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頂紅星帽
那膠卷才拍了一半，我就去美國了。在美國，又繼續拍下去，直到把這一卷拍光。一衝出來，那幾張在上海東湖賓館拍攝的照片，引起美國朋友莫大的興趣。“她是誰？你們中國現在還有人戴紅星帽？”美國朋友們幾乎都這樣問。
照片上的她，確實太與眾不同：瘦瘦小小的個子，身高不到1.5米，不及我的肩膀，卻頭戴一頂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顆紅色的五角星。帽子下方，露出兩綹灰白色的頭發。
她戴的那頂紅星帽，亦即紅軍帽。在那些描述井岡山鬥爭的影片中，在那些關於長征的影片中，常可以見到紅軍將士戴著這樣的紅星帽。
美國記者斯諾，曾給毛澤東拍過一張流傳甚廣的照片：毛澤東穿了一身灰布軍裝，站在延安窯洞前，微笑地看著前方。毛澤東的頭上，也戴著這麼一頂紅星帽。
畢竟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如今，女士們風行戴假發或者巴黎草帽，沒有誰去戴紅星帽。
大約也正因為這樣，那位老太太戴上了紅星帽，引起了一片詫異聲。
其實，當我和她在上海東湖賓館合影時，我也頗為驚訝。記得，就在我拿出照相機的時候，她忽然說：“等一下！”然後，她從客廳進臥室去了。我想，如今，即便是老太太，大約也要略施粉黛吧。
一會兒，她居然戴著一頂紅星帽出來了。她指著帽子道：“現在可以拍照了！”
看得出，她對那頂紅星帽充滿深情。她即便在羈旅之中，仍帶著這頂心愛的帽子。
她是從北京來到上海。那時，我正忙於準備遠行，過一個星期便要飛往美國洛杉磯。就在這時，我接到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的電話，說是她來上海了，有些事要跟我談。
她叫陳琮英，這名字並不是人們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時，卻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共“七大”所確定的“五大書記”，便是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隻是任弼時由於過分操勞，1950年10月病逝於北京，終年僅46歲！
我問陳琮英的年齡，她說比任弼時還大2歲。如今年已九旬的她，行動十分靈活，視力、聽力也都不錯。
我問起她與任弼時的結合。她說，那時“娃娃親”哪。原來，任弼時的父親和原配夫人陳氏感情甚篤，隻是陳氏在婚後1年便去世了。父親懷念陳氏，後來，給兒子任弼時訂了“娃娃親”，那對象便是陳氏的親戚陳琮英。陳琮英12歲時作為童養媳來到任家，那時任弼時不過10歲而已！
此後，隨著任弼時走上了紅色之路，這位來自農村的姑娘也隨他奔波，經曆了風風雨雨。他們的愛情之路是那麼的不平常：
當17歲的任弼時去蘇聯莫斯科接受紅色教育，陳琮英則在長沙老家半工半讀了4年，終於摘掉了文盲帽子。
任弼時回國後，在上海已經買好船票準備去接陳琮英來上海，突然接到黨組織通知要他去北京，他立即遵命。這樣，陳琮英又等了2年，才算和闊別6年的任弼時結了婚。
2年後，任弼時在安徽被捕，陳琮英趕去營救，好不容易，任弼時總算出獄，可是他們的長女卻在風寒中死去；
她跟隨任弼時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1931年3月，陳琮英即將分娩，任弼時卻奉命前往江西紅區。任弼時走後7天，陳琮英生下一個女兒，沒多久就被捕入獄，關押在龍華。
坐了3個多月的牢，經周恩來派人營救，陳琮英這才出獄，秘密前往江西紅區，終於第一次戴上了紅星帽。
個子嬌小的陳琮英，戴著紅星帽，艱難地走完長征之路。
在紅都延安，她戴著紅星帽，雙手不停地搖著紡線車，成為大生產運動中的能手。
她隨著任弼時轉戰陝北，經過千難萬險，終於以勝利的步伐邁入北京城。
她正要過幾天安定的日子，任弼時卻因腦溢血離開了人世。
她抹幹了淚水，帶著女兒遠誌、遠征，兒子遠遠，繼續在紅色的道路上前進。
每一個時代，都給每一個女性打上深深的時代烙印。陳琮英漫長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紅星照耀下度過的。正因為這樣，她深情地愛著那顆紅星，愛著那頂紅星帽。也正因為這樣，當我拿出照相機時，她拿出了紅星帽。
在舊金山，《星島日報》的記者來采訪我的時候，見到了那幾張戴紅星帽的照片，露出驚奇的目光。當他得知陳琮英是任弼時夫人時，立即問我能否送他一張。沒多久，這張照片就出現在《星島日報》上。
陳望道與《共產黨宣言》
1975年底，上海華東醫院住進一位85歲高齡的瘦弱老人。他臉色黝黑，頭發稀疏，雙頰深凹，顴骨顯得更加凸出。
