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書》出版內情
《傅雷家書》最初交給上海人民出版社，而後來卻由三聯出版社出版。關於其中內情，我於2004年9月9日采訪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部主任金永華，他回憶了該社原本打算出版《傅雷家書》的經過：我與傅敏是高中同班同學。我們曾經一起在上海華東師大附中上學。
1979年4月，當時我正出差武漢，得知上海市文聯和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即將隆重舉行“傅雷、朱梅馥追悼會”，為傅雷夫婦平反昭雪，就從武漢乘飛機趕回上海。
傅敏和傅聰都來了。我去看望傅敏。當時，傅聰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兄弟倆沒有住賓館，而是住在提籃橋附近的舅舅家。
傅敏告訴我，當時上海有關部門落實政策，退還給他一部分傅雷手稿。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做編輯工作，理所當然關心這些手稿，看看能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樣，傅敏把一包傅雷手稿交給我——那時候，複印機還不普及，傅敏交給我的是珍貴的傅雷原稿。
回家之後，我細細看了一下，那是傅雷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手稿，毛筆寫的，小楷，字很漂亮，很端正。還有一些照片。另外，包裏還有一封僅存的傅雷寫給傅敏的信。傅雷寫給傅敏的原本很多，但是在“文革”中傅敏在北京受到衝擊，他萬不得已忍痛燒掉了這些極其珍貴的信。
我讀了那封僅存的傅雷寫給傅敏的信，很受感動。我認為，傅雷的家信極有價值。正巧，追悼會之後，傅敏要去英國探親。我想，傅雷寫給傅聰的許多信件，由於存放在英國傅聰家中，不會受“文革”衝擊，一定會完整保存。出於職業的敏感，我相信出版這些家書，會很有意義。於是，我建議傅敏出版《傅雷家書》。我對傅敏說，你去英國，可以把你父親的書信，複印一份回來，如果上海人民出版社能夠出，我給你出；如果上海不能出，我可以介紹到香港三聯那裏出。當時傅敏沒有吭聲。
我參加了傅雷夫婦追悼會。主持會議的是馬飛海，我很驚訝。因為馬飛海一直是我的上司，上海市出版局局長，怎麼會主持這樣的並非出版係統的會議呢？一打聽，才知道他剛被提升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宋原放接替馬飛海擔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長，他同時也仍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
追悼會之後，傅敏去英國。他說，那包傅雷手稿由我全權處理。傅敏全權委托我處理傅雷手稿，一方麵當然由於我們是老同學，另一方麵他那時候從來沒有與出版界打交道，而我正好是編輯，可以幫助他出版傅雷手稿。
當時，我正創辦《書林》雜誌，選了傅雷《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手稿中關於蒙娜麗莎的一節，所以《書林》創刊號也就用蒙娜麗莎作封麵。我原本想把傅雷《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一期期發下去，由於有人不同意，結果沒有連載下去。
當時，上海人民出版社設兩個部，我是其中一個部的主任。我把《傅雷家書》列入了選題計劃。但是，當時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不同意出版《傅雷家書》。他的觀念有點陳舊，對傅聰有看法。他認為傅雷教育出一個出走英國的傅聰，出版《傅雷家書》還有什麼意義？
這麼一本好書，給三聯書店範用拿走了。其實，範用也是從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去的。範用思想活躍，開明，一聽到這一消息，親自出馬，去中學裏看望從英國回來的傅敏。當時，傅敏還住在學校宿舍裏，條件不好，他住的房間原本是一個教室。
我為上海人民出版社未能出版《傅雷家書》而深感遺憾。前些日子，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副總編輯還問我，你為什麼讓三聯“搶”走《傅雷家書》？我氣得隻說了一句話：“這件事你不要再說了！”
關於上海人民出版社未能出版《傅雷家書》，過去礙於出版紀律，我從未對傅敏說起，所以傅敏本人並不知道這些情況。
當時，我還把傅雷寫給傅敏的那封信，發表在《青年一代》雜誌上。那時候《青年一代》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發行量很大、影響很大的雜誌，讀者主要是青年。我把傅雷寫給傅敏的信發表在《青年一代》上，也表明我對《傅雷家書》的看重。這也可以說是最早發表的傅雷家書。
