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查證，王若飛確實有記日記的習慣。那麼，崔萬秋又是怎樣得到王若飛日記中所記的“約法三章”的呢？
崔萬秋在《江青前傳》中稱，他所引述的“約法三章”，是源於陳綏民著《毛澤東與江青》，這本書於1976年由台灣新亞出版社出版。
陳綏民曾名陳大勳，是崔萬秋的好友，這可能是由於他們都從事特殊而又秘密的工作。陳綏民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社會工作會總幹事。社會工作會是國民黨三大情治單位之一，陳綏民長期從事情報工作。
陳綏民是胡宗南的親信。台灣出版的《胡宗南先生紀念集》，刊載了署名陳大勳的回憶文章《片斷的追憶，永恒的懷念》，詳盡記述他在胡宗南手下工作的經曆。此外，中共黨員熊向暉奉周恩來之命“埋伏”在胡宗南身邊，擔任胡宗南機要秘書。在熊向暉的回憶錄中，也多次提到陳大勳，亦即陳綏民。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8月13日日本宣布投降前夕，陳綏民奉命指揮傘兵部隊空降北平，使國民黨部隊得以搶占北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3月胡宗南占領延安之後，任命的延安市市長便是陳綏民。正因為這樣，陳綏民在延安讀到王若飛遺失的日記，也就理所當然。作為長期從事情報工作的他，注意到王若飛日記中記載的“約法三章”，同樣理所當然。
陳綏民不僅是國民黨情治係統高官，而且與崔萬秋一樣，勤於動筆。陳綏民曾經就延安之役寫過《延安的克複與失落》，內中寫及中共地下人員如何獲取胡宗南機密情報。此外，陳綏民還在台灣出版《迷惘：台獨往何處去？》以及《從曆史看今日——共匪（引者注：原文如此）炮擊金門與陰謀之分析》、《共匪（引者注：原文如此）十大軍區的情況與動向》等重要文章。陳綏民的《毛澤東與江青》一書，可以說是他長期對毛澤東、對江青進行情報收集的成果，堪與崔萬秋的《江青前傳》相提並論。陳綏民晚年在台灣淡江大學擔任教授。
陳綏民的《毛澤東與江青》一書是1976年在台灣出版的，內中詳細記述了從王若飛日記中所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約法三章”。這時距離1947年3月陳綏民隨胡宗南進入延安，已經29年。這表明陳綏民不僅精心保存了當年繳獲的王若飛日記原件，而且當時還從王若飛日記中抄錄了“約法三章”。
王若飛日記所記的這一“版本”的“約法三章”，可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當時的原始文字記錄，所以文字相當嚴謹。其餘種種“版本”，是憑借記憶回憶或口頭傳說，所以彼此有出入。
倘若把現存於大陸的王若飛日記加以比對，如果缺少1938年日記的話，也將間接證明那一時期的王若飛日記確實落到國民黨軍隊手中。
我曾經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黨史研究室請益，希冀能夠查閱王若飛日記原件。據雲可能歸入“大溪檔案”。所謂“大溪檔案”，收入1921年初至1949年間蔣介石的重要檔案，由“總統府”機要室掌管，從大陸遷往台灣之後因存放於台灣桃園縣大溪鎮的大溪賓館而得名。1979年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遷往陽明山的中興賓館，國民黨中央的黨史資料以及“大溪檔案”也都集中在中興賓館的地下室裏，從此對外改稱“陽明書屋”。我也曾來到“陽明書屋”，到了那裏的地下室，空空如也。據告，“大溪檔案”已經再度轉移。由於“大溪檔案”的管理人員不多，因此查閱相關檔案仍是相當困難。但是王若飛日記作為重要檔案，勢必得到妥善保存。
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我還將會多次前往台灣。有朝一日從台灣保存的王若飛日記中查到王若飛親筆所記“約法三章”，這一懸案也就水落石出。
當然，北京的中央檔案館以及莫斯科的檔案館日後如果公布“約法三章”原件，將最終使這一問題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