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1975年，瑪麗申請並如期獲得了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錄取通知書，這實在是令人振奮不已的消息，瑪麗真有點欣喜若狂了！瑪麗知道，在世界頂級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是一種榮耀，更是人生難得的經曆，是她攀登學術高峰的新起點，而且這個起點，對多數人來說，可遇而不可求。
當時，英國政府又恰好給了瑪麗一個月的獎學金，資助她到英國自然資源研究所（NaturalResourcesInstitute）、大英博物館及牛津大學進行調研。瑪麗正好也利用這次機會，提前感受一下英國的環境。
瑪麗來到了牛津大學，多雨偏陰的英國天氣，並沒有讓瑪麗感到壓抑，行走在牛津古樸而又飽含歲月洗禮的校舍中，教授和學生們臉上掛著的那種淡定、超然的氣質令她羨慕不已，她暗自告訴自己，很快，我也會走在他們的中間……無疑，牛津大學所內蘊的那種學術氛圍正是她所最為中意和向往的。
在牛津大學的調研開展得很順利，這令瑪麗感到特別愉快。她意識到自己的適應能力很強，雖然是在英國調研，但自己以往的學術積累還是發揮了關鍵作用，自信心油然而生。期間，瑪麗還見到了她未來的博士生導師，導師欣喜地將他這個來自烏幹達的女學生引薦給所在院係的師生們認識，瑪麗還被邀請參加了老師和同學的一次聚餐，聚會更是讓瑪麗找到了一種久違的歸屬感。在牛津的所見所聞無疑是愉快的。那裏的學習和生活環境真的是無可挑剔，那裏的一切讓瑪麗慶幸不已，也心動不已，她覺得自己找到了攻讀博士學位再理想不過的院校。調研結束，離開牛津這座大學城，她想她一定會再回來的，開始她在牛津攻讀博士學位的生活，那時，她也將從牛津的過客轉為牛津的主人了。
就在將要返回烏幹達的前兩天，她經轉倫敦，順路去看望了當時在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一位女同學，她們在馬凱雷雷大學同期就讀。然而，在女同學那兒停留的那一兩天，卻從根本上動搖了瑪麗返回牛津攻讀學位的念頭。
瑪麗的這位女同學來自肯尼亞，隻身一人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寫作的壓力遠比預期要大，答辯一再延期，讓這位女同學焦慮不已；而最讓她痛苦的是，自己的孩子和丈夫都留在肯尼亞，一家人長期處於分離之中，丈夫身體又出現了健康問題，天各一方，哪一方的生活都不容易。這位肯尼亞女同學對家人思念之痛苦，對養育兒女缺席之愧疚，讓瑪麗預見到了自己及家人為其即將在牛津讀書所要作出的犧牲。
回程的路上，瑪麗陷入了選擇的兩難之中。她反複權衡問自己：“已經有了碩士學位，拿博士學位是必然的。如果有一天我拿到了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卻發現家人因為我的離去，過著並不完美、不幸福的生活，我難道會心安嗎？我一定會感到遺憾和愧疚的。孩子們不能沒有母親，丈夫不能沒有妻子。”這樣想著，她心中的答案漸漸明晰了。
回到坎帕拉的家，她欣喜地和家人分享在英國的見聞。同時，她也很認真地把自己的考慮同丈夫進行了溝通。納森知道瑪麗是要強的女人，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困難，他還是特別支持瑪麗在世界名校取得學位，並開玩笑說，這會讓他家族的姓氏也能鍍鍍金。她最終還是放棄了去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而是選擇留在馬凱雷雷大學讀博。