他睡覺時，總是保持一種奇特的姿勢，雙手握拳，雙臂呈八字形曲於胸前。他關照常來照料他的研究生陳光磊道：“我睡著時，倘有急事，你隻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
原來，他睡著時，誰拉他一下，他會“條件反射”，那握著的拳頭便會在睡夢中“出擊”！
請別誤會，這位老人並非上海武術協會會長，他是道道地地的文人——上海複旦大學校長！
他，便是陳望道。他既是著名的學者、教育家，又是資深的革命家。他是《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最早的譯者。早在1920年，他便是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成員。正因為這樣，在全國第一屆文代會上，周恩來當著他的麵，對代表們說：“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周恩來的這句話，生動地勾畫出陳望道德高望重的形象。
在華東醫院住了近2年，沉屙纏身，雖然自幼練過武術，畢竟年事已高，身體日衰。1977年10月20日，晚餐供應可口的餛飩。陳望道才吃了一顆餛飩，便吐了出來。他搖搖頭，說：“我吃不下。”
陳望道躺了下來。護士收拾好盤碗離去時，他忽地伸出手來輕輕揮動，仿佛向她致謝、告別——這是他入院後從未有過的動作。
從這個晚上開始，他的病情轉重，再也說不出話來。10月24日，病情惡化。他開始出現氣短、氣急的症狀。經過醫生、護士全力搶救，呼吸一度恢複正常，雙眼能夠睜開，見到前來看望的熟人尚能頷首致意。然而，這隻是回光返照而已。
10月28日夜，他處於垂危狀態。醫生給他進行人工呼吸。29日淩晨4時，87歲的他溘然長逝。
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為陳望道舉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蓋中國共產黨黨旗儀式。
我走訪陳望道之子陳振新教授、陳望道高足陳光磊教授，得知陳望道的身世……
從浙江義烏縣城出發，翻過一座山，約莫走半天工夫，才到達山溝裏一個小村——分水塘。
這個小村跟馮雪峰故裏神壇、吳晗故裏苦竹塘，構成三角形。清朝光緒十六年臘月初九，亦即公元1891年1月18日，分水塘陳君元家喜得貴子，取名陳參一，單名陳融。這個孩子長大懂事之後，自己改名為“望道”。望，向遠處看；道，人行之道，衍義為一定的人生觀、世界觀或思想體係，如《論語·公冶長》：“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他寄希望於革命之道。他竟把兩個弟弟的名字，也改成“伸道”、“致道”。1991年1月18日，上海及義烏隆重紀念他的誕辰一百周年。
陳望道在山溝小村中長大。小村不過一百來戶人家，陳姓居多。那時，村與村、族與族之間發生毆鬥。為了護家，作為長子的他，自幼跟人練習武當拳。據雲，年輕時他徒手可對付三四個未曾學過武術的人，有一棍子則可對付十來個人。他，立如鬆，坐如鍾。輕輕一躍，便可跳過一兩張八仙桌。後來他成為複旦大學校長時，一天正在給研究生授課，忽地不時朝窗外望望。下課鈴響，他走出教室，學生們才明白原來窗外有人打拳，招式不對，他走過去指點了一番，眾學生大為震驚——原來“陳望老”（人們對他的習慣稱呼，他也因此得了諧音雅號“城隍佬”）深諳武術。
從6歲起，陳望道在村中私塾張老先生教鞭之下，攻讀四書五經，打下古文基礎。16歲，他才離開小村，來到義烏縣城，進入繡湖書院。後來，考入省立金華中學。
陳望道的“世界”越來越大。中學畢業後，他來到上海，進修英語，準備赴歐美留學。雖然未能去歐美，卻去了日本。這樣，他懂得了英、日兩門外語。興趣廣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學經濟、物理、數學、哲學、文學。他日漸接受新思想。
1919年5月，陳望道結束了在日本的四年半留學生活，來到杭州。應校長經亨頤之聘，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擔任語文教師。
浙江一師是浙江頗負盛譽的學校。校長經亨頤乃浙江上虞人氏，早年因參與通電反對慈禧廢光緒帝，遭到清廷通緝，避居澳門，後留學日本。1913年出任浙江一師校長之後，銳意革新（他後來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其女經普椿為廖承誌夫人）。經亨頤廣納新文化人物入校為師，先後前來就任的有沈鈞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葉聖陶、朱自清、馬敘倫、李叔同、劉大白、張宗祥等。
