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長在一個不算太老的老北京家庭。現在記得起來的，最老最權威的人就是爺爺。他年輕時由山東來到北京。最初在前門火車站當檢票員，沒幾年就當了站長。又幾年，便當了北京至山海關段的段長。稍後日本人來了，他不肯給“鬼子”幹活，就利用在鐵路的關係做些買賣，收入遠不如當初豐厚和穩定。他一共十個子女，這時他對為首的兩個男孩兒還算滿意，認為是一共一國，一文一武，將來定能有所倚靠。但後來的事情大出意料，他自己早早撒手人寰，子女們也在激烈的社會矛盾中分道揚鑣……
爺爺的家
我3歲時抗戰勝利，隨父母從重慶來到北平。父母平時住報館宿舍，但每逢年節也到爺爺家去，因為奶奶住在那邊。她特別想我這個長孫。
爺爺也不是不想我，但他身邊還有一位“奶奶”，年紀比我媽媽還小。記得大人們讓我稱呼她姨奶奶，我就那麼叫了。她對我特和氣，這有點奇怪；更奇怪的是，爺爺對爸爸也顯得特客氣。每逢我去，姨奶奶都給我許多好吃的。遇到過年，她也給我一個裝壓歲錢的紅紙包，雖然我那幾個小叔叔也每人一個，但裏邊的錢數都不一樣，我的特多。
後來，我漸漸大了才知道，爺爺是山東人，年輕時和奶奶到北京闖世界。爺爺最初在前門火車站當檢票員，沒幾年，升任整個火車站的站長；又沒幾年，升任北京到山海關段的段長。以後日本人一來，他就不幹了，私人跑點買賣，雖然還是利用鐵路上的關係，但收入明顯減少。在他心裏，不幹偽職比什麼都重要。至於那位姨奶奶，是他後來經常去天津做買賣時娶的。我在北平的奶奶聽說之後，曾闖到爺爺在天津的家裏問罪，正趕上爺爺不在家。這位姨奶奶怯生生地把奶奶迎進屋子，奶奶本想大發一通脾氣，可一眼看見躺在床上的小男孩兒，心腸頓時軟了——因為那也是徐家的骨血啊。後來，爺爺把姨奶奶終於從天津接進北京家裏，奶奶不高興也沒轍啦
爺爺家的四合院大門開在馬路南邊，所以北屋就比南屋窄了一個過道的寬度。奶奶自己住南屋，不僅寬，還建在兩尺高的石頭台階上，屋裏鋪地板，算是正房；爺爺和姨奶奶住北屋，地基矮，屋裏方磚地，但是有陽光。
這個四合院分為裏外兩進，夏天搭天棚，院裏有魚缸、影壁、石榴樹，還有廚子和老媽子。這院子論規格在北平隻算中等，西隔壁就是“四大名醫”之一施今墨的家，是更寬更深的四合院，房子本身也氣派得多。
爺爺家表麵還和睦，家裏有他在，沒人大聲說話，更沒人吵架。每逢吃飯，廚子把飯開在裏院東屋的飯廳，那兒有一個大圓桌，足可以坐十幾個人。隻要奶奶帶著我一去，爺爺和姨奶奶就在北屋裏吃了，廚子得給北屋單開一小桌。
大約在解放初期我又去時，才發現這房子蓋得奇怪。按一般道理，四合院如果大門開在路北，那才是正規的，其中北屋是正房，既寬敞地基也高，最尊貴的人住在裏邊。可爺爺家因為大門開在路南，南房從規格上高於北屋，但北房低矮卻有陽光。兩邊各有長短，爺爺和奶奶各住一邊，也算是“扯平”了。
聽說這是爺爺娶了姨奶奶之後，奶奶用自己的名字在北平蓋的。一蓋得，奶奶就住進南房。後來爺爺看見，沒說話，就帶姨奶奶住了北房。最初外人來時，也都表示了奇異，可再三打量之後，卻又連連點頭。
奇妙的四合院，扯平了人間的不平。
還有，我在上中學之前一直都奇怪：為什麼爺爺對爸爸特客氣？為什麼明顯透出巴結的意思？
後來我上初中時，才聽三叔（爸爸的親兄弟）說，爺爺年輕時對爸爸和幾個弟弟可狠了——一旦發現他們有錯處，就不問青紅皂白，把小哥兒幾個綁在八仙桌的腿兒上，用雞毛撣子抽打。父親既賭氣更爭氣，高中一畢業就離開家庭，獨個兒到金陵大學半工半讀去了。一去若幹年，等抗戰勝利回到北平，表麵是《大公報》的進步記者，可明眼人一看，無論誰都會認定我爸我媽是共產黨！爺爺這時無權無勢，所以每逢見到我爸總是臉上賠笑。至於他對姨奶奶生的那幾個孩子，從小就再沒有那麼打過。或許是偏愛，或許是因為時代變了，他年紀也大了，心裏的“滄桑”多了，就不那麼執拗了。
