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了書，她還是不肯寄照片來！經我勸說，她總算同意把她送給我的字與畫用在書裏，僅此而已。
在那墨染的歲月，她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上海姑娘，以強烈的正義感保存了著名翻譯家傅雷夫婦的骨灰，她為此差一點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她的敢作敢為，贏得了世人的尊敬。
我是在20多年前，從傅聰的舅舅朱人秀那裏得知她的非凡之舉：傅雷夫婦在蒙受紅衛兵的殘酷批鬥之後，於1966年9月3日淩晨雙雙自殺。在那個年月，這叫“自絕於人民”，是不能收留骨灰的。然而，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姑娘來到火葬場，聲稱自己是傅雷夫婦的“幹女兒”，一定要保留傅雷夫婦的骨灰……我經多方打聽，終於在上海一條普通的弄堂裏，找到她的家。
她跟母親住在一起。她不在家。在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裏，她的母親接待了我，說她到一個畫家那兒切磋畫藝去了。
原來，她的父親江風是一位身世坎坷、正直清貧的畫家，已經故世。受父親的影響，她自幼喜愛繪畫、書法。她的母親拿出她的國畫給我看，不論山水、花卉，都頗有功底，書法也有一手。她所繪的彩蛋《貴妃醉酒》、《貂蟬賞月》等，人物栩栩如生，筆觸細膩準確。我正在觀畫，屋外傳來腳步聲。一個40多歲的女子，腋下夾著一卷畫紙進來了。哦，正是她！
她臉色蒼白，穿著普通，舉止文靜，像她這樣年齡的上海婦女，絕大多數燙發，她卻一頭直梳短發。
當我說明來意，她竟搖頭，以為那隻是一樁小事，不屑一提。我再三誠懇地希望她談一談。她說：“如果你不對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談。”我答應了。她用很冷靜而清晰的話語，很有層次地回溯往事。有時，她中斷了敘述，陷入沉思，可以看出她在極力克製自己的感情……
她說，她與傅家毫無瓜葛。但是，她從小喜歡讀傅雷的譯作，從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貝多芬傳》中認識了這位執著、認真的大翻譯家。她也喜歡彈鋼琴，聽過傅聰的演出。1966年9月初，她正在鋼琴老師那裏學琴。鋼琴老師的女兒是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告訴她難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婦雙雙自殺了！”她頓時懵了。鋼琴老師的女兒說，上海音樂學院的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鬥傅雷，折騰了幾天幾夜。傅雷夫婦被逼得走投無路，才憤然離世。聽說，傅雷留下遺書，說自己是愛國的！
她聽罷，心潮久久無法平靜。她決意瞞著父母，獨自行動。她出於義憤，想給主持正義的周恩來總理寫信，反映傅雷夫婦含冤離世，聲言傅雷是愛國的。信末，她沒有署名。接著，她又以傅雷“幹女兒”的名義，前去收留傅雷夫婦的骨灰。
在這艱難時世，身為小小弱女子的她，挺身而出，義無反顧。在當時，27歲的她，還是一個“無業者”——在父親身邊充當繪畫助手並照料父親。她告訴我，她原本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中部，憑她門門優秀的成績，步入大學校門是不成問題的。然而，就在她即將高中畢業的1958年，正處於反右派鬥爭尾聲。按照上級的“反右補課”的規定，學校裏的“右派分子”還“不夠數”，便把一位女教師打成“右派分子”。可是，查來查去，這位女教師的“右派言論”仍“不夠數”，知道她與女教師關係密切，一定要她“揭發”。她怎能做這種誣陷之事？！由於她不願從命，結果在畢業鑒定中被寫上“立場不穩，思想右傾”。這八個大字斷送了她的前程。於是，她的大學夢從此破滅。於是，她隻得居家從父繪畫。年紀輕輕的她有過這番冰寒徹骨的經曆，她理所當然打心底裏非常同情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傅雷的悲慘命運以及由此引發的一係列傅家的災難。