在瑪麗看來，對於一個既為人妻又做人母的大學老師和科學研究者來說，要不間斷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在事業與家庭之間找到平衡。之所以說是“不間斷”，是因為這種平衡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後來，瑪麗在印度開會，當地學術機構邀請她留下來在印度工作，她也婉拒了。
當然，很多時候，瑪麗也選擇了為教學與研究暫時犧牲對家人的陪伴。1990年，瑪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沒有在家過聖誕節，因為她要去英國自然資源研究所做一段時間的訪問學者，以最後完成她的博士論文。而當時，她的大女兒正在準備一次重要的考試，瑪麗最終還是不得不缺席，沒能陪女兒度過那段對她頗為重要的日子。也有很多次，為了參會或做野外調研，她不能在家人需要她的時候在場。
回憶起自己放棄牛津讀博的選擇，瑪麗並沒有多少遺憾。她說，“我沒有拿到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但幾個孩子都獲得了非常好的教育並在事業上有所成就，而我自己本身的事業也並未因此失去什麼。”的確，瑪麗的三個孩子都獲得了良好的大學教育，並且有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大女兒在烏幹達殼牌公司（ShellUganda）做會計師；二女兒學醫，是Yumbe醫院的醫生；兒子學習法律，成為了一名職業律師。
馬凱雷雷大學的第一位動物學女教授
瑪麗是個做什麼愛什麼的人，她特別喜歡自己所從事的研究。她本科學習的是動物學和植物學，當時有一位英國教師講授動物學這門課，瑪麗對他的課堂教學特別感興趣，於是選擇了動物學。瑪麗的碩士和博士都是學動物學，並在英國阿伯丁大學（UniversityofAberdeen）進修培訓。
瑪麗的博士論文是關於“環境學土壤微生物之於土壤質量”的研究。事實上，關於土壤微生物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個空白。多數的動物學家和環境學者會去觀察顯而易見也相對容易觀察的動物，比如大象、猩猩等。瑪麗另辟蹊徑，希望通過對土壤微生物研究，對烏幹達這樣一個農業國家的農業生產有所貢獻。她的博士課題研究需要做很多的觀察實驗，如借助顯微鏡觀察微小動物對土壤的影響等。通過反複的實驗和比對研究，她提出，土壤動物的多樣性和密度的變化與土壤質量的變化密切相關，土壤微生物在多樣性和密度分布方麵的減小，會不同程度地影響土地的質量。
博士畢業後，瑪麗也曾經研究過土壤動物對於農作物生長的影響。通過比較研究，她發現，土壤動物的稀薄和分配狀況，會對農作物生產帶來重要的影響。例如，某一地區土壤動物種類多元且數量豐富，土壤就會相應地有利於農作物生長。她就此還做了一項關於土壤生產力的比較實驗。實驗是選取一塊土地，先控製土地土壤動物的數量和密度，然後對土壤施肥，比較缺乏土壤動物的土壤與缺乏土壤動物但施有肥料的土壤在生產力方麵的差異。研究結果發現，土壤動物的豐富性和密度，對土壤的質量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實驗效果特別明顯，她的研究假設得到了科學印證。
土壤動物研究需要特別的投入。有的時候，瑪麗為了做研究，要到森林裏去做實地調研，有時會在野外一連工作幾個星期。在森林裏進行研究的時候，隨時都可能遭遇各種危險，因此，進入森林地帶要穿膠質的高邦靴，以防遇蛇咬或者是被荊棘刺破腳。好在，她一般都有研究助手同行，不是一個人單槍匹馬。有一次，她在森林中做研究，研究得太專注了，轉身間突然發現一條眼鏡蛇就在腳旁邊，頓時嚇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所措。多虧她的研究助手反應機敏，把手中口哨扔出去，蛇撲向那個口哨，而瑪麗向相反的方向飛速跑開，躲過了一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雖然沒有被蛇咬到，但自那以後，野外調研時，瑪麗總是心有餘悸。