這就是我的爺爺。他活著時我年紀太小，還不懂得去思量他和琢磨他。他解放沒幾年就死了，當時時興土葬，他埋在八寶山公墓。記得那是一個小山頭，每隔一個“床位”大小，就樹立起一個木板做的小碑。他年輕風光了好一陣兒，據說盛夏時每天要換三次紡綢襯衣，如今和不相識的人密密麻麻擁擠在這裏，他會不會嫌有味兒呢？
爺爺這個人我一直也不很了解他。但他家那個南屋和北屋，倒給我許多有關“老北京”的啟示。
一文一武
這是我幼年（大約四五歲，具體時間當在抗戰勝利之後）常從爺爺和姨奶奶處聽到的一句話。他們欣慰地感歎：“我們老徐家，總算出了一文一武……”
文的是說我爸。那時抗戰勝利，我爸我媽從重慶奉調到北平，組建天津《大公報》的北平辦事處。最初隻我爸我媽倆人，我爸是主任，我媽是唯一的組員。就在那一陣兒，我爸很走紅，一是《大公報》這塊牌子硬，二是熟人隱隱約約都覺得我爸“像共產黨”。據姨奶奶後來回憶，硬說有次毛主席出來，“你爸就在緊邊兒站著”。聽那語氣，挺像京劇裏頭元帥升帳，兩邊站著大將似的。言之鑿鑿，如同親見。可我無論怎麼想，也覺得不可能。一是毛主席解放戰爭時期根本不在北平，等1949年進城，馬上就解放了，我爸無論如何也挨不上邊。也有親戚猜測：興許是見過你爸站在毛主席身邊的照片。這倒有可能。第一，我爸采訪過八路軍五台山總部，重點采訪朱德，興許那時和毛主席合過影；第二，毛主席參加重慶談判到山城，興許那時有過合影，尤其《大公報》當時是張大報，大報記者湊上前的機會很多。
武的指我二叔。二叔在學生時代很活躍，曾上過黃埔軍校，也不知是多少期。後來又去了國民黨的一個空軍學校，爺爺為此也頗驕傲。那時國共之間正處在拉鋸狀態，爺爺因此覺得家裏有這樣一種“拉鋸”，豈不正好？周圍的親戚也說，“行啊，不管將來是哪邊的天下，你們老徐家都朝裏有人！”不料想，那個軍校沒兩天就散了攤子，二叔就回到北平爺爺家賦閑。當時爺爺景況也不好，他見自己家裏整天出來進去的一個大閑人，因此對二叔也就“沒好氣兒”了。
偏巧我爸和二叔之間，從很早感情就不好。據我爸我媽五六十年代的解釋，“你二叔從年輕時就不求進步，我們1938年在武漢入黨，隨即通過董必武介紹你舅舅和你二叔去延安。結果你舅舅從蘇州去了延安，你二叔反而去了國民黨的軍校……”由於我爸我媽幾十年來從不跟二叔來往，我也一直沒能見到二叔一家。後來，已經是很晚很晚的事了——連三叔都已經退休，三叔在上海找到二叔，老哥兒倆一起談到當年往事，三叔講我爸的晚景淒涼，臥病時間已經很長，表示希望二叔能主動給我爸寫一封信……不料二叔卻說，“大哥從來就不近人情。我當年去軍校，不就是貪圖那裏的待遇？可後來在北平賦閑，大哥一個走紅記者，也從不說替我介紹個工作……”
這倒也是。
三叔後來私下談起我爸，卻說“其實你爸挺有人情的。他對你二叔是有點苛刻。你想啊，你爸你媽剛入黨，都想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介紹到延安，於是一邊介紹一個。結果你舅舅從蘇州去了，你二叔不但沒去，反而去了國民黨那邊，這也太不給你爸臉麵了！你爸雖然對他苛刻，對我卻很好。解放戰爭時，爺爺經濟上不行，不可能供我念大學。我正猶豫著，是你爸鼓勵我一定要學好知識，還說“知識就是力量”——就憑這句話，足見你爸有人情；但也憑這句話，又顯得你爸不像是一個純粹的共產黨。以後，我考上了天津南開大學，四年中都是你爸供我讀的書……”
很有趣，我奶奶生了三男兩女，三男結果走了三條道路：老大、老二是一文一武，一共一國；老三最後走了中間路線，他是唯一真正靠知識吃飯的知識分子。
