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參與網絡謠言傳播的內在機理及引導
新媒體
作者：李桂芹
問題的提出
在眾多網絡謠言事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知識水平較高、媒介使用能力較強的大學生，成了很多網絡謠言的助推者，甚至是直接製造者。因而，研究大學生參與網絡謠言傳播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有關謠言的研究，國外大致形成了兩大視角：傾向個體主義的心理學視角以及傾向群體主義的社會學視角。①在我國，有關網絡謠言的研究大致形成了兩種路徑：其一，從網絡媒體的特征研究網絡謠言的生成機理；其二，從社會結構層麵研究網絡謠言。但從個體與群體關係層麵研究的尚不太多，本文在這方麵予以嚐試。
在概念上，“謠言”與“流言”、“傳言”較為相似，但“謠言”在動機上與“流言”、“傳言”存在本質區別，不過由於它們的最初動機難以確定，②再加上有些被稱為“謠言”的不確切信息，事後被證實確有其事。因此，本文將“謠言”、“流言”、“傳言”等統稱為“謠言”，並將“網絡謠言”界定為“在網民中廣為流傳的未經證實的對現實世界的假想”。
大學生參與網絡謠言傳播的內在機理
機理一：真相假定與風險預警。在全球風險社會的背景之下，規避風險成為最求理性的社會主體的日常選擇。但由於信息不對稱，普通民眾的信息比對和核實能力比較有限。雖然大學生在這方麵的能力相對較高，但由於事件的緊迫性和重大性，他們也很難核實信息。例如，2011年10月20日，重慶某大學生皮某某在百度重慶吧以“針ci事件居然鬧到重慶了”為題發帖，網民隨即瘋傳並引發民眾恐慌。該網民事後聲稱：在與母親的一次通話中得知，家鄉發生毒針紮小孩事件，母親一再叮囑注意安全，他將此信息發至論壇，本想好心提醒別人，沒想到給社會造成了負麵影響。
其實，對於這名學生而言，核實此信息是有極大困難的。從個體理性的角度而言，假定事實真相並進行風險預警，比不假定真相、不進行風險預警，所獲的收益要大，那麼“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就會產生。所以，他的行為在相當程度上是對社會風險的預警，但是，個體的理性往往會導致群體的非理性。
機理二：吸引眼球與身份重構。長期沉浸於“父愛文明”的大學生，代表著某種逆轉權力結構的新興力量，而以網絡為代表的新興媒體，賦予了他們重構社會關係的機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代際關係的文化反哺。然而，作為急欲衝破“父愛牢籠”的大學生群體，由於理性精神的不穩定和不成熟，在追求進步的過程中難免遭遇挫折。
例如，2013年7月2日，廣西一名剛畢業的女大學生在微博發帖稱：廣西藤縣新慶鎮非法開采稀土引發民眾抗爭，相關部門介入並朝民眾開槍，呼籲媒體關注。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熱議，但該消息嚴重失實。事後，該大學生稱為了引起關注，將道聽途說的信息加以編造形成了上述消息。此個案的發生，具有複雜的社會原因，首先，當地確實發生了官民衝突；其次，當地村民的利益訴求無果。而僅從大學生角度而言，她具有明確的環境公民意識，而且有為弱者維權的人文關懷意識，但是，由於理性精神的不足，采用了網絡謠言這種畸變的抗爭方式，盡管達到了引起公眾關注的目的，自己卻付出了不必要的代價。
機理三：焦慮傳染與後果無知。由於生態危機、食品安全、自然災害等事件頻發，增加了民眾對未來風險的感知和焦慮。大學生信息傳播能力強、對社會的變化敏感度高，而且近年來他們麵臨的升學、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在此情況下，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端，常常會誘發他們的焦慮情緒。但個體勢單力薄，而通過焦慮傳染可使問題引起集體重視。因為，網絡謠言可以促使個體消除疑慮，並讓集體來解決問題。另外，由於大學生對謠言後果的無知和對後果判斷的忽略，使謠言傳播並無多少前期的思量和阻攔。
例如，2013年4月25日，南京一名女大學生在微博散布“禽流感導致十多人死亡而且消息被隱瞞”的謠言。盡管有網民對其質疑，但她仍表示此消息為內部醫生所說。後經調查，該大學生今年即將畢業，自身對禽流感格外焦慮，但身邊人對其並不在意，為了讓他們重視，就編造了上述謠言，而且其本人之前對此行為的違法後果並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