時間飛逝，在馬凱雷雷大學工作了29年的她，於1998年獲得了馬凱雷雷大學教師“長期貢獻獎”。1999年，她如願晉升為全職教授，那時她已年近50。雖然職稱晉升比一些男老師要稍晚些，但她卻是馬凱雷雷大學第一位動物學女教授，同時，她還是令人羨慕的倫敦皇家昆蟲學會會員以及烏幹達國家科學院研究員。自1973年開始在馬凱雷雷大學從教後，她一直在教學和科研領域孜孜以求。她一直教授本科生及碩士生關於動物學、生態學方麵的課程，包括與另外一個學院聯合開設植物學課程。同時，作為導師，她還要指導學生論文，並開展相關研究。她以研究員及研究團隊牽頭人的身份，參加並主持了多個研究項目，發表了一批具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
她在生態及自然資源管理領域的學識和積累，使她贏得了多方機構的認同和嘉獎，如被劍橋國際傳記中心（InternationalBiographicalCenterofCambridge）授予環境研究領域1997/1998年度國際傑出女性，她同時也被聘為多個發展項目的顧問。在烏幹達，她在社區、區域和國家的多家委員會及董事會兼有職務。例如，她是烏幹達野生動物保護協會會員、烏幹達環境保護信托委員會會員及國家環境管理局顧問專家，等等。憑借在科學研究領域作出的貢獻，同時作為烏幹達為數不多的女科學家，她已成為烏幹達科學領域的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代表性人物。
在非洲，瑪麗教授還兼任非洲土壤科學學會理事、熱帶土壤生物學與土地肥力研究非洲協會的聯絡官以及東非野生動物協會理事會副主席。在國際上，她曾任“國際熱帶土壤生物學管理委員會與土地肥力計劃項目”（theInternationalBoardofManagementoftheTropicalSoilBiologyandFertilityProgramme，TSBF）的主席（1998-2001），以及由GEF及環境規劃署就七個熱帶國家實施資助的“土地可持續生產及生物多樣性項目”的全球指導委員會主席（2004-2005），她同時也是該項目的全球顧問委員會成員。
六、從政篇
烏幹達“國際勞動婦女節”的始倡者
在烏幹達以及非洲很多國家，女性長期以來被社會邊緣化。瑪麗校長在學界及高等教育管理領域取得的成就是鮮為人見的，再次證明了女性可以通過接受教育和自身的努力，從較低的社會階層中脫穎而出，改變命運。同時這也足以說明瑪麗校長一路走來的辛苦。的確，她一路都是紀錄的打破者。但她打破的這些紀錄，不僅僅在於改變她自身的命運，她也曾為改變烏幹達婦女的命運而奔走。
瑪麗在學術界取得的成就足以讓她感到自豪，但她的成就遠遠不止於此，她同時還是個出色的社會活動家。瑪麗在大學讀書和任教期間一直都積極參與女性賦權活動。從小到大，作為女性的她，深感性別原因在其自我發展中的種種障礙和限製；身為人母、人妻，她也越發能體會到職業女性在事業發展中要麵對的多重挑戰；從中學到大學，在女生中卓爾不群的經曆和自信，讓她深感賦權女性的社會責任與時代意義；同時，她知道自己有著潛在的領導力，希望發現和實現自我並惠及社會。
1982年，作為馬凱雷雷大學的講師，瑪麗做出一項重要決定，她向學校提出停薪留職兩年的申請，並得到校方的批準。隨即，她開始一項全新的工作，即作為時任執政黨黨內女性事務秘書處秘書長，負責全國女性工作，這是執政黨負責女性事務的最高職務。顯然，這是一項與教書、科研完全不同的職責。但瑪麗希望挑戰自己，並有所成就，她最樸素的初衷就是為烏幹達女性事業發展而工作是值得的。那時，她的丈夫也在政府的一個部委任副部長。同在政府兼任要職，夫妻間的理解也就更為深厚了。