昔日社會是個大舞台，當一種政治力量“升帳”時，兩邊得有保駕的文臣武將，也不妨有少量的居中力量（一般由醜行扮演）。我爺爺當年有些自豪，老大老二分別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帳下聽用，無論將來哪邊掌權，也虧不了自己。然而，在改朝換代之後，文臣武將照例大換班，我爸沒能擠上去，反倒趴了下來——這則是爺爺全然沒料到的。作為我三叔——那種不緊不慢的居中力量，卻在改朝換代之後得到“照單接收”的命運，這連他自己沒有想到。
聖誕的禮物
我家沒人信教，但我自幼就被一種宗教氣氛所籠罩。我家住北京東城燈市口，院子的南牆前聳立著一排石刻菩薩，有的缺了腿，有的斷了手，但一個個歡喜如常，笑眯眯看著小孩兒“過家家兒”。我更感興趣的，是大街上的那兩座教堂——一座在燈市口大街路北，一座在八麵槽大街路東。我曾在星期日早上，偷偷跟著信徒們進去，看他們怎麼“做禮拜”。教堂把門的人沒有管我，或許以為我是前麵那個大人的孩子呢。信徒剛進去時，要跪在座椅後邊的橫板上禱告上好一陣兒，然後才起身到前邊的空位子坐下。在教堂的正前方，山峰般聳立起一個講壇，一個頭戴大高帽子的人，拿腔拿調在說著什麼——表麵是“說”，實際像“唱”，並且“唱”和“聽”的雙方都津津有味和如醉如癡。戴高帽兒的人講完了，兩側的修女每人手捧著一個紙夾子，用情地唱起讚美詩。讚美誰？不知道。後來聽說是讚美耶穌。耶穌又是誰？聽說是外國的神。他幹嘛要管中國人的事情？我雖然懷疑，但由衷承認讚美詩是很好聽的，起碼比和尚念經好聽。並且，教堂中的氣氛是很有情調的。我每次偷進教堂之後，回家總要說上幾句，母親聽了很感興趣，她時常能回答我的某些問題，諸如耶酥是怎麼個神啦，他為什麼被捆上了十字架啦，教堂中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回聲啦，信徒們作禮拜又是怎麼回事啦……我奇怪母親的多知多懂，母親笑著告訴我——她幼年在蘇州的小學中學讀書，上的都是教會學校——外國老師講課用英語，講著講著，說不定就會扯到聖經中的某段故事中去。母親雖不信教，但她相信任何真正的人，應該是仁慈和友愛的。對於西方的一些節日，比如每年一度的聖誕節，她總要帶我到一些有文化的中外人士家中，讓我去看那棵纏滿彩色電燈泡的樅樹，並讓我親眼看到聖誕老人在午夜時背著個大口袋來到聚會場所，當場為小朋友分發禮品。這禮品隻是個序幕，真正的“大軸戲”則在小朋友回家入睡之後，老人會把禮物塞進小朋友預先繞在床頭的一隻長統襪子當中，並且一定要塞滿。就在小朋友將醒未醒之際，他一下子就又返回了天國……總之，這故事很美，我很願意相信，因為每年聖誕次日，我一早醒來，床頭那隻長統絲襪一定裝滿了好玩或好吃的禮物。就在我打算掏出禮物一一細數之時，母親常在這時推門進來，親切問道：“讓我看看，聖誕老人送你什麼禮物了？”我緊忙用被子把襪子一蓋，我不願意其他人比我更早知道禮物的內容。“好了，好了，媽媽不看。上學要緊，中午回來再看，行嗎？”我想了想，用被子把禮物蓋嚴，一邊下床，一邊對媽媽說：“您得保證，不許疊床上的被子……”
“媽保證，這被子就擱到中午再疊……”
媽媽說到做到，中午回來，被子果然沒動，因為被子原先的樣子我是記得十分仔細的……
這樣的事情重複了許多年，於是，從聖誕這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一早（準確點說，是到中午我獨個在臥室床上細數禮物的時候），便成為我童年的一個節日，盡管我還是個隻顧玩的孩子，但多少也領悟到每年都有這麼一個時刻，應該稍微鄭重和虔誠一些。因為在這個時刻，上帝要委派一個聖誕老人降臨人間，把幸福和祝願贈送給善良的人們。
