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理四：“有罪推定”與逼迫回應。我國的社會結構向兩極分化，導致“仇官”、“仇富”、“仇壟”的怨恨情緒加重，並且波及大學生群體。在某些事件發生之後，大學生往往從個體情感體驗和刻板印象出發，對身份敏感群體進行“有罪推定”，而在網絡環境中這種推定的直接結果，就是網絡謠言的大肆生成和傳播。雖然“有罪推定”具有逼迫客體回應和澄清的作用，但它會對相關主體造成傷害，甚至加劇社會階層的對立情緒。
例如，2011年11月12日，有關“海師支教女學生被灌醉輪奸”的微博在各大網絡瘋傳，但經校方和當事人證實，此為謠言。而造謠者竟為兩名女學生的男同學。據他稱，主要是“替同學擔心，也為引起社會關注”。在此個案中，男同學對女同學具有安全提醒的“善意”，但對基層幹部純粹是“有罪推定”，其後果不單造成了對當事主體的傷害，而且使社會對立情緒加劇蔓延。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當下女大學生的安全及基層幹部的作風問題，也的確已成為一個亟待改善的社會問題，否則便不會有那麼多“女大學生被強奸”的網絡謠言。
對大學生參與網絡謠言傳播的有效引導
不管從何種角度來講，大學生都應該成為網絡空間中最為積極的力量。這不僅涉及大學生的健康發展，更關乎網絡公民社會的成熟。因此，對他們進行有效引導甚為必要。
其一，情緒疏導原則。由於社會結構的迅速分化，導致社會怨恨和焦慮情緒對大學生群體產生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除大力調整社會結構外，還應主動對大學生的心理情緒進行疏導，避免他們的心理世界出現大的震蕩。隻有大學生的情緒疏導取得有效進展，他們參與網絡謠言傳播的事件才會減少。
其二，理性表達原則。任何一個群體都有自身的利益訴求，大學生群體當然不能例外。如果他們的利益訴求通道被堵塞，網絡謠言就會以畸變的形式出現。因而，有關部門必須為大學生構建一個製度性的利益表達機製，培養他們理性表達的習慣，而不至於為引起公眾注意，編造和傳播網絡謠言。
其三，網絡素養原則。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對大學生群體進行了相對賦權。這種權利具有正麵的作用，但如果運用不當，便會對他人和社會造成極大的負麵影響。因此，有必要對大學生進行網絡媒介素養教育，提升他們理性運用網絡媒體的能力。尤其是要對網絡謠言的惡劣影響，以及造謠、傳謠必須承擔的責任，進行知識普及和態度引導。
其四，信息公開原則。大學生的公民意識日益高漲，對知情權的覺醒程度也越來越高。如果有關部門對涉及大學生利益的事件進行信息遮蔽，就會造成網絡謠言的傳播。所以，相關部門及時公開信息，提升權力運行的透明度，會有效抑製大學生造謠、傳謠行為的發生。
其五，信任培養原則。今天，我們對敏感身份群體還存在“有罪推定”的傾向。在這樣的情況下，相關部門應在大學生中積累和培養信任，使他們能夠感受到政府、學校及其他相關部門仍是這個社會最值得信任的主體。這樣不但能有效防止大學生參與網絡謠言，而且會使他們成為辟謠力量。
總之，大學生參與網絡謠言傳播，反映的是政府、社會及個體之間不良的互動關係。對待網絡謠言，必須綜合引導和應對，並堅持情緒疏導、理性表達、網絡素養、信息公開、信任培養等原則，方能取得實質性的效果。
【本文為作者主持的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項目“大學生網絡公民意識提高問題研究”（編號：2012SJD）及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重大科研項目“大學生網絡公民意識提高問題研究”（編號：JMZ）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王瓊劉建明：《謠言研究的方法論述評》[J]，《當代傳播》，2011年第4期
②周曉虹：《傳播的畸變——對“SARS”傳言的一種社會心理學分析》[J]，《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6期
（作者為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信息技術係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