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民，農民的知識，大概是從經驗得來的。其種植的方法，頗有足稱。但各地方的情形，亦不一律，如李兆洛做《鳳台縣誌》，說當地的人，一人種田16畝，窮苦異常。有一個人，喚做鄭念祖，雇一兗州人種園。兩畝大麵積，要雇一個人幫忙。所用的肥料，要2000個銅錢。而鳳台本地人，卻種10畝地，隻用1000個銅錢的肥料。其結果，兗州人所種園地，大獲其利，而鳳台當地人，則往往不夠本。於此，可見鳳台人耕作之法，遠不如兗州。李兆洛是常州人。常州是江南之地，江南的耕作法，是號稱全國最精的，李氏因而主張，雇江南的農師，到鳳台去教耕，兼教之以各種副業。他說：如此，一人16畝之地，必可溫飽而有餘。舉此一例，可見各地方的農民，其智識的高低，並不一律。這是因地利之不同，曆史之有異，如遭兵荒而技術因之退步等。所以其情形如此。但以大體論，中國的農民是困苦的。這因（一）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濫伐，時而不免於天災。（二）因田主及高利貸的剝削，商人的操縱。（三）沃土的人口，易於增加。所種的田，因分析而麵積變小。所以農民的生活，大多數在困苦之中。設遇天災人禍，即遭流離死亡之慘，亦或成為亂源。工業：大抵是手工。有極精巧的，然真正全國聞名的工業品並不多。即使有，其銷場實亦仍限於一區域中。流行全國的，數實有限。如湖筆、徽墨，其實並未推行全國，各處都有製造筆墨的人。此因製造的規模不大，產量不多，又運輸費貴，受購買力的限製之故。普通用品，大抵各有行銷的區域。工人無甚智識，一切都照老樣子做，所以改良進步頗遲；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商人在閉關時代，可謂最活躍的階級，這因為社會的經濟，既進於分工合作，即非交換不能生存。而生產者要找消費者，消費者要找生產者極難，商人居其間，卻盡可找有利的條件買進，又可盡找有利的條件賣出。他買進的條件，是隻要生產者肯忍痛賣。賣出的條件，是隻要消費者能勉力買，所以他給與生產者的，在原則上，隻有最低限度。取諸消費者的，在原則上，卻達於最高限度。又且他們手中，握有較多的流動資本。所以商人與非商人的交易，商人總是處於有利地位的。在他們之中，專以流通資本為業的，是錢莊和票號，亦占有相當勢力。當鋪則是專與貧民做交易的，這可說是放債者的組織。中國的商業，雖有相當的發達，但受交通及貨幣、度量衡等製度發達不甚完美的影響，所以國內商業，還饒有發展的餘地。商人經營的天才，亦有足稱。但欲以之與現代資本雄厚、組織精密的外國商人為敵，自然是不夠的。加以他們（一）向來是習於國內商業的，對於國外商業的經營，不甚習熟。（二）資本又不夠雄厚。（三）外國機器製品輸入，在中國饒有展拓之地，即居間亦有厚利可圖。所以海通以來，遂發達而成為買辦階級。
農工商三種人，都是直接生利的，士則否。士人：（一）最得意的，自然是做官去了。（二）次之則遊幕，亦是與官相輔而行的。（三）因做官的人生活寬裕，往往可以支持數代又讀書，從前算做高尚的職業，所以農工商中，生活寬裕的，以及無一定職業，而生活寬裕的，亦或以讀書為業。此等讀書人，純粹成為有閑階級。（四）大多數無產的，則以教館為生，握有全國文字教育之權。從前的讀書人，知識大體是淺陋的。這因（一）中國人的讀書，一部分係受科舉製度的獎勵。（二）又一部分，則因實際應用的需要，如寫信、記賬等。誌在科舉而讀書的，自然專以應舉為目的。從前人讀書，所以入手即讀四書，即因考試專重四書文之故。讀到相當程度，即教以作應舉之文，應舉之文，如前述，是可以窮老盡氣的。教者既除此之外，一無所知，學者的天資，在中等以下的，自亦限於此而不能自拔。所以一部分生計較裕，願望較大的人，讀了書，往往成為淺陋頑固之士。至於其讀書，係為識得幾個字，以便應用的，則教之之人，亦更為淺陋。大抵鄉間的蒙館，做老師的人，亦多數是不通科舉之學的，他們本亦隻能教人識幾個字，寫寫信，記記賬。在古代此等識字之書，編成韻語，使人且識字且誦讀的。如《急就篇》等是。但在近代，此等書久未編纂，於是改而教人識方字。既已認識方字，此等編成韻語的書本可不讀，因為方字便是其代用品。然此等閭裏書師，四字見《漢書·藝文誌》，可見現在村館蒙師，曆代都有。是隻知道相沿的事實，而不知其原理的。