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最弱勢的他們，不要輕易說“不”
觀察與批評
作者：殷亞楠
農民工、下崗職工等通常被認為是弱勢群體。這些本已弱勢的人們，如果家裏有人患上白血病、尿毒症之類的大病，一家人會淪為弱勢群體中最弱勢無助的那部分。原本就難以維持一般生活標準的他們，因為治病，家庭經濟被迅速拖垮，欠下外債，生活往往難以為繼。而這樣一類人群，往往是向媒體求助最多的。當他們向媒體求助時，媒體人不要輕易說不，“不好報道”不應成為拒絕的理由。因為媒體的關注成了他們最後的希望，如果連媒體都不給他們施以援手，這些人就真的對社會絕望了。
由於無意和有意的忽視，他們隻能等待
有不少困難群眾打電話請求媒體關注，但隻有很少一部分能得到報道。是什麼造成了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為媒體版麵或時長有限，希望被關注救助的人太多，媒體報道不過來；可能是因為這些線索需要和其他線索在線索庫裏“競爭上崗”，如果不具備一眼就能看到的新聞價值，記者便不會主動采用這樣的線索；可能是采訪這類新聞特別需要耐心才能挖掘出背後的故事，而這與記者背負的時效性壓力存在矛盾；可能是相當一批報道出來後社會反響不大，沒使當事人及其家庭得到徹底的幫助，媒體人感到無奈、無力……隻是，這些原因，在社會其他人眼中、尤其是要求被關注的弱勢群體那裏，會被看成媒體不作為的借口。
關注，踏出踐行社會責任的第一步
這些被大病重創的家庭，往往走投無路才想到求助媒體，媒體的關注就是他們的希望所在。一般來說，他們應該由社會保障製度提供最基本的援助，由醫保等政策提供其治病的經濟支持。但是，我國仍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保障製度和體係還不夠健全。一些受大病重創家庭的報道，尤其是一些被報道對象的成功獲救，激發了其他有類似情況的弱勢群體的求助信心。而這種求助的信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對一家媒體的信任。正因為相信媒體，才會向其求助。一家媒體的社會影響力越大，向它求助的最弱勢群體便越多。有了這種信任，利用好這種信任，媒體才能走得更遠，積累更大的社會影響力。如果媒體人無視這些最弱勢群體的求助，一次、兩次、十次、二十次……長此以往，就會損害媒體在人們心中的形象。
美國學者克裏斯蒂安在其著作《媒介公正：道德倫理問題真的不證自明嗎？》中曾經提到：“對於尋求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媒體來說，測試的標準是看它是否能夠認真對待那些最被疏遠的人們。”對待受大病重創的最弱勢人群的態度，正是考量一個媒體社會責任感高低的天平。因為，在實踐中，沒有任何新聞法律法規和行業指標，去嚴格要求媒體必須對這些弱勢群體做出多少篇、什麼樣的報道，也沒聽說哪家媒體內部有任何指標來考核每年、每月一名記者、一個欄目要做多少篇有關弱勢群體的報道。麵對向媒體求助的最弱勢群體，如何做是由媒體人自己做出的選擇。
媒體擁有話語權，便對應著相應的社會責任。媒體不是醫療機構、不是慈善基金會，不能夠給大病患者提供救治或直接的經濟扶助。麵對這樣的訴求，媒體能做的隻是關注。不管有沒有切實從經濟上幫助到當事人，給予了關注、進行了報道，就是媒體實現了自身價值、承擔了社會責任的實際行動。
尋找好角度，發掘好故事
媒體對最弱勢群體的幫助，能做的主要就是關注，但怎樣關注是門高深的學問。在幾年的實際工作中，筆者經曆過缺乏經驗、不能幫助到大病患者的無奈，也做出過一些關於因大病重創的家庭的報道。
2012年12月，筆者采訪山東省千佛山醫院的一名年輕職工，寫出了《為老人治病花費70多萬元，獨生子一人承擔壓力“為母親治病，再難也堅持”》的報道。當時是一位同事提供了線索，這位同事有家人在千佛山醫院工作，聽說很多醫院職工都給這個小夥子捐款。筆者剛接觸到當事人時，發現並沒有讓人眼前一亮的新聞點，隱約感覺稿子寫不成了。因為采訪時當事人介紹的情況聽上去很普通——母親得了大病，花了六七十萬元，一個農村家庭欠下巨額外債，怎麼借錢、怎麼治療……雖然沒一下子看到新聞點，但想到對方的無助和麵對如此困境的樂觀，筆者仍堅持和當事人聊了許久，試著從與對方的交流中搜索方向。在當事人的單位談了一個多小時，也沒聊出什麼，又去他給母親租的房子那兒看了看，花了大半個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