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人（記者）： 東西先生您好，先恭喜一下您文集的出版，對於您的作品我還是有一些情結的，1998年第一次在《花城》雜誌（1997年第六期）上讀到了《耳光響亮》，我記得那期雜誌封麵的顏色紅紅的一片，我覺得您趕上了“中國文學最好年代”的尾巴，《耳光響亮》能在那個時候出現，含金量還是很高的，正好借著這個機會問問您《耳光響亮》的創作背景。
東西： 我承認中國文學有過最好的年代，也願意承認我趕上了這個“最好年代”的尾巴。那時候的文學一嘴下去，滿口生香，就像沒有汙染沒有添加劑的食物。非常幸運的是我趕上了文學好年代卻又一無所有，於是，用手死死地攥緊鋼筆（當時還沒普及電腦），以求在文學上找到安慰和回報。寫了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之後，我就想寫長篇了。寫什麼呢？當然想寫生活對胸口最猛烈的擊打。檢索成長過程，我發現對我人生打擊最大的一次，竟然是毛澤東的逝世。他逝世的時候我才十歲，一個十歲的少年，開始關心國家命運，可見我被教育得多麼成功。二十年一晃就過去了，我發誓要寫一本毛澤東逝世以後我們怎麼成長的小說。
王逸人： 《耳光響亮》裏主人公牛翠柏最喜歡看的書是《毛澤東選集》，最愛聽的歌是《紅旗下的蛋》，告訴您我也愛聽《紅旗下的蛋》，這個細節可能也是讓我把《耳光響亮》讀完的原因之一，崔健真是太牛逼了，《紅旗下的蛋》裏有“肚子已經吃飽了，腦子也想開了，別說這是恩情啊永遠報答不盡”、“權力在空中飄蕩，經常打在肩上，突然一個念頭，不再跟著別人亂走”、“現實像個石頭，精神像個蛋，石頭雖然堅硬可蛋才是生命”等等的唱詞。為什麼牛翠柏也喜歡《紅旗下的蛋》，是您也喜歡嗎？
東西： 我曾經強烈地喜歡過崔健，從《一無所有》開始，到《紅旗下的蛋》結束。他除了唱出我的心聲，還解構曆史、消滅崇拜、戳穿謊言。他在消滅崇拜的時候，卻又把自己弄成了偶像。在牛翠柏的心目中有兩個偶像，一個是被神話了的，一個是破除神話的。他讀其中一個人的著作，卻聽另一個人的歌。我曾經被這樣分裂過。我們這一代人恐怕都曾經被這樣分裂過。
王逸人： 《耳光響亮》從1976年毛澤東的逝世寫起，一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間的人物遭遇荒誕橫生，荒誕是有美學價值的，後來的人們更喜歡惡搞，我覺得惡搞是荒誕過了頭所致，可是惡搞的美學價值我個人認為是很低下的。您的荒誕師承自哪裏？您又是怎麼掌握這個度的，從而保證它不滑到插科打諢的一邊？
東西： 是生活告訴我這個世界很荒誕，而絕不是某個作家告訴我的。寫《耳光響亮》的時候，我還沒有像今天這樣詳細地閱讀卡夫卡，完全是生活給了我荒誕的感覺。在我出生的鄉村，童年時代天不下雨地不長苗都有可能是階級敵人在搞破壞。今天聽來恍如隔世，但這樣的故事卻真實地在中國大地上發生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秉承了八十年代的思考習慣，對生活認真，對未來期待。在一個認真的年代，荒誕有震驚的效果。但當現實全麵荒誕之後，有人就試圖用惡搞來突破荒誕。我是一個認真的人，認真的人隻有荒誕的本事，卻無惡搞的才華。所以，沒有刻意地控製，而是性格使然。
王逸人： 《耳光響亮》通過牛家家庭成員的命運流變來微縮一個時代，在最瘋狂的年代裏，一個人活著的最大價值就是用盡一切力量整別人，通過小說我看到您筆下的人物為了生存下去，要麼也變得瘋狂，要麼就徹底淪為無賴，沒有人能逃開。我想問問您個人曾經曆過什麼樣的人生體驗，才寫出這些東西的？
東西： 美國的一位作家曾經說過，他小說中的所有痛感都來自於後母對父親的折磨。他的小說並不是寫後母與父親，而是寫一個民族的痛。所以，在作家的身上痛感是可以移植的，哪怕是聽來的痛，想象的痛。《耳光響亮》裏的故事，絕非我的親身經曆，卻是我的心中感受。我是生活中的弱者，常常被現實扇耳光。弱者能體會人的難處，能理解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