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本輪刺激政策在結構調整方麵力度明顯加大。降低民間資本準入限製，結構性減稅、利率市場化、資本市場改革等結構改革政策被擺在更重要位置，顯示穩增長和調結構並肩前行的趨勢，甚至一些穩增長的政策都是有針對性地圍繞調結構出台。隨著中國潛在增長率放緩，增長、通脹和就業的關係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政府對經濟增長下行的容忍度有所提高。經濟增長下行周期階段，也為政府進行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機遇。
調整區域經濟結構是其一。發改委近期新批準的項目明顯向節能環保領域和中西部地區傾斜，5月24日財政部宣布今年中央財政對節能減排的支出合計將達到1700億元，比去年增加251億元。發改委5月份審批通過了超過30個風電項目和10多個水電項目，大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區。5月份批準的4個機場的新建和擴建項目，也大多在西部如新疆、四川和重慶。近期獲得批準和啟動的諸多城鎮基礎設施項目也主要集中在汙水處理、廢物處理、供暖、醫療設施升級以及信息係統推廣等與環保和民生相關的領域。
調整產業結構是其二。對傳統產業的投資以優化結構、減量置換為前提，國家發改委在核準鋼鐵項目時，都強調將在壓縮產能的基礎上實施，而不是新增產能。例如由寶鋼具體實施的廣東湛江鋼鐵項目的前提條件是廣東累計壓縮粗鋼產能1614萬噸。由於湛江擁有港口便利，可以以低成本進口澳大利亞鐵礦石作為原材料並向東南亞地區出口產成品，且擁有相當比例的特種鋼生產能力，以湛江項目置換廣州等地的鋼鐵產能具有成本優勢且有利於改善產業結構。而由武鋼實施的廣西防城港鋼鐵項目同樣將在廣西和武鋼累計壓縮粗鋼產能1070萬噸的基礎上實施。
調整投資結構是其三。民間資本有望在本輪“穩增長、調結構”中挑大梁，借推進新非公36條的契機，5月23日的國務院會議明確了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的領域，包括鐵路、市政、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各部門近期相繼公布了促進民間投資增長的有關規定，日前交通運輸部、鐵道部、衛生部、國資委、證監會、銀監會等六部委陸續公布了各自領域促進民間投資的法規。這些新規的共同點，是在市場準入和行為監管方麵明顯放鬆了對民間資本的限製，如能落到實處，民間資本的投資領域和增長空間將有顯著增加。雖然人口結構和90年代末已經很不一樣，生產者與消費者比例可能很快見頂，並帶動我國儲蓄率見頂回落，難以期望未來總體投資增速大幅攀升，但是投資結構中民間投資擴張將有利於改變投資依賴政府規劃和主導的模式，促進效率的提高。
調整增長動力結構是其四。結構性減稅依然可期，在經濟下行周期，積極財政政策對於“穩增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財政政策除了發揮稅收下降、轉移支付增加的“自動穩定器”作用外，主動進行結構性減稅有利於支持企業和居民的投資和消費意願。今年1-4月，財政收入增速隨著經濟放緩而下降：4月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僅為6.9％，增速較上月大幅下降近12個百分點。這難免讓市場對於政府推進結構性減稅的能力和意願產生了懷疑。5月30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仍然將推進結構性減稅列為穩增長政策的首位，一方麵說明中央政府無意通過大規模財政支出拉動投資，另一方麵顯示政府希望通過減稅鼓勵私人消費和民間投資，以實現經濟持續自主地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