1983年，瑪麗作為大會主席，主持了馬凱雷雷大學承辦的“2002年國際跨學科世界婦女年度大會”（InternationalInterdisciplinaryWomen'sWorld2002Congress），大會的主題是“性別世界：贏得與挑戰”，有2000多位代表參會。同年，瑪麗同其他幾位職業女性發起並成立了烏幹達婦女金融信托組織（UgandaWomen'sFinanceTrust），從經濟上對數千名烏幹達婦女提供資助。這項工作堅持下來，改變了不少女性個人與家庭的命運。
長期以來，烏幹達的婦女淳樸能幹，但地位低下，她們迫切需要改變命運。瑪麗之前在報紙上就看到其他國家慶祝“三八婦女節”的新聞，當時她就在想，要提升烏幹達婦女的家庭及社會地位，首先要改變傳統觀念，但觀念的改變確實是最難的一部分。她想，是不是烏幹達也可以通過慶祝“國際勞動婦女節”的活動，促進全社會不斷思考女性問題，提高社會性別意識呢？於是，在烏幹達發起慶祝“國際勞動婦女節”的想法列入了她的工作日程。她開始多方奔走，並策劃此次慶祝活動。當時，很多人覺得這樣的節日最多隻是個噱頭，沒有實際意義，1983年慶祝婦女節的計劃無果而終。
好事多磨，瑪麗從來都認為，做任何事，其“可能”與“不可能”之間的差別取決於個人的決心、毅力與專注程度。為了把婦女節的活動做起來，讓“不可能”成為“可能”，她不遺餘力，積極聯係烏幹達國內不同領域的女性，包括與全國婦女協會攜手，一同策劃下一年度的首慶。在活動說服和策劃中，她認識到由上至下推動該活動的必要與力度。於是，她與全國婦女協會的負責人一同前往總統府，拜見了當時的第一夫人米裏亞·奧博特（MiriaObote），期待得到她的支持。她們向第一夫人詳細解釋了婦女節慶祝活動的目的和活動內容，具體到在婦女節前一周裏所安排的連續性宣傳活動，以求獲得最廣泛的社會關注。第一夫人對她們的倡議給予了高度肯定，這讓她們備感鼓舞。
為了把慶祝活動搞得更富感染力，瑪麗提出要專門創作一首為婦女節而作的歌曲。為此，她親自找到馬凱雷雷大學的一位音樂教授為婦女節譜曲。為她的誠意所感動，教授欣然相助，並與學生一同完成了《婦女節之歌》的創作。
有誌者，事竟成。1984年3月8日，婦女節慶祝儀式在國會舉行。時任國家總統、第一夫人以及各部部長和議員們都參加並見證了這一曆史性的慶祝儀式。如願以償，1985年，烏幹達政府正式將3月8日定為烏幹達國家的法定節日。1985年7月，烏幹達第一夫人米裏亞·奧博特率團出席了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舉辦的“聯合國婦女十年”（UnitedNationsDecadeforWomen）活動告捷會議。瑪麗也作為重要代表隨團參會，在大會上，她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婦女代表一同回溯了各國女性發展取得的十年成就。瑪麗為自己所作出的努力而驕傲，也為烏幹達婦女發展而憂心。雖然烏幹達政局幾次易主，但國際勞動婦女節的慶祝活動從未改變、停止。每年3月8日，舉國慶祝婦女節的日子，也是瑪麗內心最感欣慰的時刻。
為女性發展而奔走
之後，瑪麗還發起並成立了“Namagunga老女孩協會”（NamagungaOldGirlsAssociation）。她還參加過多屆在中國舉辦的世界大學女校長論壇，並作為第四屆論壇的組委會成員，代表非洲高校女校長在大會上發言，帶來非洲女性對非洲女性發展問題的思考和展望。