陳望道進入一師之後，與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四位語文教師倡導新文學、白話文，人稱“四大金剛”。
浙江當局早就視一師為眼中釘。1919年底，借口一師書刊販賣部負責人施存統（又名施複亮）發表《非孝》一文，興師問罪，要撤除經亨頤校長之職，查辦“四大金剛”，爆發了“一師風潮”。邵力子在《民國日報》上發表評論，聲援一師師生。全國各地學生也通電支援。浙江當局不得不收回撤除、查辦之命令。
不過，經此風潮，陳望道還是離開了浙江一師……
1920年2月下旬，陳望道回到老家分水塘過春節。他家那“工”字形的房子，中間的客廳人來人往，他卻躲進僻靜的柴屋。那間屋子半間堆著柴禾，牆壁積灰一寸多厚，牆角布滿蜘蛛網。他端來兩條長板凳，橫放一塊鋪板，就算書桌。在泥地上鋪幾捆稻草，算是凳子。
入夜，點上一盞昏黃的油燈。
他不時翻閱著《日漢辭典》、《英漢辭典》，字斟句酌著。他聚精會神，正在翻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唯其重要，每一句話、每一個詞，都要譯得準確、妥切，因而翻譯的難度頗高。
這是一本世界名著——《共產黨宣言》，作者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馬、恩兩位著作眾多，其中包括《資本論》那樣的大部頭，而此書卻以簡短的篇幅精辟地闡述共產主義基本原理和共產黨建黨理論。可以說，欲知馬克思主義為何物，共產黨是什麼樣的政黨，第一本入門之書，第一把開鎖之鑰匙，便是此書。尤其是此書氣勢磅礴，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動性，可謂共產主義第一書。當時，正在醞釀建立中國共產黨，翻譯此書乃是一場及時雨。
李大釗、陳獨秀在北京讀了此書英文版，深為讚歎，認為應當盡快將此書譯成中文。戴季陶在日本時，曾買到一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亦深知此書的分量，打算譯成中文。那時的戴季陶，思想頗為激進。無奈，細細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為翻譯此書絕非易事，譯者不僅要諳熟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要有相當高的中文修養。比如，開頭第一句話，要想貼切地譯成中文，就不那麼容易。
後來，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編《星期評論》，打算在《星期評論》上連載《共產黨宣言》。
戴季陶著手物色合適的譯者。《民國日報》主筆邵力子是一位包了一輛黃包車奔走於上海灘各界的忙人，他的思想也頗為激進，得知此事後就向戴季陶舉薦一人：杭州的陳望道可擔此重任。
陳望道與邵力子書信往返甚勤，常為《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陳望道功底不凡。於是，戴季陶提供了《共產黨宣言》日譯本，陳獨秀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英譯本（原著為德文本），供陳望道對照翻譯。據雲，周恩來在20世紀50年代曾問陳望道，《共產黨宣言》最初依據什麼版本譯的，陳望道說主要據英譯本譯，同時參考日譯本。
這樣，躲在遠離喧囂的故鄉，陳望道潛心於翻譯這一經典名著。江南的春寒，不斷襲入那窗無玻璃的柴屋。陳望道焐著“湯婆子”，有時烘著腳爐。煙、茶比往日多費了好幾倍。宜興紫砂茶壺裏，一天要添好幾回龍井綠茶。每抽完一支煙，他總要用小茶壺倒一點茶洗一下手指頭——這是他與眾不同的習慣。
1920年4月下旬，當陳望道譯畢《共產黨宣言》，正要寄往上海。村裏有人進城，給他帶來一份電報。拆開一看，原來是《星期評論》編輯部發來的，邀請他到上海擔任該刊編輯。
29歲的陳望道興衝衝穿著長衫，拎著小皮箱，離開了老家，翻山進縣城，前往上海。
上海法租界白爾路（今順昌路）三益裏，據雲因三人投資建造房子、三人得益而得名“三益裏”。那兒的十七號，住著李氏兄弟，即李書城和李漢俊。李書城乃同盟會元老。李漢俊是留日歸來的青年，信仰馬列主義。他和戴季陶、沈玄廬是《星期評論》的“三駕馬車”。編輯部最初設在愛多亞路新民裏五號（今延安東路）。1920年2月起，遷往三益裏李漢俊家。
陳望道一到上海，便住進了李漢俊家。李寓斜對過的五號，陳望道也常去——那是邵力子家。他也曾在邵家借寓。