她壓根兒沒有想到，她寫給周恩來總理的信未能寄出上海，便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他們見到信的字跡老練，書法漂亮，以為必定是上海文化界的“老家夥”寫的，便作為重大案件追查。一查，才知道出自一位姑娘之手。經過反複調查，這個小女子背後確實無人“指使”，這才沒有給她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她卻因此在“反革命”的陰影之中生活了12年之久！
她告訴我，1972年父親去世之後，她走出家庭，被分配到裏弄生產組工作，那時她已經33歲。那“反革命”的可怕名聲耗盡她的青春。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終於走出陰霾，卻已經三十有九……
從下午三時一口氣談到晚上八時，我深為她的精神所感動。我發表了報告文學《她，一個弱女子》。我信守諾言，通篇隻用一個“她”字。
此後，我與她有了許多交往。令我非常感動的是，她異常的刻苦，非要把當年無法進大學的缺憾補過來。1985年秋，46歲的她居然去報考上海第二教育學院中文係本科班，2年後畢業，各科成績皆優，終於圓了大學夢。1987年，她獲得上海市首屆“永生獎”鋼筆書法大賽二等獎。1988年，獲“廬山杯”全國書法大賽一等獎。1989年，她的書法作品被收入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當代書畫篆刻家辭典》，名列中國當代書畫家之中……
更令我感動的是，她對於傅家的感謝之情，退避三舍，淡然處之。在物欲橫流的今日，她安心於過著簡樸的日子，如同出汙泥而不染的荷花。她為傅雷伸張正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以至一生的幸福。《傅雷家書》發行了100多萬冊，傅雷贏得了廣大讀者的深深的尊敬；傅聰一次次回國演出，掌聲雷動，鮮花簇擁。傅家如日中天。傅家當然不忘她當年的正義之舉，總想找機會報答。她卻說，“我與傅家毫無關係”！她還說，如果她今日接受傅家的報答，那當初她就不會挺身而出了。傅家的感謝隻會使她“窘迫和難堪”。
她認為：“並非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必須酬謝或以語言表意，處理某些事情的最好辦法，莫過於聽其自然。我需要什麼？我所要的是：自尊，一個女孩子（別管那女孩子有多老）應有的自尊。遺憾的是並非每一個人都懂得這一點。”
她這樣論及靈魂：“我在這塊土地上拖過了童年、青春，看盡了嚐夠了不同的人對我的明嘲暗諷，偏偏我的敏感和自尊又是倍於常人。然而我願寬恕他們。因為人總是這樣的：活在物質的空間中，便以物質的眼光估價別人、估價一切。他們不知道人赤身來到這世界，人的靈魂是等價的：也許大總統的靈魂比倒馬桶的更賤價，如果他的心靈醜惡。可惜，不是每一個人能想到這一點。如今我已到了這樣的年歲：雖非日薄西山，卻也桑榆在望，隻求得寧靜，此外的一切，我都無所謂了。”
她是那麼的“傻”。舊房拆遷的通知寄到她手中，她連忙從市中心遷到遠郊的臨時租借的房子，房租比她的工資還高。遷出去半年了，回到原地一看，許多鄰居仍“按兵不動”呢，而她家竟成了拆遷辦公室！
一生磨難，退休時她還隻是“助理研究員”。退休之後，她仍在學校裏，給一位日本留學生補習漢語課，以求在那菲薄的退休工資之外增加一點收入。
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來到上海，希望會晤從未見過的她。我給她打電話，她總算同意了。我陪同傅敏來到她的學校。傅敏剛要當麵表示謝意之際，她馬上製止道：“你要說什麼話，我心裏很清楚。這些話，就不必說了吧！”那天我帶了照相機，想給她與傅敏夫婦一起拍一張合影，她也謝絕了——她從來不讓我拍照。
如今，時過境遷。在這裏，請允許公開她的姓名——江小燕。
江小燕當年的所為，用今日的語言來說，那就是“見義勇為”。然而，這“見義勇為”，對於一個纖纖弱女子而言是太不容易了。無權無勢、無名無利的她，年逾花甲，至今獨身。退休多年的她，在上海過著平靜、平凡、平淡的生活。繪畫、書法、詩詞、音樂，使她的精神世界格外充實。她在給我的信中寫道：“餘深心之寧然，淨然，此萬金所難易，則何悔之有？君不聞：‘朝聞道，夕死可矣！’”
這“寧然，淨然”，正是江小燕心靈的寫照。“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凡女子有著不平凡的胸襟、純潔的靈魂，江小燕為華夏大地增添了動人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