在賦權女性的社會活動中，瑪麗從未止步。她後來還兼任過非洲女教育家論壇組織（FAWEUganda）烏幹達區域的執行主席，獲得了烏幹達“婦女金融信托”（UgandaWomen'sFinanceTrust）等組織授予的獎項。1999年，瑪麗被烏幹達非洲女教育家論壇組織評為“傑出女性代表”。
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再到工作崗位，瑪麗一直都是各種組織的負責人，她一次次地證明自己有著潛在的領導力。但在瑪麗看來，當一個人逐漸被賦予更多責任的時候，他也就有了更多鍛煉的機會，個人潛在的才能才能得以提升、展示並獲得認同，人們就會給你更多的機會，從而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提升。
七、建校篇
動蕩中籌建古盧大學的副校長
2001年，瑪麗開始了她在馬凱雷雷大學的另一項特殊工作。在教書和科研的同時，她成為了教育部選定的北部古盧大學（GuluUniversity）籌建專責小組的成員之一。在馬凱雷雷大學內林肯樓公寓租用的一間辦公室裏，她與另外三位同事開始了烏幹達北部古盧大學的建校籌備工作。古盧大學是烏幹達第四所公立大學，當時因國內及周邊國家局勢動蕩，籌建工作前後持續了兩年。
事實上，1986年，穆塞韋尼政府執政烏幹達後，前政府軍退至北方，分散為多股叛軍繼續戰鬥，層出不窮的武裝集團割據國內各大族群。而建於1987年初的“聖靈抵抗軍”，為報複政府軍的打擊，在烏幹達北部地區不斷襲擊平民，還進行綁架以增加兵源。這一情況特別嚴重，學齡兒童也經常會被綁架充軍，北部地區一些學校的孩子下午放學後都不敢回家，而是在學校附近寄宿過夜，早上天亮時再回家。
2002年，鑒於北部地區動蕩不安的局勢，政府征求古盧大學籌備委員會的意見，是否等局勢穩定之後，再到北部地區開始大學的籌建工作，但籌委會還是決定在衝突中開始實地建校籌備工作，以期盡快擴大北部地區高等教育的輻射。2002年上半年，籌建辦公室落地古盧，古盧大學實地建校工作正式啟動，當年9月，古盧大學也迎來了第一批學生。2002年，還在學術休假期間的瑪麗臨危受命，出任古盧大學的首任副校長，她也因此成為烏幹達公立大學內的首位女性副校長。2003年初，冒著不可預見的危險，告別在坎帕拉的家人和朋友，瑪麗毅然啟程，奔赴古盧大學履新就職。
學校的籌建工作總是千頭萬緒，工作條件異常艱苦，資金匱乏，人力有限，創建工作比想象的還要困難，但這些還是能夠克服的。最讓人揪心的，還是險象環生的安全局勢。事實上，那時古盧大學所在的烏幹達北部地區暴力不斷，綁架、劫持、殘害、屠殺成為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深陷意外似乎是每個人都不能逃避的命運。
2003年5月的一個中午，在乘車回學校的路上，瑪麗遭遇了反叛分子的伏擊。有四個埋伏在草叢中、手持槍械的家夥，向他們的行車揮手示意，要他們停車接受檢查。然而，他們知道，車子一旦真的停下來，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緊急之下，瑪麗校長果斷地告訴司機“先減速”，司機於是放慢車速，但並未按綁匪的要求完全停下車。而當車子徐徐靠近綁匪、綁匪也覺得車子要停下來的時候，瑪麗校長朝司機大喊一聲“加速”！司機猛踩油門，車子從綁匪身邊猛地躥出去，全速駛離……有驚無險，他們逃過了一劫。
事實上，當時瑪麗校長的其他同事，不少也都遭遇過類似的危險狀況。這種人身安全隨時處於危險之中的境況，讓瑪麗和她的家人有著異常矛盾而又複雜的心情，焦慮與擔心時時困擾著他們。在瑪麗初到古盧的那段時間，瑪麗的丈夫有時會在周末去古盧看望她。出於安全起見，他們選擇乘坐飛機。古盧大學在坎帕拉北320公裏的古盧市，但陸路交通實在是吉凶難料，意想不到的事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而乘坐飛機的費用太高，校方也負擔不起，瑪麗隻有硬著頭皮通過陸路往返於古盧與坎帕拉之間。一次，晚上6點，瑪麗在大學校園外不遠處的街上用公共電話給丈夫打電話，聽到她的聲音，她的丈夫在電話那端就大喊起來，“你不要命了，怎麼這個時候還出學校來打電話？”危險的確存在，在瑪麗看來，有人就得要冒險，那怎麼辦呢？新的大學一定要建。
