製度，保存舊製度。因為此等人在社會上是有力分子，人們要改變控製環境的方法，就成為非常艱難的事，因為先要對付反對改變的人。如此，人們改變控製環境的方法，就往往要成為革命行為，這是何等艱難的事？
文化的興起，本是所以應付自然的。在最初的一刹那間，所謂環境，其中本隻包含自然的成分。此係就理論上言，勿泥。但是到文化興起以後，文化就成為環境中的一個因素了。而且較諸自然的因素，更為重要。因為自然的變遷，是緩慢的。在短期內，不會使人們有大變其控製方法的必要。人為的因素則不然。其變遷往往甚劇，迫令人們非改變其方法不可。能改變則更臻興盛，不能改變則日就衰亡，大概都是這種因素。文化是有傳播性質的，即甲社會控製環境的方法，可以為乙社會所仿效，乙社會之方法，可為甲社會所仿效亦然。此其相互之間，較優的社會，往往欣然願意指導較劣的社會，而較劣的社會，亦恒欣然樂於接受。此等現象的由來，我們除掉說：人是生而有仁智之心的，別無解釋的方法。人心之不可改變，等於人體之不可改變。心理是根於生理的，其實二者原係一事。要使人不愛人，人不求善，正和不許人直立而使之倒懸一樣的難。如此，世界上各地方各種不同的文化，就應當迅速的互相傳播，各地方很快的風同道一；而全人類的文化，也因之日進無疆了。然而不能不為前述的原因所阻礙。因此，各民族國家的文化，就不能無適宜與不適宜之分，因而生出盛衰興亡之事。
當盛衰興亡迫於眉睫，非大改變其文化不能控製環境，以謀興盛而避衰亡之時，其能否改變，改變之速度能否與環境的變遷相應，所謂能否改變，其實就是速度能否相應的問題。若不為環境所迫而至於衰亡，時間盡著延長，是沒有什麼民族，能斷言其不會改變的。仍看其本來文化的高低。
因為自然的環境不會急變，急變的總是人造出來的環境，所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環境的劇變，恒在與一個向不交通的區域交通之時。這所謂交通，非普通所謂往來之義。世界上無論如何隔絕的區域，和別一區域直接或間接的往來，怕總是有的，但是此等偶爾的往來，並不能使該區域中的文化，發生需要改變的情形，便非我在此地所說的交通。我在此地所說的交通，乃指因兩造的往來，使其中的兩造或一造所處的環境，為之改變，達於非改變控製方法不可的程度而言。不達於此程度，雖日日往來，亦不相幹。準此以談，則中國的文化，可以劃分為三大時期，即：
1.中國文化獨立發展時期。
2.中國文化受印度影響時期。
3.中國文化受歐洲影響時期。
第一時期的界限，截至新室滅亡以前，尋常都以秦的統一，為古今的大界，其實這是表麵上的事情，若從根本上講，則社會組織的關係，實遠較政治組織為大。中國在古代，本有一種部族公產的組織，其部族的內部，及其相互之間，都極為安和，此種文化，因交通範圍的擴大，各部族的互相合並而破壞了。但其和親康樂的情形，永為後世所追慕，而想要恢複他，因為昔人不明於社會組織的原理，所走的是一條錯誤的路，因此，自東周至前漢之末，此種運動，垂六七百年，此不過約略之辭，實際上，此等運動，或更早於此，亦未可知。不過在兩周以前，史料缺乏，無可征信罷了。而終於無成。自新室的革命失敗以後，我們遂認現社會的組織是天經地義而不可變。不以為社會的組織，能影響於人心，反以為人心的觀念，實造成社會的組織，遂專向人的觀念上去求改良。在這種情形之下，印度的哲學思想，是頗為精深的；其宗教感情，亦極濃厚；適合我們此時的脾胃，遂先後輸入，與中國固有的哲學宗教，合同而化，而成為中國的所謂佛教。發達到後來，離現實太遠了，於是有宋朝的理學，欲起而矯其弊。然其第一時期以觀念為根本，第二時期承認現社會的組織為天經地義，還是一樣的。所以理學代佛學，在社會上，並不起什麼變化。近幾百年來，歐洲人因為生產的方法改變了，使經濟的情形大局改變。其結果，連社會的組織，亦受其影響，而引起大改革的動機。其影響亦及於中國。中國在受印度影響的時代，因其影響專於學術思想方麵，和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沒有什麼直接的緊迫的關係。到現在，就大不相同了。交通是無法可以阻止的，最小的部族為什麼要進為較大的大國？較大的國家為什麼要進為統一的大國？統一以後，為什麼還要與域外之國相往來，都是受這一個原理的支配。既和異國異族相交通，決沒有法子使環境不改變，環境既改變，非改變控製的方法，斷無以求興盛而避衰亡。所以在所謂近世期中，我們實有改變其文化的必要。而我國在受著此新影響之後，亦時時在改變之中，迄於今而猶未已。
轉變，偉大的轉變！
要講中國的近世史，必先知道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現在從政治、社會兩方麵，說其大略。
