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上海某圖書館借了一本《電影洗印》，翻開封麵，便在扉頁上看到蓋著長方形藍印，上麵刻著八個大字：“提高警惕，嚴防中毒。”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便向圖書管理員請教，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個藍印，也是“文革”遺跡！說來荒唐，在那年月，電影書籍被列為禁書，視為“封、資、修”，不準出借。光是封存，還不夠放心。於是，“造反派”便刻了一方大印，蓋在那些電影書籍上。這樣，即便有人借去“內部參考”，一看到扉頁上的圖章，馬上就會“提高警惕，嚴防中毒”了。那本《電影洗印》，雖說純屬技術性書籍，毫無“封、資、修黑貨”，但是沾了“電影”的邊，也被蓋上了“嚴防中毒”的大印。
為了查明馬思聰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出逃的經過，我在公安部門仔細翻閱了有關檔案。其中，一份署名“戰革會 千鉤棒”所寫的材料，錯別字滿篇皆是：把紐約寫成“醜約”，把譴責寫成“潛”責，就連大名“千鈞棒”也寫成“千鉤棒”！
人們常常把“文化大革命”笑稱“大革文化命”。以上三則“文革”軼事，樁樁都是“大革文化命”的“勝利成果”。謹記於此，以資紀念。
美國無奇不有。使我最為驚奇的是，在舊金山，有那麼一家“革命書店”，在毛澤東100周年誕辰之際，發售“紅皮書”。我翻閱著這紅封麵的“革命宣言”，使我吃了一驚！
這“革命宣言”居然宣稱：中國的“文革”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他們以為，必須打倒“現代修正主義”。指名道姓，罵華國鋒、鄧小平為“文革”的“叛徒”。那“宣言”中，還印著江青、康生、張春橋等在“文革”中神氣活現的照片……
這“革命宣言”，是由“美國革命共產黨”發布的。
我本以為，這“美國革命共產黨”大抵是“四人幫”的殘渣餘孽。向舊金山伯克利大學的一位友人一了解，方知那是由一些美國“激進分子”所組成。這些人並沒有來過中國，可是卻完全接受了中國的“文革理論”。
在“革命書店”，還進行了一場小小的辯論。我的那位朋友對“革命宣言”進行反駁，並勸告他們，不妨到今日中國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去問問中國的老百姓，你就會知道，沒有一個人讚成‘文革’的！”
這樁美國奇聞，使我不由得記起巴金先生在《隨想錄》中所寫的一段話：“……張春橋、姚文元青雲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並不曲折，他們也走得很順利，因為他們是踏著奴仆們的身體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個，我今天還責備自己。我擔心那條青雲直上之路並不曾給堵死，我懷疑會不會再有‘姚文元’出現在我們中間。我們的祖國母親再也經不起那樣大的折騰了。”巴金老人的擔心不是多餘了。
當然，我並不以為那些發布“革命宣言”的美國人，就是“姚文元”們。但是，這起碼表明迄今仍還有人並不理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徹底否定“文革”的決議，仍還有人並不理解中國的“開放改革”方針。從美國回到上海，每每想及那樁美國奇聞，便陷入了沉思。我的書齋取名“沉思齋”，便取義於“曆史在這裏沉思”。這些年來，我的筆，總是和曆史休戚相關。當然，我並不去涉足那遙遠的古代史，而是著眼於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曆史風雲，尤其是“文革”浩劫。在我看來，曆史的功能是四個字，即“借往鑒今”。
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風起雲湧。我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那“紅色的起點”寫起，寫那“曆史選擇了毛澤東”的遵義會議，寫“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反複較量……為了寫這由《紅色的起點》、《曆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和蔣介石》所組成的“紅色三部曲”，我沿著中國革命的紅色之路采訪——從上海，到南湖，進南昌，上井岡山，入瑞金，抵遵義，訪延安，直到一次次去北京。麵對這一段紅色的曆史，我的心是振奮的，我的筆也是振奮的。