瑪麗在古盧大學主要負責學術及學科發展，此外她還要負責課程建設、教師聘用，包括兼職的老師和外請學者等工作。在建校之初，古盧大學首先建立了科學教育學院及人力資源係，並迎來了194名新生，後來逐漸開設了傳統的理科以及商科。2003/2004年度，學校醫學院建成；2004/2005年度，大學成立了農學院，瑪麗本人帶領團隊具體負責農業學科及課程的建設；2006年，古盧大學第一批學生畢業。
回憶起那段在古盧大學工作的日子，瑪麗說：“曾經在飽受戰火蹂躪的地區，帶領一個團隊開始古盧大學的建設，對我來說是對人生的一次測試和檢驗。這不單單是勇氣問題，所有人把他們的責任交付於我，上帝引領在前，我隻能將我的任務完成並做到最好。”
瑪麗在古盧大學的表現、貢獻和經驗積累得到了國家教育部的認可。2006年6月，她迎來了人生的更高平台——被任命為烏幹達東部布茨特瑪大學的女校長。她也由此成為了烏幹達有史以來公立大學體製內的第一位女校長。2007年，年近六旬的瑪麗校長告別了為之奮鬥四載的古盧大學，離開了她曾不惜冒著生命危險而終於開墾出的北部高教事業的那片土地，來到了位於布茨特瑪的前國家農業機械學院，走馬上任，開始另一所大學的籌建工作。
瑪麗校長出生在烏幹達東部，東部曾有著她清苦但不無歡樂的童年時光，也有她努力讀書求學的少年記憶。作為烏幹達公立大學的首位女校長，也是烏幹達東部第一所大學的女校長，與其說她有著衣錦還鄉的榮耀，不如說她身載著開創東部高等教育使命之重負。她深知，在東部這樣落後的農業地區，開拓高等教育的艱辛與不易。這裏的經濟發展、地理位置與綜合的人文背景等等，實在是無法與首都坎帕拉相提並論，而創建多校區大學的探索更是舉步維艱。然而，教育改變命運，這是瑪麗校長最切身的感受，也是她願意放棄教學科研，轉型為高等教育管理者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她看來，一所大學就是一個地區的希望。
籌建並管理一所多校區模式的大學
烏幹達政府為了普及國家高等教育，早在1992年政府公布的《教育白皮書》中就提出擬定在東部地區建立一所公立大學，以促進東部地區的發展並給東部地區的年輕人創造獲得大學教育的公平機會。事實上，多校區的建製，是為了一種平衡。當政府宣布在東部地區建立一所大學的時候，東部的許多城鎮紛紛迫切要求在他們的所在地設立大學，各執一詞，爭執不下。為了平衡起見，也為了均衡帶動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多校區的建校模式最終被確定下來。
多校區是布茨特瑪大學的建校模式，類似於古盧大學，主校區設在位於布茨特瑪的國家農業機械學院。布茨特瑪大學2007年5月10日被正式批準建立，到2013年8月隨著大學醫學院的建立，布茨特瑪大學已建成了包括主校區在內的5個校區。而了解這所大學，了解瑪麗校長，首先要了解多校區的大學建製，這也是布茨特瑪大學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和理念，多校區的建製也決定了這所大學的辦學特色和發展規模。
2007年，瑪麗校長上任伊始，百廢待興。建校之初的挑戰是多方麵的，包括教學設施的配置、教學資金的籌措、師資的招募與儲備，而在東部廣大農村地區開展招生工作，有著諸多的不便及挑戰。此外，學校的位置並不在城鎮中心，而是在農村地區，這可以說是一項不利的因素，要把老師或學生吸引過來並不容易，交通不便是主要障礙之一。
