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文皆擅的文學家歐陽修
曾棗莊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但他出生在四川，景德四年（1007）其父歐陽觀任綿州（今四川綿陽）軍事推官，他就在這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生在綿州。江西、四川在宋代都各出了很多文化名人，而歐陽修是應該由兩地分享其榮耀的。
歐陽修一生經曆了北宋兩次革新，他是慶曆新政的核心人物之一，是王安石變法的目睹者。他一生經曆了由學西昆體到反西昆體的過程，成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
在天聖八年（1030）二十四歲進士及第以前，他的生活是比較貧寒的，為了應試，他不得不學時文。他“四歲而孤”，大中祥符四年（1011），父親卒於泰州（今屬江蘇）任上。年僅二十九歲的母親鄭氏，隻好帶著他投靠擔任隨州（今湖北隨縣）推官的叔父歐陽曄，遂定居隨州。家貧無錢買紙，母親就以荻畫地，教歐陽修讀書練字。無錢買書，歐陽修就借書抄誦。當地大姓李氏子亦好學，修常遊其家，在他家覓得韓愈文六卷，讀而愛之。他在《記舊本韓文後》中說：
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意，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憶）劉（筠）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嚐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複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幹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誌。
可見，歐陽修在十七歲“試於州”以前就愛上了韓文，但還不得不學風靡一時的西昆體時文。這次應試所作的《左氏失之誣論》，中有“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外蛇鬥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之句，就是典型的四六文，“雖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傳於時”（魏泰《東軒筆錄》）。其後雖已決心“盡力於斯文”，但在進士及第以前，畢竟“未暇學”韓文。他在《蘇氏文集序》中說：“子美（蘇舜欽）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相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蘇舜元）及穆參軍伯長（穆修）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這表明當時已有不少人在倡導古文，但昆體之風仍占優勢。歐陽修雖已決心致力於古文，但還沒有付諸實踐。
從天聖九年（1031）二十五歲入仕至慶曆五年（1045）三十九歲知滁州，是他積極參與政治革新和詩文革新，並兩度遭貶的時期。
歐陽修一生從事詩文革新有三個高潮。第一次就是在天聖末、明道年間，他初入仕途，擔任西京留守推官時。“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賢”。說來也巧，這時擔任西京留守的相公正是西昆體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錢惟演，恰恰在他周圍集中了一批反西昆體，從事詩文革新的士子。依據歐陽修所寫的《書懷感事寄梅聖俞》，就有梅堯臣、謝絳、尹洙、尹源、富弼、王複、楊愈、張先、孫延仲等人。“逢君（梅堯臣）伊水畔，一見已開顏。未暇謁大尹（錢惟演），相攜步香山”。歐陽修到西京留守推官任，不是首先去謁見“大尹”，而是同梅堯臣去遊山玩水，但錢惟演並不以為無禮。據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錢惟演於府第起雙桂樓，命歐陽修、尹洙作記。歐文先成，凡千餘言，尹洙僅用五百字，修服其簡古，“自此始學為古文”。歐陽修自己也說：“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尹洙）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記舊本韓文後》）。在《與荊南樂秀才書》中，他回顧了自己由作時文到作古文的過程：“仆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悅於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采，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穿蠹經傳，移此儷彼”，正是西昆體作家的典型特征。他怎樣“大改其為”呢？這就是堅持作古文，不作“移此儷彼”四六文：“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複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答陝西安撫使範龍圖辟命書》）。“於職當作”四六文而不作，而與尹洙之徒“相與作為古文”，但錢惟演並不以為忤。相反，錢惟演還經常與這群文士或宴於後園，或同訪水南隱士。有時他不能同遊，待這群文士歸來，還“遣廚傳歌妓”迎勞，並“傳言曰：‘山行良苦，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勿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如此！（《邵氏聞見錄》）”寬容，是文化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如果當年錢惟演隻允許他這群幕僚對他亦步亦趨，隻能作昆體詩文，也許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勝利，還會推遲若幹年。
這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史上值得追憶的一次興會：“君吟倚樹立，我醉欹雲眠……共題三醉石，留在八仙壇。”（《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但好景不常：“樂事不可極，酣歌變為歎。”（同上）不久，錢惟演被劾南遷，梅堯臣赴開封應禮部試，他也秩滿還京，被任命為館閣校勘。當時範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景祐三年（1036）範仲淹上《百官圖》，坐譏刺大臣，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餘靖、館閣校勘尹洙論範仲淹不當貶，亦坐貶。諫官高若訥詆請範仲淹，以為當黜，歐陽修作《與高司諫書》以責之。這篇文章行文曲折，語言幽默，筆鋒犀利，“可以折衝萬裏”（黃庭堅《跋歐陽公紅梨花詩》），表現了歐陽修嫉惡如仇的精神，頗能代表歐陽修早期散文所取得的成就。高若訥上其書於朝，歐陽修也被貶為陝州夷陵（今湖北宜昌）令。他在夷陵所作的《新營小齋》詩中寫道：
微生慕剛毅，勁強早難屈。
自從世俗棄，常恐天性失。
可見歐陽修在政治上遇到挫折時，很注意保持自己“剛毅”、“勁強”的“天性”，而第一次貶官也確實沒有磨掉他的不屈性格，當康定元年（1040）他被召還朝，複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後，他仍遇事敢言。慶曆二年（1042），契丹遣使求關南地，呂夷簡薦富弼報聘，他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接著又作《準詔言事上書》，極陳時弊，仍不失當年的鋒芒。仁宗鑒於對西夏用兵失利和京東京西兩路民變紛起，任範仲淹為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歐陽修、王素、餘靖、蔡襄為諫官，推行慶曆新政。這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史上的又一次大聚會。範仲淹指責西昆派的末流“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唐異詩序》）。在慶曆新政期間，他針對“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的時弊，主張“精貢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製。與歐陽修同科進士及第，以作反西昆、斥佛老的《怪說》聞名於時的石介，時任國子監直講，作《慶曆聖德頌》歌頌新政，稱頌範仲淹、富弼為“一夔一契”；稱頌歐陽修、餘靖“萬裏歸來，剛氣不折”。這時，蘇舜欽、梅堯臣亦在京。蘇舜欽以範仲淹薦，時任集賢校理監進奏院。梅堯臣罷湖州監稅任，在京待調。歐陽修在《水穀夜行寄子美聖俞》詩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