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夫婦性格相輔相成，配合得非常好。幾乎所有傅雷親友都說傅雷夫人是極其賢惠而又性格溫順。如果傅雷是鐵錘的話，傅雷夫人就是棉花。鐵錘敲在棉花上麵就沒了任何聲音。傅雷先生的成就，和傅雷夫人是分不開的。傅雷先生做事情非常細致，而傅雷夫人則是大大咧咧，一個東西用完可能隨手一放，過一會兒就忘了。因此傅雷先生總是提醒她，東西要放歸原位，他們家裏總這個樣子。傅雷先生家裏熱水瓶的擺放都十分有規則，把手一律朝右，總是從第一個熱水瓶開始用，用完之後放到最後去，再輪流用。保姆知道後，灌熱水瓶的時候就從最後的一瓶開始灌。傅雷翻譯的時候必須經常翻閱字典，厚厚的一本本字典翻起來很困難，他就自己設計了一個架子放字典，便於翻譯時查詢和翻閱。他們夫婦倆的性格是互補的。
後來我采訪傅聰和傅敏，發現兄弟倆性格也是截然相反的。傅聰像他媽媽，長相也像他媽媽，而且性格不拘小節。我去賓館看傅聰，進到他房間，看到他所有的箱子都開著，這裏放著話梅，那裏又隨手放著什麼東西……但他說話富含哲理，非常有思想。他可以同你談唐詩、宋詞，也可以談音樂、美術等等，如此之類，甚至講到各方麵的事情，他都非常有興趣。
恰恰相反，傅敏是非常細致的一個人，完全是傅雷的拷貝，做事情非常認真。比如，我告訴他，上海江蘇路傅雷住過的房子，盡管我去了好幾次，但沒有用，因為當年傅雷是租這房子住，他去世之後另外一家住進去了，所有的家具擺設都完全不同了。傅雷住這房子時，原先是什麼樣子的呢？傅敏就畫了張原先的家的平麵圖給我，那張圖紙經過反複修改，上麵有紅墨水畫的、綠墨水畫的，畫得非常仔細。哪些是巴爾紮克原著的書架，哪些是放父親譯著的地方，他和聰哥的床在哪裏，三角鋼琴放在哪裏……那張平麵圖，把他們家當時的情況畫得非常仔細。我在寫文章的時候，這張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還有，他給我寫的信都非常認真仔細，三天兩頭，我提出什麼問題，他都在信中予以仔細詳盡的解答。我現在手頭上大概有100多封傅敏給我的信了。他的性格完全像他的父親。
傅雷一家四個人四種性格，由此也造就了四個人四條不同的生活道路。
采訪傅雷一家，促使我寫成了《傅雷一家》一書，後來又寫出了《傅雷與傅聰》一書。於是對他們一家深入的采訪，也促使我對反右派鬥爭和“文革”進行了深刻的思索，進而從事紀實長篇《反右派始末》、《“四人幫”興亡》的創作。
傅雷之死的真相
從2011年8月12日的《新民晚報》上，讀到淳子、偉力的《上海格調·他和她》一書的轉載，這一節寫及傅雷夫婦在“文革”中憤然離世的情形。由於我早在1985年就對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的死因做過詳細的調查，所以也就格外關注淳子、偉力的新作。內中寫及：“驗屍報告顯示，傅雷比朱梅馥早亡兩個小時。”接著，作者就這一點加以發揮，“在這兩小時裏，朱梅馥先照顧傅雷飲下毒藥，在傅雷毒性發作，痙攣、抽搐、輾轉掙紮的時候，她一旁伺候著、安慰著、撫摸著，讓丈夫在愛神的守護下，勇敢赴死”。在“等到確認丈夫死亡後，朱梅馥擦去傅雷嘴角的嘔吐物，替他換了幹淨的衣服，覆上漿洗一新的床單。接下來，她要處理自己的肉身了。”作者描述了“她特地買來結實的農村老布，撕成條狀，掛在鋼窗的窗框上。每一個程序都是經過認真研究和布置的。朱梅馥將一塊棉胎鋪在地上，再把一張方凳穩穩地擱在棉絮上，她的目的是，不讓方凳踢倒時發出聲響，驚擾了別人。”