既識方字之後，乃教之以《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詩》等。再進一步，就惟有仍教之以四書了，其結果，於此等人的生活，全不適切，應用的技能，亦所得有限。士人本有領守他階級的責任，中國士人最能盡此責任的，要算理學昌明時代，因為理學家以天下為己任，而他們所謂治天下，並不是專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會，在他們看得是很要緊的。他們在鄉裏之間，往往能提倡興修水利，舉辦社倉等公益事業。又或能改良冠婚喪祭之禮，行之於家，以為民模範。做官的，亦多能留意於此等教養之政。他們所提倡的，為非為是，姑置勿論，要之不是與社會絕緣的。入清代以後，理學衰落，全國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據。考據之學，是與社會無關係的。次之，則有少數真通古典主義文學的人，其為數較多的，則有略知文字，會做幾篇文章，幾首詩，寫幾個字，畫幾筆畫的人。其和社會無關係，亦與科舉之士相等。總而言之，近代的讀書人，是不甚留意於政治和社會的事務的。所以海通以來，處從古未有的變局，而這一個階級反應的力量並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時，則處土橫議，早已風起雲湧了。
士子而外，還有一種不事生產的人。此等人，在鄉裏則稱為無賴，稱為地痞，稱為棍徒，出外則稱為江湖上人，即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亦即古代所謂豪傑、惡少年等。此等人大抵不事生產，其生活卻較一般平民為優裕。其進款的來源，則全靠其一種結合，因而成為一種勢力。於是（一）或者遇事生風，向人敲詐。（二）則做犯法的事，如販賣私鹽等等。（三）或且為盜為賊。此等人和吏役大抵有勾結，吏役又有些怕他，所以在政治上，很難盡法懲治。在秩序安定之時，不過是一種遊食之人，在秩序不安定之時，即可起而為亂，小之則盤踞山澤，大之則就要攻劫州縣，成為叛徒了。曆代的亂事，其擴大，往往由於多數農民的加入，其初起，往往是由此等人發動的。中國的平民是無組織的，此等人卻有組織，所以英雄豪傑，有誌舉事的，亦往往想利用他們，尤其是在異族入據之世。但此等人的組織，根本是為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的。其組織雖亦有相當的精嚴，乃所謂盜亦有道。盜雖有道，其道究隻可以為盜，真要靠他舉行革命事業是不夠的。
一般的風氣，家族主義頗為發達。人類在較早的時代，其團結大概是依據血統的，當這時代，治理之權，和相生相養之道，都由血緣團體來擔負，是為氏族時代。後來交通漸廣，交易日繁，一團體的自給自足，不如廣大的分工合作來得有利，於是氏族破壞，家族代興。中國的家族，大體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為範圍，較諸西洋的小家庭，多出上父母一代，間有超過於此的，如兄弟幾房同居等，其為數實不多。此等組織，觀念論者多以為其原因在倫理上，說中國人的團結，勝於歐美人。其實不然，其原因仍在經濟上。（一）因有些財產，不能分析，如兄弟數人，有一所大屋子，因而不能分居是。（二）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則小家庭中，人口太少，在經濟上不足自立。譬如一夫一妻，有一個害了病，一個要看護他，其餘事情就都沒人做了。若在較大的家庭中，則多少可借些旁人的力，須知在平民的家庭中，老年的父母，亦不是坐食的，多少幫著照顧孩子，做些輕易的事情。（三）慕累世同居等美名以為倫理上的美談，因而不肯分析的，容或有之，怕究居少數，但亦未必能持久。凡人總有一件盡力經營的事情，對於它總是十分愛護的。中國人從前對於國家的關係，本不甚密切，社會雖互相聯結，然自分配變為交易，明明互相倚賴之事，必以互相剝削之道行之，於是除財產共同的團體以內的人，大率處於半敵對的地位。個人所恃以為保障的，隻有家族，普通人的精力，自然聚集於此了。因此，家族自私之惰，亦特別發達。（一）為要保持血統的純潔，則排斥螟蛉子，重視婦女的貞操。（二）為要維持家族，使之不絕，則人人以無後為大戚。