李漢俊不僅熟悉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精通日、英、德語——雖然他的衣著隨便，看上去像個鄉下人。陳望道當即把《共產黨宣言》譯文連同日文、英文版交給李漢俊，請他校閱。
李漢俊校畢，又送往不遠處的一幢石庫門房子——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那兒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住處。1920年2月19日，陳獨秀由北京來滬。由於他是柏文蔚的密友，而柏寓又正空著，便住進那裏。陳獨秀是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懂日文、英文，又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入的研究，李漢俊請陳獨秀再校看《共產黨宣言》譯文。
當李漢俊、陳獨秀校看了譯文，經陳望道改定，正準備交《星期評論》連載，出了意外事件：發行量達十幾萬份、在全國廣有影響的《星期評論》的進步傾向受到當局注意，被迫於1920年6月6日停刊。前來就任《星期評論》編輯的陳望道，正欲走馬上任，就告吹了。
也真巧，由於陳獨秀受北洋軍閥政府抓捕，在北京不能立足，南下上海，而《新青年》雜誌是他一手創辦的，也隨之遷滬編印。編輯部隻他一人，忙得不可開交，正需編輯。於是，陳獨秀請陳望道擔任《新青年》編輯。後來，陳望道離開了三益裏，搬到漁陽裏二號與陳獨秀同住。
就在這時，一位俄國人秘密前來漁陽裏二號。此人住在法租界霞飛路七一六號。他為了避免引起密探注意，平時總是到霞飛路新漁陽裏六號（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戴季陶住所，跟陳獨秀見麵。此人名叫維經斯基，是俄共（布）派往中國的代表，他的使命是聯係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他與俄共（布）黨員、翻譯楊明齋等人於1920年4月初抵達北京，與李大釗會麵，商議建立中國共產黨事宜。李大釗介紹他們來滬，與陳獨秀會麵。他們在4月下旬抵達上海後，便在戴季陶住所經常約請上海共產主義者聚談，籌備成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陳望道常與陳獨秀一起出席座談會。最初，在5月，成立了上海的馬克思研究會，陳望道便是成員之一。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誕生，陳望道是8位成員之一，即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沈玄廬、楊明齋、俞秀鬆、施存統和他。這個小組是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此後，這個小組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因此，陳望道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印行《共產黨宣言》是當務之急。雖然因《星期評論》停刊而無法公開發表陳望道的譯作，陳獨秀仍盡力設法使它麵世。
陳獨秀與維經斯基商議，維經斯基也很重視此事，當即撥出一筆經費。於是，在辣斐德路（今複興中路）成裕裏十二號，租了一間房子，建立了一個小型印刷廠——“又新印刷廠”，取義於“日日新又日新”。
又新印刷廠承印的第一本書，便是《共產黨宣言》。初版印了1000冊，不脛而走。一個月後再版，又印了1000冊。
初版的印行時間，版權頁上標明“1920年8月”。令人費解的是，據王觀泉著《魯迅年譜》載：“1920年6月26日，（魯迅）得譯者陳望道寄贈的《共產黨宣言》（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本年4月初版）。”
當時在北京的魯迅曾收到陳望道寄來的《共產黨宣言》，是確有其事的。許多文章提及此事，通常說成陳望道直寄魯迅。其實，當時陳望道與周作人來往較多，他寄了兩本《共產黨宣言》給周作人，囑周作人轉一本給魯迅。魯迅當天便讀了此書，對周作人說道（常被寫成“與人說”）：“現在大家都議論什麼‘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一陣之後，這次埋頭苦幹，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大好事。”