可以說，傅敏委托我的事，我都一一照辦了。傅敏在英國期間，我把樣書、稿費寄到上海中山公園附近傅敏親屬家中代轉。
你的紀實長篇《追尋曆史真相》，其中有幾句話也提到這件事。由於我是當事者，看了你寫的那段話，作了一點修改。你的這部長篇，本來是我那個編輯室的編輯季永桂擔任責任編輯，全書排好清樣，正準備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領導又猶豫了，結果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了，命運跟《傅雷家書》一樣。（作者注：全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好之後，正值我去美國探親。我全權委托責任編輯季永桂處理。回國之後，才知道由於上海人民出版社不出，已經由季永桂作主，把這部84萬字的長篇轉給上海文藝出版社，而上海文藝出版社則聘季永桂為本書特約編輯，迅速推出。我的著作原本一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而與上海文藝出版社從無聯係。從這本書之後，一連5部長篇，都改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9·11”恐怖襲擊事件爆發後，我專程去紐約采寫了50萬字的長篇《受傷的美國》，考慮到這本書政治性很強，我一度準備給上海人民出版社，他們說要報審，結果還是由上海文藝出版社隻用了兩個月痛痛快快地出版了。）
我還由此記起關於給傅雷落實政策的事。記得，在“文革”後期，大約是1972年左右，傅敏來上海。那時候，傅敏的處境還很艱難。上海人民出版社開始恢複出版業務，我也重新開始做編輯工作。傅敏與我見麵，談起家中的不幸。我曾經問他：“你父親是市人民代表還是政協委員？”傅敏回答說：“是市政協委員。”
我為什麼會問這一問題呢？當時因工作關係，我跟上海“市革會”（即“革命委員會”）的統戰小組（其實也就是市委統戰部）有業務上的聯係。這個統戰小組設在上海新華電影院隔壁。從他們那裏知道，如果“文革”初期遭受抄家、衝擊的對象是市人民代表或者政協委員，他們可以幫助“落實政策”。
我對傅敏說，你有什麼要求，可以給他們寫封信。
後來，傅敏給他們寫了一封信。徐景賢在傅敏的信上作了批示，賠給傅雷家屬3萬元，算是“落實政策”。
傅敏從英國回來之後，我還約他寫過一篇關於回憶父親對他的教育的文章，發表在《書林》雜誌上。
傅雷一家：四個人四種性格
作為一個紀實文學的作家，我最忌諱的就是對作家同行進行采訪；在同行之中，我尤其忌諱采訪上海作家。因為我作為一個上海作家，再去寫上海作家的話，不管怎麼寫總有種種嫌疑。所以，我的采訪幾乎不涉及同行。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並不是傅雷，而是傅聰。在“文革”結束後準備為傅雷先生平反時，傅聰從英國回來了。那是傅聰出走之後第一次回來，回到上海。我當時看到《中國青年報》內參上刊載了當時傅聰說的一些話，令我非常感動。傅聰隔了那麼多年之後回來，他說的話中還是飽含著對祖國非常強烈的熱愛之情。按照當時的規定，對傅聰的報道還是很注意分寸的，比如傅聰在上海的某項活動，規定隻能刊登在第幾版，報道的字數不能超過多少多少字之類的。可見當時對傅聰的報道還是低調的、有所控製的。我看了這些報道之後，當時就決定去找傅聰，由於種種原因雖然未能直接采訪傅聰，但傅聰的經曆引起我非常大的興趣，我注意到了這位不平凡的音樂家。當時我說過，在中國的音樂家中，引起我極大興趣的就是兩個“聰”：一個是馬思聰；一個就是傅聰。不能寫紀實文學，當時我就寫了篇小說，題目是《愛國的“叛國者”》，發在《福建文學》雜誌上。小說的主角就是個音樂家，實際上是以傅聰作為影子來寫。
後來我開始采訪傅雷和傅聰的親友，前前後後總共采訪了傅雷的23位親友。特別是去北京采訪傅敏，使我對傅雷一家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親友們都非常熱情地介紹了傅雷一家四口不同的性格。
傅雷是做事非常認真而性格又非常急躁的人，在某些時候他可以說是非常暴躁的，所以他的名字叫“雷”，很符合他的性格。但他做事情又非常認真，好幾件事情我聽後都十分感動。一是他在20世紀30年代翻譯了《約翰·克裏斯朵夫》，一套100多萬字的書。可後來他重新看了這本書之後，不滿意他當年的譯著，於是又把這100多萬字重新翻譯了一遍。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翻譯是件非常吃力的工作，不滿意自己的翻譯，別人隻是在原有的譯著上麵修改，而他則是推翻了重新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