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1992年5月31日，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了“中國當代物理學家聯誼會”，李政道教授也前來參加。會上，他問我：王老師，在您所從事的眾多項研究工作中，您認為哪一項是您最為滿意的?我告訴他：“我自己對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發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較滿意。”因為這在當時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而且這種想法還引出了後來成為慣性約束核聚變的重要科研題目。慣性約束核聚變一旦實現，人類將徹底解決能源問題。
現在，我們就在做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方麵的研究，下麵我來講講這項工作的故事。
我們知道，獲得原子核能有兩個辦法，就是核裂變和核聚變。根據測定，核聚變產生的能量比核裂變大，而且不會產生核裂變那樣強的放射性。更為重要的是，核聚變的主要燃料氘(還記得吧，氘和氚是氫的同位素)，可以從占地球麵積四分之三的海洋裏的海水中提取，真可以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核裂變的主要燃料是鈾，它是從鈾礦中提煉出來的，地球上鈾的蘊藏量有限。
其他能源，如煤和石油，其蘊藏量也有限，還有太陽能、風能、潮汐能等，要想大規模地利用它們，有很多困難。所以，核聚變能作為一種新的能源，將使人類從根本上擺脫能源缺乏的困境。可控核聚變的研究，是一項造福人類的大事。
激光是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重大科技成就之一。1951年，美國物理學家湯斯和蘇聯物理學家巴索夫、普羅霍洛夫在愛因斯坦的受激輻射理論基礎上，分別獨立地提出了“微波受激輻射放大”的概念。湯斯和他的學生在1953年12月研製出了微波量子放大器。1958年，湯斯和肖洛以及普羅霍洛夫分別提出了在一定條件下，量子放大器的原理也適用於像可見光這樣短波長的電磁波。
1960年，美國物理學家梅曼決定實現湯斯的預言，5月，他研製成一個紅寶石的圓柱體，該圓柱體發射出一束閃光，這就是第一個“萊塞”裝置，“萊塞”也叫“激光”。湯斯、普羅霍洛夫和巴索夫，由於在激光發現過程中做出的貢獻，共同獲得196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那時候，我在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回國又投入了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對激光的出現，沒有太注意。有一次在北京開會，複旦大學教授、物理學家謝希德問我激光是怎麼回事，我說我不清楚。後來我學習了關於激光的一些知識，知道這種光的強度特別大，有方向性，單色性好，也就是說光束中所有的光都具有相同的波長。該光還具有相幹性，就是說這種光傳播的時候不會散開，幾乎始終保持成一窄束光。
我對激光的強度大、方向性好這兩個特點特別感興趣。我想：如果把激光與核物理兩者結合起來，應該可以發現有趣的現象。當時，原子彈已經爆炸成功，下一步研製氫彈，我就結合氫彈的研製，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我設想：可以用激光打擊氘冰，看看是不是有中子產生。我把這個設想，寫成《利用大能量大功率的光激射器（即激光)產生中子的建議》。可以說，這就是用激光打靶實現慣性約束核聚變最初的設想。我的論文沒有在刊物上發表，而是送給了國務院領導。差不多在這同時，蘇聯物理學家巴索夫也提出了類似的設想，真是不約而同。
從理論上講，用激光打氘冰是可以出中子的，問題是怎樣通過實驗來證明這是可能的呢?事情也湊巧，1964年12月，我在北京參加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遇到中國科學院上海光機所的鄧錫銘副研究員，他們正在研製高功率激光器。他聽了我的設想，非常高興，說：“這是實現激光應用的一條重要路子。”他回上海後，我又把我的論文寄給他。年底，鄧錫銘把我的設想向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作了彙報。張勁夫很讚成，很支持。於是，上海光機所為激光聚變研究設立了實驗室，組織人員進行實驗。
鄧錫銘他們想了許多辦法，以增大激光的能量。1965年10月，他們的激光器輸出功率達到109瓦。在實驗中，他們第一次觀察到從靶麵發出的X射線穿過鋁箔，使底片感光，這在國際上屬於最早的實驗成果之一。1965年冬天，鄧錫銘他們到北京來向我彙報實驗進展情況，我聽了很高興。
一個科學設想的實現，一定要有過硬的實驗結果來保證。我向他們了解實驗的每一個細節，那幾天，我天天晚上騎自行車到他們住的友誼賓館，和他們討論一些科學問題，還在友誼賓館開了一個小型的激光聚變座談會。大家提出許多好的設想，我也正好乘機向他們請教一些屬於激光科學範疇的概念。應該說，我國對於激光慣性約束聚變的預研，起步是比較早的，那時候，英國、法國、日本和聯邦德國都還沒有動手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