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態，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們雖然心裏不高興，但是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來。會後我反複思考，覺得應當找那個年輕人談一談。我找到作報告的那位同誌，對他說：“年輕人，你這個想法是不對的。你在會上介紹的情況隻是在一維平麵下，所以反應並不明顯。泰勒不穩定是客觀存在的，對於這個問題不能忽視。目前，內爆壓縮情況我們還不能測出來，我一定要想辦法把它測出來，測不出來，我死不瞑目!”這位青年人被感動了。
但是，以後我的日子不好過了，不僅我提出的意見不被重視，而且開批判會的時候，常常讓我坐在小板凳上“受教育”。我很痛苦，怎麼也想不通究竟錯在哪裏。我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再批判我了，我究竟有什麼錯?我這樣一心一意為國家工作，怎麼是‘反動學術權威’?怎麼是‘洋奴’?怎麼是‘崇洋媚外’呢?”同誌們還是了解我的，也很同情我，但是他們也沒有辦法，隻能在下邊安慰我。有些同誌晚上悄悄到我的宿舍來，和我聊天，幫我解悶。
政治上的高壓使我的血壓升高，再加上工作勞累，有一天，我在廁所裏暈倒了。當我醒過來的時候，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怎麼躺在廁所裏?我很費力地慢慢爬起來，心裏想：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對國家的忠誠不會變，追求真理的決心不會變，幾十年來我一直是這樣做的，今後我仍會堅持這樣做。我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總有一天，我們會通過科學實驗來證明，泰勒不穩定性是客觀存在的；為了國家的核武器事業，我們一定要研製出大型X光機來。”
1975年4月，我在蘇州主持召開了強流脈衝電子加速器方案論證會。國家科委原來打算把這項任務交給外單位，我考慮到核武器事業發展的迫切需要，把這項任務爭取過來。在論證中，我們核武器研究院的技術人員，大膽提出做6兆電子伏的設計方案，我全力支持。
從1976年開始設計，到以後的加工、安裝、調試，我一直關心著這項工作，為他們出主意，想辦法。他們艱苦奮鬥了六七年，在有關部門和單位的協作與支持下，終於在1981年建成了強流脈衝電子加速器，1983年順利通過了國家鑒定。這樣，我國的閃光機進入了世界先進水平的行列，我非常高興。這套設備為我國核武器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這項工作獲得了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
1978年，我調回北京，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長。但是，我還是核武器研究院的高級顧問，我一直關心著核武器事業的發展，關心著大型加速器的研製。1984年，我向核武器研究院提出了新的目標，並且在北京主持召開了強流電子直線感應加速器的物理方案論證會。我要求他們一定要采用新技術，實現指標上的突破；同時還要快，要不失時機。
這一批中青年科技人員非常努力，強流電子直線感應加速器又研製成功了。張愛萍將軍非常高興，題詞“閃光——閃光——再閃光!”
我認為，搞科學研究應該緊緊跟蹤國際前沿課題。在大加速器驗收之前，胡仁宇、陶祖聰兩位同誌提出建造更大的電子直線感應加速器，先做10兆電子伏的，再做20兆電子伏的。我支持。他們通過各種方式，把工作進展情況告訴我，我也及時給他們提些意見和建議。這方麵的技術，西方發達國家是保密的。胡仁宇他們全部采用國產材料和器件，高質量地設計和研製成功了10兆電子伏直線感應加速器，很了不起。
1994年鑒定會，我沒能去參加，他們派了兩位同誌帶著資料，專程到北京來向我彙報。我聽了很高興，對他們的工作非常滿意。我對他們說：“你們這個工作做得很不錯。你們都還年輕，很有發展前途，要繼續努力工作，要趕上和超過外國人。外國人能做的事情，我們也能做。”我還對他們說：“現在加速的是電子，能不能再加速離子?離子束就可以做慣性約束核聚變工作了。”
後來，我又給研究院打長途電話，講了我在技術上的想法，還叫人專門轉交研究院一封信。我告訴他們：我覺得這個加速器比10年前我參加研製的6兆電子伏(脈衝)閃光—1號加速器好得多，並且對幾位領導及研製這個高質量設備的同誌們致以崇高的敬禮，希望他們乘勝前進，做出更多更好的裝置，為滿足核武器發展的更高要求繼續努力。
這個10兆電子伏直線感應加速器，是我國唯一的強流電子直線感應加速器，也是當時亞洲最大的感應加速器，它的主要技術水平已經接近美國同類加速器的先進水平。它不僅是我國核武器研製的關鍵設備之一，而且在高技術激光研究和其他軍事應用研究等領域內也有重要作用。如果再研製出20兆電子伏的更大的感應加速器，那將是“一條龍”，它們在高新技術領域內將發揮無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