然而，當我寫《沉重的1957》的時候，我的心變得沉重，我的筆也變得沉重。特別是當我寫長卷《“四人幫”興亡》的時候，我常扼腕長歎。我深為中國的這場人為的大災大難而惋惜萬分。這十年“左”禍，給中國人民的心靈造成多大的創傷。在今日中國，無論你從南到北，無論你問男女長幼，我敢說，沒有什麼人會讚同那“革命宣言”，沒有什麼人會以為“文革”是“革命”的。值得我深為欣慰的是，當我從美國回來，接到作家出版社的電話，告知：列入《葉永烈自選集》中的《江青傳》、《陳伯達傳》、《張春橋傳》等長篇，經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認真審讀、經國家新聞出版署同意，已經出版。
我想，我的這些關於中國“文革”的長篇，有朝一日會在舊金山的“革命書店”裏出現，那就算是我和“革命宣言”的作者們進行書麵辯論的長篇發言稿吧。
陳丕顯之子談柯慶施
陳小津，父親陳丕顯是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嶽父是原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葉飛。現任中國船舶公司總經理。
2003年11月6日中午，陳小津在上海浦東大道一號船舶大廈三樓宴請我，主要就是請我寫柯慶施。
也真巧，我原本就計劃寫柯慶施，書名為《上海王》，而且已經去過北京柯慶施家，見過柯慶施夫人於文蘭以及柯慶施女兒柯六六。另外，還準備采訪柯慶施的三位秘書。我曾經采訪柯慶施手術麻醉師，發表過《柯慶施之死》一文。在《江青傳》、《張春橋傳》中多處涉及柯慶施。正因為這樣，一談就很投機。
陳小津，1963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後來，在江西工作。“文革”後期，為了向中央反映父親陳丕顯的情況，落實政策，差不多每一兩個月要去一趟北京，每趟個把星期，住在父親的老戰友家裏。這一時期，他常去胡耀邦家，與胡耀邦交談過30多次。
陳小津第一次去北京富強胡同胡耀邦家，是跟隨別人一起去的。他沒有說自己的身份，胡耀邦卻一眼就認出他：“你是阿丕的兒子！”這是因為過去胡耀邦來上海的時候，在陳丕顯家看見過他，就記住了。胡耀邦說，當年在江西蘇區，他和陳丕顯同在少共中央工作，甚至住一個房間。
這時候，胡耀邦跟陳小津聊天，從陳小津那裏知道外麵的情況。
胡耀邦有一次給陳小津出了個主意：做一個特大的信封，上麵寫“毛主席收”，下麵寫“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內裝寫給毛主席的信，站在府右街中南海大門前，會引起注意，把信交到毛主席手裏，使毛主席知道陳丕顯的情況。陳小津考慮再三，未敢照辦。
陳小津回憶說，當胡耀邦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時候，他去看胡耀邦，胡耀邦就說，現在你不必跟我說外麵的情況了，我知道的比你還多；你也不必從我這裏問情況，我現在說話不那麼方便了。
陳小津認為，柯慶施是上海重要人物，卻沒有定論，更沒有人寫他。對於柯慶施，存在爭議。在他看來，柯慶施是“左”的代表，支持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倘若柯慶施不是在1965年去世的話，那麼“四人幫”將是“五人幫”。
他說，如果我願意寫柯慶施，他可以提供聯係及人力、物力方麵的幫助。
他回憶起，當年住在康平路大院，柯慶施、魏文伯、陳丕顯、曹荻秋等，每家一座二層的小樓。這小樓分為兩邊，有兩個門牌，秘書及其他機要工作人員往往住在另一邊。每家都有好多孩子，尤其是曹荻秋家有8個孩子，孩子們彼此都很熟悉，至今仍保持來往，唯有柯家的孩子例外。