因而獎勵早婚，獎勵多丁，致經濟上的負擔加重，教養都不能達到相當的程度。（三）公益事情，有一部分亦以家族為範圍，如族內的義田、義學等是。（四）因此而有害於更大的公益。如官吏的貪汙，社會上經手公共事業的人的不清白，均係剝削廣大的社會，以利其家族。（五）一部分人，被家族主義所吞噬，失其獨立，而人格不能發展。尤其是婦女，如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因而不施以教育，反加以抑壓錮蔽之類。總而言之，家族製度和交換製度，是現代社會的兩根支柱，把這兩根支柱拉倒了，而代以他種支柱，社會的情形就大變了。
鄉土觀念亦是習慣所重的。（一）因交通不便，各地方的風俗，不能齊一，尤其言語不能盡通。（二）而家族主義，亦本來重視鄉土的。因為家族的根據，總在一定的地方，而習俗重視墳墓，尤屬難於遷移之故。因此離開本鄉，輒有淒涼之念，雖在外數十年，立有事業，仍抱著“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的思想，總想要歸老故鄉，而屍棺在千裏之外，亦要運歸埋葬。此於遠適異域，建立功業，從事拓殖，頗有些阻礙。羈旅之人，遇見同鄉，亦覺得特別親近，隻看各地會館的林立，便可知道，此於國族的大團結，亦頗有妨礙。後來旅外的華僑，雖在異國，仍因鄉貫分幫，即其一證。
中國人是現實主義的，不甚迷信宗教。其故：因自漢以後，儒教盛行，儒教的宗旨，係將已往的時代，分為三階段。（一）在部族公產之世，社會內部，絕無矛盾，對外亦無爭鬥，謂之大同。（二）及封建時代，此等美妙的文化，業經過去了，然大同時代的規製，仍有存留。社會內部的矛盾，還不甚深刻，是為小康。大同、小康之名，見於《禮記·禮運》。（三）其第三個時期，沒有提及，我們隻得借《春秋》中的名詞，稱之為亂世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為三世：（一）據亂而作，（二）進於升平，（三）再進於太平，明是要把世運逆挽至小康，再挽之大同的。太平大同的意義，後世已無人能解，小康之義，儒書傳者較詳，後人都奉為治化的極則。其實儒家的高義，並不止此。其說法，還是注重於社會組織的。想把事務件件處置得妥帖，使人養生送死無憾。儒教盛行，大家所希望的，都在現世，都可以人力致之。所以別種宗教，所希望的未來世界，或別一世界，靠他力致之的，在中國不能甚占勢力。雖然如此，人對現世的觖望，總是不能無有的，於是有道、佛二教，以彌補其空隙。（一）儒教的善惡報應，是限於現世的，延長之則及於子孫，這往往沒有應驗，不能使求報的人滿足。佛教乃延長其時間而說輪回，另辟一空間而說淨土，使人不致失望。（二）高深的哲學，在中國是不能發達的，佛教則極為發達，可以滿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欲。（三）其隨時隨地，各有一神以臨之，或則係屬善性，而可以使人祈求；或則係屬惡性，而可以使人畏怖；則自古以來，此等迷信的對象本甚多，即後來亦有因事而發生的，都並入於道教之中。前者如各地方的土地、山川之神；後者如後世貨幣用弘，則發生財神，天痘傳染，則發生痘神等是。中國宗教，發達至此，已完全具足，所以再有新宗教輸入，便不易盛行。
以上所說，係就通常情形立論。若在社會秩序特別不安定之時，亦有借宗教以資煽惑的，則其宗教，迷信的色彩，必較濃厚，而其性質，亦不如平時的宗教的平和，曆代喪亂時所謂邪教者都是。
以上是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輪廓。總而言之：
（一）當時中國的政治，是消極性的，在閉關時代，可以苟安，以應付近世列國並立的局麵則不足。
（二）當時中國的人民和國家的關係是疏闊的，社會的規則都靠相沿的習慣維持，所以中國人民無其愛國觀念，要到真有外族侵入時，才能奮起而與國家一致。
（三）中國社會的風俗習慣，都是中國社會的生活情形所規定的，入近世期以後，生活情形變，風俗習慣亦不得不變。但中國疆域廣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響不一致，所以其變的遲速，亦不能一致，而積習既深，變起來自然也有相當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