我很驚訝，因為我1985年7月10日在上海市公安部門查閱《傅雷死亡檔案》時，從未看到過驗屍報告上寫著“傅雷比朱梅馥早亡兩個小時”。我手頭保存著長達22頁的《傅雷死亡檔案》的複印件，重新看了一遍，並未見到這句話。《傅雷死亡檔案》的封麵上就清楚寫著“案別：上吊自殺”。檔案中所附1966年9月30日兩份“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法醫檢驗所屍體檢驗證明書”（即驗屍報告），清楚寫明傅雷、朱梅馥“檢見其頸部有馬蹄狀索溝”，“據此可以認定”是“自縊致死”。報告上寫著“鑒定人蔣培祖”。我在1985年7月11日采訪了他，他確認傅雷夫婦是上吊自殺。此外，檔案中還附有傅雷、朱梅馥上吊所用撕成長條的浦東土布被單的照片。因此傅雷夫婦死於自縊，證據是非常確鑿的。
關於傅雷服毒自殺的傳說，我最初是在1983年9月8日采訪傅雷保姆周菊娣時聽她說的。傅雷夫婦棄世時，他們的長子傅聰在倫敦，次子傅敏在北京，隻有保姆周菊娣在他們身邊，所以周菊娣的話富有權威性。周菊娣說是服敵敵畏自殺。我在采訪傅聰、傅敏時，他們也說父母是服毒自殺，因為這是周菊娣告訴他們的。我根據周菊娣的敘述，寫成報告文學《傅雷之死》。就在打算發表之前，我聽說上海公安部門有《傅雷死亡檔案》，經過批準，得以查閱這一重要檔案，方知周菊娣所述與事實不符。我於1985年7月10日采訪了第一個到達現場的戶籍警左安民（錄下一盒磁帶），1985年10月21日再訪周菊娣（錄下兩盒磁帶），我至今保存著采訪磁帶並已經轉成數碼刻成光盤。經過采訪得知，周菊娣膽子小，在未看清現場的情況下就匆匆忙忙去報告，當戶籍警左安民來到現場時周菊娣還不敢進去。後來左安民把傅雷夫婦遺體放平之後，周菊娣才戰戰兢兢進去。她看到傅雷身上的紫色屍斑，想當然以為是服毒自殺——因為傅雷夫婦喜歡養花，家中有農藥敵敵畏。當我告知上海公安部門有驗屍報告，周菊娣竟然不知傅雷夫婦遺體曾送屍檢。她說，遺體是從家中直送火葬場。
我趕緊修改《傅雷之死》，發表於《報告文學》1986年第2期。這篇報告文學首次根據《傅雷死亡檔案》以及當事人蔣培祖、左安民、周菊娣的口述，披露了傅雷之死的真相，被許多報刊所轉載。就連遠在紐約的我的堂妹，也見到當地華文報紙連載，隻是改了標題——《傅聰之父傅雷之死》，因為在海外傅聰的知名度超過了他的父親傅雷。日本譯成日文發表。傅雷之子傅敏在看了我保存的《傅雷死亡檔案》複印件之後，也認為檔案是可靠的。2005年5月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的《傅雷畫傳》時，事先經過傅敏仔細校讀，該書詳述了傅雷夫婦上吊自殺的經過，並把兩份屍檢報告都印在書上。原本以為傅雷夫婦之死的真相，從此為廣大讀者所知，不會再有人說服毒自殺了，不料新出的《上海格調·他和她》一書又重複了服毒之誤，把已經澄清的水再度攪渾了。
真實是紀實文學的生命。傅雷是上海著名的翻譯家，他與夫人的死是對“文革”的血淚控訴，容不得造假，容不得“虛構”。如果不做第一手的調查，以訛傳訛，即便把情節“編”得再“動人”，也是蒼白的，經不起推敲的。
如果《上海格調·他和她》作者以為自己不是以訛傳訛，“驗屍報告顯示，傅雷比朱梅馥早亡兩個小時”，請公布驗屍報告原件。另外，也請公布傅雷是服毒自殺的驗屍報告。
附上我所查到的傅雷夫婦上吊自殺驗屍報告，以正視聽。
平凡女子的不平凡之舉
接到素昧平生的《中國婦女報》編輯邱海黎小姐的電話，是個意外。她看了我新近出版的《傅雷與傅聰》一書，被當年那位冒死收藏傅雷夫婦骨灰的姑娘所深深感動，希望我再寫一寫她。
也真巧，前幾天，我把新出的《傅雷與傅聰》一書寄給這個姑娘，並在電話中告訴她：“出版社編輯再三叮囑，在《傅雷與傅聰》重印時，希望補上你的照片——這是許多讀者看了這本書之後提出的強烈要求。”可見這本書在讀者中引發的共鳴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