中國的政治，是取放任主義的。從前的政治家，有一句老話，說“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隻這一句話，便表明了中國政治的消極性。中國的政治，為什麼取這種消極主義呢？原來政治總是隨階級而興起的。既有階級，彼此的利害，決不能相同。中國政治上的治者階級，是什麼呢？在封建時代，為世襲的貴族。封建既廢，則代之以官僚。所謂官僚，是合（一）官；（二）士，即官的預備軍；（三）輔助官的人，又分為（甲）幕友，（乙）吏胥，（丙）差役；（四）與官相結托的人，亦分為（子）紳士，（醜）豪民。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治者相反，都是要剝削被治者以自利的。固然，官僚階級中，未嚐無好人，視被治階級的利害，即為自己的利害。然而總隻是少數。這是因為生物學上的公例，好的和壞的，都是反常的現象，隻有中庸是常態。中庸之人，是不會以他人之利為己利，亦不會以他人之害為己害的，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本位。社會的組織，使其利害與某一部分人共同，他就是個利他者。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對立，就不免要損人以自利了。所以官僚階級，決不能廢督責。督責二字，為先秦時代法家所用的術語。其義與現在所謂監察有些相似，似乎還要積極些。然中國地大人眾，政治上的等級，不得不多，等級多則監督難。任辦何事，官僚階級都可借此機會，以剝民而自利。既監督之不勝其監督，倒不如少辦事，不辦事，來得穩妥些。在中國曆史上，行放任政策，總還可以苟安，行幹涉政策，就不免弊餘於利，就是為此。因此，造成了中國政治的消極性。
試看政治上的製度：中國是世界上最古的大國，皇帝的尊嚴，可謂並時無二，然其與臣下的隔絕亦特甚。現在世界上，固有版圖更大於中國的國家，然合最古和最大兩條件言之，則中國實為世界第一。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曾說：中國人所見外國有君主，往往臆想，以為亦和中國的皇帝一樣，其實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歐洲小國的君主，時常步行出宮，人民見之，脫帽鞠躬，他亦含笑答禮，較之中國州縣官，出有儀衛的，還覺得平易近人得多呢。中國君主的尊嚴，乃由其地大人眾，而政治上的等級，不得不多，等級多，則不得不隔絕，隔絕得厲害，自然覺得其尊嚴了。再加曆史上的製度和事實，都是向這一方麵進行的。所以曆時愈久，尊嚴愈甚，而其隔絕亦愈甚。秦漢時的宰相，是有相當的權力，而其地位亦頗尊嚴的。然自武帝以後，其權已漸移於尚書。曹魏以後，又移於中書，劉宋以後，又參以門下。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長官為相職，而中書、門下，尤為機要。後來兩省長官，不複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平章事等名目，即為宰相。其事務，則合議於政事堂。政事堂初在門下省，後移於中書省。宋元之世，遂以中書省為相職。中書、門下等官，其初起，雖是天子的私人，至此其權力又漸大，地位又漸尊了。明世，乃又廢之而代以殿閣學士。清代，內閣之權，又漸移於軍機處。總而言之，政治上正式的機關，其權桓日削，而皇帝的秘書和清客一類的人，其權恒日張。內閣至清代，已成為政治上正式的機關。軍機處則不過是一個差事，和末年的練兵處、學務處一樣。外官：秦漢時的縣，實為古代的一國，此乃自然發達而成的一個政治單位。五等之封，在經學上，今古文立說不同。
今文之說，見於《孟子·萬章下》篇和《禮記·王製》，大國百裏，次國七十裏，小國五十裏，此乃自然的趨勢所發達而成的政治單位。《漢書·百官公卿表》說：漢承秦製，縣大率方百裏，即是將此等政治區域，改建而成的。古文之說，見《周官·職方氏》，公之地方五百裏，侯、伯、子、男，遞減百裏，乃根據東周以來的事實立說的。如《孟子·告子下》篇說：今魯，方百裏者五，就是《周官》所說的公國了。此等國中，實包含許多政治單位，而其自身並非一個政治單位。更大的國，如晉、楚、齊、秦等，就更不必說了。大率方百裏為一政治單位，實從春秋以後，直到現在，未曾有根本變更。因為縣這一個區域，從來沒變動過。郡本是設在邊陲之地，以禦外侮的，與縣各自獨立，不相統屬。後來大約因其兵備充足，縣須仰賴其保護，乃使之隸屬於郡，然仍隻是邊陲之地。戰國時，楚之巫、黔中，燕之上穀、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趙之雲中、雁門、代郡等，均在沿邊之地。秦始皇滅六國，因其民未心服，覺得到處有用兵力鎮壓的必要，乃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而以郡統縣，始成為普遍的製度。此時距封建之世近，郡守的威權，又怕其太大，乃設監察禦史，漢朝則遣刺史監察之。漢朝的刺史，一年一任，沒有一定的駐所；其人的資格和官位，都遠較太守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