陳小津說，柯慶施資格很老，見過列寧，毛澤東年紀比柯慶施大，卻尊稱柯慶施為柯老。柯慶施在延安曾經挨整，柯的老婆自殺。後來，柯慶施當石家莊市市長的時候，認識了於文蘭。於文蘭是國民黨將領的姨太太。正因為這樣，於文蘭在康平路的夫人們之中很孤立，那些夫人大多是老革命。就連在家裏，柯慶施也是一個人吃飯，而於文蘭和子女以及保姆一起吃飯。
柯慶施在石家莊的另一“收獲”，是結識張春橋，當時張春橋是石家莊日報總編輯。後來，柯慶施從南京調到上海擔任市委第一書記時，正遇張春橋要調往北京。柯慶施留住了張春橋，從此張春橋成為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專為柯慶施起草文稿。
1958年春，柯慶施在成都會議上所說的“名言”：“跟從主席要到盲從的地步，相信主席要到迷信的地步。”這句話是人們熟知的。陳小津卻道出了背後的內幕：這句話，其實是當年陳公博對汪精衛說的。陳小津認為，這樣的話隻有張春橋才可能知道，提供給柯慶施。
張春橋的妻子文靜是叛徒，曾經與日本人同居。這在新中國成立初肅反時就已經作了結論的，可是在柯慶施的包庇下，文靜卻成為華東局第二辦公室主任。在“文革”中，隨著張春橋的提升，文靜的曆史問題成為張春橋的心病。所以張春橋到北京工作，把文靜留在上海，怕她在北京拋頭露麵，給他帶來麻煩。
柯慶施與江青的關係也很密切。正因為這樣，當柯慶施去世後，江青在多次講話中談到柯慶施給了她“有力的支持”。
在陳小津看來，多年以來中央對於柯慶施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正因為這樣，很值得對柯慶施進行調查研究，寫一寫柯慶施。他可以幫助我進行調查。
我說，我的創作原則是“用事實說話”。我可以對柯慶施的一生進行詳細的調查，寫出長篇傳記，但是我不下結論。隻要把事實寫透，讀者自然會作出自己的結論。
柯靈“寶刀不老”
那是在1989年10月，從報上接連讀到慶賀冰心、夏衍九十大壽和臧克家八十五大壽的消息，不由得使我記起去年柯靈八十大壽時的一樁小事。
柯靈是上海文壇耆宿。我跟柯靈有交往，但並不很密切。因為當初他馳騁於上海文壇之時，我尚未來到這個世界，彼此間隔著一代。也正由於來往不很多，所以當他八十壽辰到來之際，我並不知道。我不僅沒有向他祝壽，反而在他最忙碌的日子裏去信打擾他。
事情是這樣的，那陣子我正忙於寫報告文學《梁實秋的夢》（後來發表於《上海文學》1988年第6期）。在大陸，第一個為梁實秋的“抗戰無關論”平反的，便是柯靈。梁實秋這樁文壇公案發生在整整半個世紀前——1938年，左翼文人曾對梁實秋的“抗戰無關論”，發動了淩厲的“大批判”。柯靈以超人的勇氣，在1986年底發表文章，澄清了曆史真相，拂去了強加在梁實秋頭上數十年的冤案。柯靈的文章發表之後，不僅大陸文學界人士紛紛讚同，而且消息很快傳到海峽彼岸。梁實秋在答問文章《豈有文章驚海內》中說：“最近在報紙上看到柯靈先生為文給我的‘抗戰無關論’的罪名平反，實在不勝感激。平反也者，是為冤獄翻案，是為誤判糾正，當然是好事……”我寫梁實秋，不能不涉及這段曆史公案，於是，我去信向柯靈請教。
就在我把信扔進郵筒不久，我從報上讀到了慶賀柯靈八十華誕的消息。我真有點後悔，不該在老人忙得不亦樂乎的時刻去打攪他。我想，他大約在忙完這一陣子之後，安定下來，才會給我複信。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複信竟飛快地寄到我的手中：在3月14日，上海文學界為慶賀柯靈八十壽辰舉行座談會，於伶等近20位老一輩作家和文學界領導到會向柯靈祝賀。賀詩、花籃、蛋糕、條幅不斷送往柯寓，向柯靈祝壽的人絡繹不斷。可是，我收到他的親筆複信末端，卻簽著“3月15日”！
老人的極端認真的工作態度，使我深深為之感動。在這之前，我為了寫傅雷，為了寫新中國成立前圍繞《周報》的一場鬥爭，幾次向他請教，他都非常細致地給予答複。這次，他的複函依然那樣細致，字跡端端正正，仿佛壓根兒沒有發生過壽辰的忙亂。
後來，馬思聰先生的女兒馬瑞雪從美國來到上海，那些天由我陪同在滬觀光。她提出，希望拜訪一位在海外有影響的老作家。我提及了柯靈，她馬上說好。在征得柯靈同意之後，我陪她來到柯靈家。
在閑談中，馬瑞雪談及美籍女作家張愛玲的作品最初在大陸頗有爭議，經柯靈作序，得以印行。這時我想及馬瑞雪的一部長篇正在我手頭，送出版社看了以後，有點猶豫。趁馬瑞雪去打電話的時候，我問柯靈願不願意為她的作品寫序。“我先看看她的作品吧。如果覺得可以，我願為她寫序。不過，我的序言哪有那麼大的作用呀！”柯靈回答道。