當初，所有教師都居住在附近的城鎮，瑪麗校長也住在托羅羅。她每天都要往返於學校和托羅羅之間，加班晚歸是家常便飯。托羅羅地區的安全雖不像是北部地區那樣存在反政府武裝的威脅，但日常治安也不盡如人意。即便我們在2010年去訪問的時候，也被告知晚上最好在賓館內活動，不能外出；而所住賓館的保衛都是荷槍實彈，校長家也有持槍的保衛，社會治安可想而知。
身為瑪麗校長行政秘書的海瑞特女士，回憶起建校時的經曆說：建校之初，學校的辦公條件特別有限，校長就和其他高層職工在一個辦公室工作。辦公室不大，校長和所有人（差不多16個人左右，不到20人）共用一個辦公桌，共同討論工作計劃，推進工作。她和大家一起吃工作餐，一樣的飯菜，一樣的繁忙辛苦，一樣的孜孜以求……能成為瑪麗校長的秘書，她感到特別興奮和激動，內心也充滿了對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優秀女性的崇敬，但校長卻是出乎意料的平易，毫無架子。海瑞特覺得那段與校長同甘共苦的日子令她終生難忘。
布茨特瑪大學現已建成了五個校區，布茨特瑪校區是該大學的主校區，也是瑪麗校長辦公室的所在地。主校區的教學樓舍並不多，隻是為了滿足工程學院教學的需求。
布茨特瑪大學是一所以工科為主的高校，每個校區都有一個主導的學科特色方向。其中，Nagongera校區成立了科學與教育學院，農業與動物科學學院位於Arapai校區，自然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設在Namasagali校區，健康科學學院設在Mbale校區（在MbaleReferral醫院內），而計劃中的Pallisa校區和Kaliro校區將分別設立管理科學學院和職業教育學院。在建校的前四年，逐一建成了四個主要校區。經過努力，四個校區發展穩定，各自按著既定的校區主題教學方向有序發展。毋庸置疑，在烏幹達，建立多校區的高校教學模式，是瑪麗校長對烏幹達高等教育的一大重要貢獻。
然而，必須承認的是，雖然多校區的建校模式促進了東部高等教育的均衡分布，但這種多校區的教學模式也存在非常現實的挑戰。一方麵，每個校區規模較小，學科單一，學生數量有限，缺乏一種常規大學中所承載的校園文化氛圍；同時，每個校區都必須要設一個管理團隊，這樣就會出現重複建製的問題，給有限的學校經費帶來壓力。另一種挑戰就更為現實——來自於各校區之間的距離。學校的五個校區多數都不在主要的城鎮中心，而是分布在郊區，多數校區離中心城鎮要有十幾甚至幾十公裏；而校區之間也是有一定的距離，比如最遠的校區離主校區就有160公裏。因此，創新管理模式，在各校區之間做好平衡與協調，成為瑪麗校長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為此，瑪麗校長提出了“校務會校區輪轉製”，以求在多校區管理模式的基礎上，實現平衡與協調。具體做法是：按計劃，確定每個月有一次校務會，在不同校區輪流召開，並進行現場辦公。這樣，各分校區就不會抱怨他們被忽視了。這樣做不但可以對每個校區工作有實地的感受與了解，同時還會促進不同校區之間的交流，促進多個校區的身份統一與歸屬。對於瑪麗校長來說，這的確要考慮管理上保持平衡的藝術，而這也的確是一個非常具有創新性的校園管理方式。
但這又帶來新的問題，即交通費用及管理成本的壓力。開會總是在四個校區之間輪轉，其他校區的高層管理者就要定期往返於其他三個校區之間，交通支出成了一筆不小的費用。此外，瑪麗校長還要每個月到各校區一次，進行現場辦公。在瑪麗校長看來，雖然交通上的花銷比較大，但這一管理模式對於多校區的大學來說非常必要，因為每個校區都能夠照顧得到，而不同校區之間又能夠相互了解，形成一個相互促進、取長補短的管理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