我6歲那年，北平城十分混亂，爸爸整天在外麵忙，媽媽秋天時生了個小妹妹。快到元旦時，市麵就更亂了。一天，軍警忽然到住家前邊的報館搜查，翻得亂七八糟，走了。過了幾天又來了，不容分說就抓走了爸爸，因為他是這個辦事處的主任。媽媽知道後，連續幾天早出晚歸，奔走營救，小妹妹就交給一個阿姨帶。白天還好說，妹妹晚上就非找媽媽不可。阿姨為了哄妹妹睡覺，就不停地唱歌。她唱得不好聽，比教堂的讚美詩差多了，可我隻能耐下心思想自己的“事兒”——聖誕節已然臨近，看來媽媽是沒空帶我到有樅樹的人家去了。果然，聖誕節這天一早，媽媽又出去奔走，一天沒回家，連晚飯都沒回來吃。晚飯後，阿姨一邊哄妹妹，一邊招呼我洗腳。我上了床，知道沒希望了，就迷迷糊糊一覺睡到天亮。一睜眼，隻見床頭欄杆上一隻絲襪，鼓鼓囊囊的——掏，哦！口香糖、轉筆刀、十二色圖畫鉛筆……應有盡有，簡直比哪年的都豐富。
我雀躍般下了地，急問阿姨：“昨晚聖誕老人什麼時候來的？”
“什麼——老頭兒？”阿姨是鄉下來的，聽不懂。
我一指襪子：“喏，這些東西哪兒來的？”
“你媽昨兒後半夜帶回來的……”
“我媽——”
“不是你媽，還能有誰？”小阿姨歎了口氣，又說，“你媽昨兒後半夜回來，情緒特不好，哭了半宿。天剛剛亮，她爬起來就走。剛出門又回來了，從皮包中掏出這些東西，塞進這隻襪子，給你掛在床頭，摸摸你的小臉，這才出的門兒……”
我好半天沒說話，我好像忽然長大了不少。這時天已大亮，隔窗望去，院子裏清靜極了，隻有對麵南牆根上的那幾尊石佛，似笑非笑地望著我。忽然，石佛臉上出現了笑容，這笑容有點苦，愁苦得像耶酥。再看，愁苦又轉成了堅毅，而這種堅毅我熟悉，它是母親臉上時常出現的一種表情。
春節逛廠甸
記得在我五六歲到十來歲的那陣兒，幾乎每年春節，都是跟著爸媽先到爺爺家拜年，然後爸媽留在那裏聊天；我則跟著幾個“小叔叔”，從爺爺家出發步行逛廠甸。爺爺家就在和平門以北，離廠甸僅三站地，用不著坐車。
其實，每年的臘月二十幾，大約在祭灶前後，我一準先要到爺爺家住幾天。爺爺家是個中等大小的四合院，爺爺和姨奶奶住北屋，奶奶住南房。奶奶和姨奶奶各生了三個男孩，奶奶生的三個早已長大，並且天各一方；而姨奶奶生的三個“小叔叔”，還都在上小學，整天就在這個四合院中奔跑，奶奶一聽見那腳步聲，就覺得是一種壓力。因此每年臘月，一當我住進了南房，奶奶就顯得特高興，說話也顯得有底氣，因為我是這個家的長孫。
在準備過年的日子裏，我天天看著家裏置辦年貨，看傭人們忙前忙後，看饅頭怎麼蒸了一缸又一缸。那饅頭都得先晾涼了，然後用一根筷子的頭蘸著一種可以吃的紅顏料，在饅頭當中點上一個“紅點兒”。聽一個年長的老媽子講，從初一到十五，廚房是不準動火蒸饅頭的，所有的吃食都要預先準備齊全。我覺得有趣，這種點了紅點兒的饅頭，就成為春節在我心中最初的形象。
可也怪，就在過年氣氛越來越濃的時候，換言之，也就是到了臘月二十八九的那兩天，父母一準把我接回自己的家。明明爺爺家的東屋，已經搭好祭奠祖先的供桌，一邊一個大紅蠟燭，當中許許多多的供品。據說大年三十要有一個全家的跪拜之禮，我這個長孫在這一番儀式中也算個主角。還據說，無論是爺爺還是奶奶，本來都希望我能留下來參加這一儀式，無奈我爸我媽一定要事先把我接回，他們也隻好默默接受。這件事我一直不明白，那大紅蠟燭是要在年三十晚上才點起來的，一點就要點一個通宵。想必那一定是很好看的，可惜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所以想象中的，那飄忽著火焰和光明的大紅蠟燭，便成為春節在我幼小心靈中的又一個形象。我很奇怪：為什麼爸媽如此不肯通融？後來我才明白，那時正是解放前夕，我爸媽是地下共產黨員，爺爺是個小資本家，奶奶雖是個小腳女人，但也屬於“吃剝削飯”的範疇。爸媽非要我年三十那晚上回到自己身邊，就是為了讓我躲過對祖先的那一拜。在父母當時眼中，祭什麼祖先？搞什麼跪拜？都純粹是封建一套。他們認定，平時我奶奶有被壓迫、受欺負的一麵，到“年三十”祭祖這一天，奶奶和爺爺就站在一邊兒了。事實上，當我長大之後，才知道也的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