等馬瑞雪回到客廳，我告訴她柯靈願看一看她的作品，也許可以為她作序，她顯得非常高興。
幾天之後，我把馬瑞雪的作品送到柯靈那裏。
過了些日子，柯靈夫人來電話，說柯靈的序言寫好了。我取到了序言，手稿上的字像刻蠟板似的寫得端端正正。由於這篇序言的力量，馬瑞雪的作品得到出版社的認可，很快就發排了。
最近，書的清樣出來了，我把序言清樣送給柯靈。等他退給我時，我發覺他在清樣上又作了非常認真的修改。
作為晚輩，我跟柯靈接觸並不算多，知道他的往事也並不多。可是，通過瑣瑣碎碎的兩三小事，卻使我看到了他的品格。
耄耋之年的他，還在那裏辛勤筆耕。他的家門上貼著他的“告示”：“下午四時以後接待來客。”雪白的頭發，連眉毛也白了，他仍在一個字一個字“刻”著，筆鋒依然那般犀利，真個是“寶刀不老”……
1996年5月6日晚，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陳鬆林董事長宴請於上海城隍廟老飯店。我6時到達那裏，尚早，柯靈夫婦已經在那裏。當時，我忙於與陳鬆林先生以及顏純鉤先生談話，柯靈也正與別人談話。過了一會兒，柯靈朝我招招手，要我過去。我即去。已經多日未去看望他。他已經88歲。他聽力稍差，手持助聽器跟我談話。他的精神甚好，思路清晰。
柯靈問我抽煙不，喝酒否。我均搖頭。他即說，他能長壽，無非三條：第一，不抽煙，不喝酒；第二，生活有規律；第三，淡泊。
對於第三條，柯靈特別向我作解釋。他說，前些日子，某人在報刊上對他的文章進行很激烈的批評。他淡然處之，不作任何回應。他說，他向來淡泊。淡泊之人，不計較個人名利，所以泰然處之。也正因為這樣，他極少煩惱。
我問他最近是否還在寫《上海一百年》？他搖頭。他說，雜事太多，總是受幹擾。比如，寫序就很費事、費時，可是，寫序的事卻接連不斷。不寫，又不好，朋友一片熱心，不便推卻。
柯靈說最近見到我不少新著，問我總字數是否超過1000萬字？我點頭。他又問，有2000萬字嗎？我搖頭。他說，你寫得多，寫得快，這很好，但是也要注意細心一些，寫好多看幾遍。我看到有些人對你的批評文章，其實那些問題你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以後寫作細心些，就行了。
柯靈說，他的作品不多。前些日子，上海要出版巴金和他的文選，是從粉碎“四人幫”之後選起的，“巴金的作品厚厚的一大堆，供選用，我才一點點，沒法跟他比。我寫得慢，寫了以後又要改來改去”。
我說起最近的“張愛玲熱”。當年第一個站出來為張愛玲說話的，正是柯靈。柯靈說，張愛玲死了，現在各處在印張愛玲的作品。張愛玲的作品不錯，值得印。不過，她也有一段並不太好的曆史。所以，對於張愛玲的宣傳也不能太過分。
我曾請柯靈為馬思聰女兒馬瑞雪的作品寫序，知道他很關心馬思聰一家。我說起去美國費城馬思聰家訪問的情況。他很關心問起馬思聰夫人和女兒的現況。
談了十來分鍾。由於客人們陸續到了，我去招呼別的朋友，也就中止了與柯靈的談話。
柯靈很善意，待我很真誠。他指出我應該注意之處，很使我感動。
記冰心和梁實秋的友誼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那位南唐李後主，在流傳甚廣的《虞美人》一詞中，曾發出這樣的感慨。然而，如今我卻成了一個專門追溯往事的人——因為寫作人物長篇文學傳記，所記述的全是往事。
最近我著手策劃寫《梁實秋傳》。他的漫長的84個春秋的人生旅程，時沉時浮，爭議頗多。
追溯如煙似夢的往事，把它清晰地“顯影”、“定影”，寫入長篇傳記之中，並非易事。好在我得到了梁實秋夫人韓菁清女士的鼎力相助，她從海峽彼岸一次次給我帶來了珍貴的資料，使我對梁實秋的往事有了第一手的了解。1991年3月底，她給我帶來的資料之中，有一宣紙冊頁，多處有蠹蟲蛀食的洞孔，表明這冊頁上了“年紀”。