另外，1920年9月30日《國民日報》的《覺悟》副刊，則發表沈玄廬的文章，稱讚“望道先生費了平常譯書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譯了出來”。這“彼”，指的便是《共產黨宣言》。
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時，提及“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的一本便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斯諾的《西行漫記》中說過，毛澤東回憶，他讀此書是“1920年夏天”。
北京圖書館珍藏著當年《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據陳望道之子陳振新告訴我，20世紀50年代他隨父親去北京時，北京圖書館特地邀請陳望道前去參觀，並要求在原版本上簽名存念。陳望道問：“這是圖書館的書，我簽名合適嗎？”館長道：“您是譯者，簽名之後成了‘簽名本’，更加珍貴。”陳望道推托不了，端端正正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此書如今成了北京圖書館的珍本之一。
聶元梓，你別亂放炮
聶元梓作為“文革”中在北京大學貼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風雲人物，曾經飛揚騰達一時。
聶元梓女士最近出版了《聶元梓回憶錄》，在第13頁《自序》中寫道：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直到今天，還有多家報紙，仍在以訛傳訛地重複著近十年前一位姓葉的名人製造的謠言：聶元梓已經結束了73歲的生命。”
她在《聶元梓回憶錄》第482頁又一次提及：
“有一次，北京一家購物導報刊登了姓葉的名人寫的一條消息，說我死了。我氣憤極了……”
聶元梓明明健在，一些不負責的報道卻說她死了，她的氣憤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我不知道《聶元梓回憶錄》兩次提到的“姓葉的名人”，究竟指誰。按照“文革”中的說法，這叫做“半點名”。
我從網上查到聶元梓的《做人、作文、寫回憶》一文，才明白她所說的“姓葉的名人”是指在下：“十年前我七十三歲，傳記作家葉永烈在《購物導報》上刊登了聶元梓已經死了的報道。在這以後不斷在全國許多城市大、小報刊包括北京的刊物上轉載，乃至今年還在津津樂道地重複著十年前的消息。然而，我至今還健在，很快就八十四歲了。”
聶元梓最近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采訪時，又一次說到“葉永烈說我死了……”
我很驚訝，因為我從未寫過關於聶元梓死了的消息。
我再度求助於互聯網，一下子就查到關於聶元梓死了的消息來源：那是一篇題為《文革五大學生領袖今昔》的文章，署名艾群、司任、項金紅、許龍華、倪融。艾群，即《亂世狂女》的作者。這篇文章在關於聶元梓的那一段最末的一句話是：“不久前，聶元梓結束了她七十三歲的一生。”時至今日，這篇《文革五大學生領袖今昔》仍在諸多網上廣泛傳播著。
我希望聶元梓女士查對一下。
如果聶元梓女士至今仍堅持這是在下寫的，希望她能夠出示“姓葉的名人”當年在《購物導報》上發表文章的原件，因為說話必須有證據才行。
如果聶元梓女士查一下互聯網之後，發覺自己搞錯了，希望她在《聶元梓回憶錄》再版時作相應的修改。
我采訪過北京大學陸平校長，請他詳細談過聶元梓以及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我也曾多次深入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調查常溪萍案件始末並多次采訪常溪萍夫人；至於《聶元梓回憶錄》中深惡痛絕的那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我曾經對他作過十幾次采訪。我也希望有機會采訪聶元梓女士，以求從她的視角核實“文革”中的有關史實。
“文革”軼事
已有數不勝數的文章，鞭撻那愚昧、荒唐、痛苦的浩劫十年。我的這篇短文，記述三則小小的我親眼所見的“軼事”——真實的笑話。
我曾訪問“七君子”之一——王造時先生的家屬。偶然，在王先生的遺物中，找到一張已經發黃了的“七君子”合影。令人不解的是，在這張珍貴的曆史照片背麵，赫然寫著“什麼東西”四個字！我尋根細問，才知乃是“紅衛兵”的手筆：原來，“紅衛兵”抄家時，見到這張長袍馬褂者與西裝革履者的合影，當即進行“大批判”，寫上“什麼東西”四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