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開始研製原子彈、做爆轟實驗的時候，我就想造X光機了。炸藥爆炸的原理是核材料往裏壓縮，達到一定限度，就引起爆炸。怎麼能夠知道在這短短的一瞬間，核材料壓縮的速度、溫度、壓力，以及其他物理參數呢？怎麼能夠知道裏麵的能量、密度的分布情況呢?我反複思考這個問題。
我認為，在核武器的研製中，必須掌握物理作用的全過程。要掌握全過程，首先要掌握核反應前的爆炸壓縮過程。要是有相應的照相設備，進行閃光照相，就可以看到清晰的圖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想了不少辦法，進行過多種嚐試。我首先想到的是用X光。那麼，怎樣探測X光呢?
我想到雲室照相，用它來試驗X光照相的效果行不行呢?我把雲霧室設備拿出來。在拍攝γ射線的時候，有一位新同誌怕放射性，操作姿勢不對。我一看就生氣，這有什麼可怕的嘛。我對他說：“像你這個樣子，能照得上什麼，走開!”我自己操作起來。第二天，我又想起了這件事，覺得自己對一個新同誌發火不應該，就去找那位同誌道歉：“對不起，昨天我脾氣不好，太急了，請你原諒。”我對他說：“我們在杜布納工作的時候，為了發現反超子，日日夜夜不停地拍片子，拍了成千上萬張。對於每一張片子都仔細檢查，不讓需要的片子漏掉。如果漏掉了，那將是終生的遺憾。”
拍攝下來的照片，我都要親自檢查、編集，這已成習慣了，也是一個科學工作者應有的作風。晚上，我們經常工作得很晚才回家。有時忘了時間，幹得太晚了，大門已經上鎖，我就在辦公室的沙發上睡覺。
一次又一次實驗，都不成功。我想，用火花室來探測X光試試。有一天，我們計劃研究一個火花開關的過程。到了實驗室，我看到儀器設備亂七八糟放著，一個人也沒有，很惱火。我又到了幾個辦公室，也都沒有人，最後，總算找到了一個人，他叫劉錫山。我問他：“小劉同誌，人都哪裏去了?”劉錫山說：“王老師，下班時間早過了，人都吃飯去了。走吧，王老師，吃飯去，要不就餓肚皮了。”
這時候我哪兒顧得上肚皮，我一邊叫劉錫山跟我一起收拾儀器，一邊自言自語：“吃飯急什麼，做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就沒有上下班之分!也沒有星期天，隻有星期七!科學工作者必須有犧牲精神。一個人如果沒有犧牲精神，怎麼能做好科研工作。不想問題，不關心問題，就出不了成果。”劉錫山一邊往箱裏裝儀器，一邊默默地聽著。嘿，沒有想到，他把我說的話都記住了。第二天，這些話就在年輕人中傳開了。他們工作更加勤奮，白天黑夜連著幹。但結果還是不理想，閃出的火花太弱了。我又想到用像增強器，但是，由於當時條件不夠，而爆轟實驗工作又迫在眉睫，隻好把這件事暫時放一放。
但是，在我腦子裏，從來沒有把研製大型X光機這件事情放下。1962年，朱光亞也主張開拓加速器。於是，我們指導青年科技人員製定了“電子直線加速器方案”和“電子感應加速器方案”，分別與原子能研究所和一機部電器科學院協作。就在這一年，建成了第一台高能閃光X光機。1963年這台X光機投入使用。1964年，更大的閃光X光機又研製出來。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我們用了3年時間，調試出我國第一台強流電子感應加速器。但是，隨著我國核武器研製工作的進展，仍然滿足不了閃光照相技術的要求。我常想，閃光照相這項工作，與國外相比，雖然我們還存在很大差距，但是，經過這幾年的錘煉、提高，我們已經造就了一支過得硬的技術隊伍，要在下個世紀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通過努力，是能夠實現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常有想不到的事情發生，我們不得不把X光機的研究停下來。1970年，在青海草原，奪了權的造反派頭頭搞法西斯專政，製造冤假錯案，使許多幹部、工程技術人員、工人及家屬遭受迫害。在這種情況下，我仍堅持在科研生產第一線上，抓大型X光機的研製。
有個核部件的體積要縮小一倍，專家們論證的時候，提出某些材料在高壓狀態下，輕重兩種流體界麵存在不穩定狀態的問題。彭桓武、郭永懷兩位科學家也肯定了在高壓狀態下，輕重兩種流體界麵存在著“泰勒不穩定性”問題，這會影響正常動作。就像在油的上麵有一層水一樣，隻要外界輕微擾動，這兩種流體的界麵就不能保持穩定。油水混合後，就燃燒不起來了。
我專門趕到現場看樣品實驗，並且主持用X光機照相，但是X光機的穿透能力始終達不到要求。
在一次工作會議上，一位年輕同誌作了一個報告，提出土法上馬的實驗沒有發現“界麵不穩定性”。這時，造反派頭頭就借這個機會，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理論脫離實際”、“祟洋媚外”，並且在會上強迫我表態。這是科學問題，科學家應該堅持真理，所以我也理直氣壯。我說：“剛才那位同誌報告的結果，說明在一維平麵情況下，材料並沒有熔化，還應當進一步繼續做實驗。”“泰勒不穩定性是客觀存在，我們是科學工作者，在科學研究中必須實事求是。我在研究院待了這麼多年，還沒有能夠把X光機的能量搞上去，今天，我再次呼籲：我們一定要組織力量，研製X光機，這對我們目前和今後的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我認為，這個意見是不會錯的。不研製出大型X光機來，我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