我細細翻閱這曆經滄桑的冊頁。卷首是梁實秋的老同學吳景超用毛筆題寫的千字文，追溯他和梁實秋結交的往事，文末寫明“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亦即1940年1月。原來，梁實秋的生日為臘八（陰曆十二月初八），在1940年為1月5日。這個冊頁是朋友們為慶賀梁實秋誕辰而為文、題詩、作畫。吳景超是著名社會學家、教授，妻子為龔業雅。我寫《梁實秋傳》，要追溯《雅舍小品》那“雅舍”的由來。《雅舍小品》是梁實秋畢生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散文名著，由龔業雅作序。《雅舍小品》首篇便是《雅舍》——那是抗戰期間梁實秋和吳景超、龔業雅夫婦在重慶北碚合買的一棟房子，梁實秋提議：“不妨利用業雅的名字之為‘雅舍’。”因此，考證“雅舍”的由來，不能不涉及梁實秋和吳景超、龔業雅的交往。吳景超在冊頁上題寫的千字文，恰恰把這一段往事清清楚楚地凝固在宣紙上：他跟梁實秋“同學清華者七年”，他“在實秋處晤業雅，其後吾兩人之婚姻，實秋實促成之”……雖然如今梁、吳、龔三人均已作古，這段51年前作為“秀才人情”寫下來的文字，卻道出三人之間的“交往史”！
我逐頁欣賞著那些已經泛黃的字畫，忽地見到冰心的題詞，文末寫著“庚辰臘八書於雅舍為實秋壽”。冰心這麼寫道：“一個人應當像一朵花，不論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個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隻有實秋最像一朵花……”
據梁實秋生前回憶，當冰心寫到這裏，為梁實秋慶壽的朋友們（內中大都是男人）便起哄了：
“實秋最像一朵花，那我們都不夠朋友了？”冰心安然、坦然、泰然、徐徐而答：“稍安勿躁，我還沒有寫完呢！”
於是，她繼續提筆，寫道：
“雖然是一朵雞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實秋仍須努力！”
冰心擲筆，眾撫掌大笑……
在這笑聲逝去半個世紀之後，我讀冰心題詞，卻有一點不解——她為什麼說梁實秋是“一朵雞冠花”呢？
我問韓菁清女士。她說在梁實秋生前，未曾聽他說起雞冠花的含義。於是，我趕緊把冰心的題詞複印，函寄北京，向這位“世紀同齡人”請教。
幾天之後，我便得到冰心老人的親筆複函：
“謝謝您寄來的複印件。為什麼他是雞冠花？因為那時旁邊還有好幾位朋友，大家哄笑說‘實秋是一朵花，那我們是什麼？’因此我加上一句‘雞冠花’，因為它是花中最不顯眼的。”
“讀了印件，覺得往事並不如煙。”
九旬老人的記憶如此清晰，她所回憶的情景與梁實秋生前的回憶完全一致——雖然隔著一道海峽，雖然往事已過去幾十個年頭。
哦，“往事並不如煙！”正因為這樣，1972年當梁實秋聽見傳言說冰心在“文革”中謝世，趕緊命筆寫下《憶冰心》，把他所記憶的冰心往事清楚地向讀者娓娓道來；1987年11月3日，梁實秋在台北病逝之後的第10天，冰心則在北京寫下《憶實秋》，寫出她心目中的梁實秋——雖然隔著一道海峽，雖然往事已過去幾十個年頭。
海峽無法阻斷緬懷之情，歲月沒有模糊記憶屏幕。隻有那個李後主，絮絮叨叨“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不如夢，不似煙，梁夫人從海峽彼岸給我帶來的300多封梁實秋書信原件，在海峽此岸的許多梁實秋老友的生動回憶和豐富的文獻資料，正使我充滿信心投入記述梁實秋往事的長篇之中——他在海峽此岸生活了40多年，在彼岸生活了近40年，此岸加彼岸，這才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他！
楊虎城身邊的“小女子”
1936年12月12日，楊虎城將軍在中華民族最危急的時候，與張學良將軍共同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張、楊與中國共產黨緊密合作，逼蔣抗日，使西安事變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轉折點。
楊虎城將軍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盟友，不能不提到他的紅顏知己謝葆真。正是這位比他年輕20歲的小女子，給了他紅色的影響。
楊虎城與毛澤東同庚，都生於1893年，他是陝西蒲城人氏。楊虎城本名楊，這是一個很冷僻的名字，念“忠”。後來以號為名改為楊虎臣。據其女楊拯英告訴我，楊虎城與謝葆真戀愛時，情書署“呼塵”，亦即“虎臣”諧音。1926年，他主持陝西軍務，在吳佩孚部將劉鎮華入陝時，他和李虎臣一起堅守西安，人稱“二虎守長安”。為表守城之誌，兩人均改名“虎城”，即楊虎城、李虎城，一時傳為佳話。後來，楊虎城竟以此名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