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觀這條步行街，具有以下的優點：第一，地理位置絕佳，處於城南又緊貼城北，交通方便，出入自由；第二，具有足夠的長度，且東中西三段特色。東段大柵欄突出商業，中段楊梅竹斜街突出民俗，西段琉璃廠東、西街突出經典文化。第三，具有可開發的寬度，可以增加諸多新設項目，如開辟專線小型交通車，前往指定會館去觀摩在古戲樓中的戲曲演出，前往八大胡同等地茶館喝茶並研習昔日民俗史；還可以新建一些院落，供表演舊時結婚禮儀、出殯禮儀、鬥蛐蛐和喂養鴿子（包括製造鴿哨）。
此外，在宣武區建設這一條步行街的同時，還可以向東延伸到崇文區——穿經前門大街而進入而進入“鮮魚口”。“鮮魚口”曾是清末著名的鞋帽大街，曾有七家帽店和十一家鞋店聚集於此。另外可以在西打磨廠集中再開辟一條會館街。
當然，如果打算實施這一計劃，恐怕在行政區劃上要有所調整。是不是應該考慮一下重設“前門區”的問題？
“恢複北京的古城風貌”，這是時代給予中國首都的光榮任務。古城風貌不僅是外觀的，更包含著人們的心靈深層，要具備足夠的曆史和文化的修養。要想做到這一點，又和在城市外部上進行調整密切相關。有計劃、有目的地建設步行街，恰恰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措施。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這一設想，就需要通盤規劃並形成係統工程。其中包括城市規劃、引資改建、項目設置、人員征集、服務培訓的通力合作，就連修建相當數量的較高等級的廁所也不能忽略。總之，筆者希望這一條新的“清明上河”，能夠早些搖曳流淌在北京南城的地麵之上，並祝願它對完善北京的古都風貌起到積極作用。
東北無大菜
這似乎是個與老字號風馬牛不相及的題目。的確如此，我也是在經曆了相當長的思考之後，才陡然發現這個題目與探討老字號的內在聯係。
進入90年代之後，“忽如一夜春風來”，“東北大菜”的招幌飛上了北京諸多餐館的櫥窗。它們究竟是怎樣的“大菜”呢？我做了調查，無非是些“小雞燉蘑菇”、“肉絲拌拉皮”、“幹炸馬哈魚”、“鬆仁玉米”、“酸菜餃子”……餐具和服務和其他餐館沒什麼兩樣，菜肴水準有高低，僅在於原料本身的好與差，其製作幾乎都是一個水準。說得再絕對些，似乎“東北大菜”根本不需要多高的烹製本領，顧客吃的就是材料的“原味兒”。在“原味兒”背後，更有一種粗獷熱情的山野平原之風。與這種山野平原之風“配套”的，應該是粗瓷大海碗和爽朗中略顯“侉”的東北話。如果給它換上潮州菜的餐具或者吳依軟語之類，反而不倫不類。
稍後，我更發現“東北大菜”的走紅，乃是一種屬於“時代的必然”。一些從東北插隊回來的青年（事實上早已進入中年），開起了“老插餐館”和“老三屆餐館”。“家常菜”（甚至是“憶苦飯”）也在更大麵積上“升華”起來。北京不是出現了一家很有名的“憶苦思甜大雜院”的飯館麼？來到了這個時候，我再看“東北大萊”，就覺得它的走紅真不是偶然的了。
作為北京人，不免自幼就要接觸老字號，接觸最多的當然還是北京的風味菜肴。這既不是東北的，也不是江南的。在當時（50年代），東北飲食很難進京，記得在西單商場隻有一家自稱“東北風味”的“遼陽春”飯館，櫥窗中曾經標榜進“血腸”和“酸菜餃子”。相比之下，倒是江南（特別是以上海為代表）的飲食頗為盛興。東安市場的森隆飯莊，西單的玉華台飯莊和菜市口的上海小吃店，以及稻香春、稻香村和桂香村南味飲食店，都以“南方的”名義陸續進入（也可以說是“占領”）了北京市場。由此，一個問題便在我這一代人幼小的心靈中萌生：北京與上海，究竟誰更好？結論很明顯，南方飲食甜軟，服務也更細致周到，當然“更好”。稍稍長大，嘴上就不便明說，心裏依然認為上海好。為什麼不能明說？因為階級鬥爭搞起來了，而且越搞越厲害了。再那麼講，豈不就是資產階級思想麼？作為一名時代青年，警惕不要被糖衣炮彈擊中。
這種情況維持、延續了許多年，隻有到了改革、開放之後，視野擴大了，心態從容了。作為文化人，審美情趣也大大增強，開始有觀看和參與各地民俗（也包括風味菜肴）的機會了。於是，邁開雙腳從北京走了出去。去看望那陌生的祖國。到哪裏去？當然嘍，什麼地方都可以去！首先去哪裏呢？當然要去“南方”。請注意，此際的“南方”已非昔日之上海，是指改革、開放的急先鋒廣東，是指第一個特區深圳。
去了之後，果然親眼看到許多動人的新氣象，當然也免不了品嚐許多那裏的風味菜肴。經過了“這一次”之後，才陡然知道天下是如此之大，即使是在飲食一途，居然還有北方見不到的諸多吃物和諸多吃法！蛇居然可以吃，蛇的膽汁和血，也可以放在酒裏邊喝；當然，龍蝦和各種海鮮，以及那不知道名字的各種精美器皿，都讓北方人膛目結舌。飯桌上更是意氣飛揚，談生意，談改革，目空一切又細微落實……這是和北方人在飯桌上“為吃而吃”大不一樣的。帶著“這一種”體會回到北京，再接觸昔日傳統兼正統的北京老字號，內心的衝撞自然就很強烈的了。這是怎樣的一種心境呢？一方麵敬仰特區的手麵、氣魄和手段，同時也檢討昔日老字號的故步自封和因循守舊。
當然，我也曾走向東北。那裏有國家的重工業基地，有幼年在語文課本上“見到”的老模範孟泰，更有我在“文革”中不遠千裏前去“朝聖”的大慶。但在今天再看東北，昔日的莊嚴和滯重混合在一起，給人一種說不清的感覺。我去過東北的好幾個中等城市，在辦完正事之後，都曾漾起閑情，獨自出外在大街上尋找那最地道、最濃鬱的“東北大菜”。我曾反複向路人打聽。但回答卻讓人掃興：“我們這嘎搭，哪兒有什麼大菜？高級餐館倒是有，裏頭照舊賣豬肉燉粉條子！要是喜歡，你就‘可勁造’吧……”
這是真實的，真實的東北人說出真實的東北情況。想了想，不覺心中暗笑。東北不是青山綠水，有的隻是白山黑水。東北人是雄渾的，生活習慣上是粗放的。冬天臨近時，家家要采購進整個冬天的食品，白菜、蘿卜、蘋果、大米……都是用麻袋裝的，在家門口卸下來，放進剛剛挖好的地窖裏。以後用時，隨時進出地窖就是了。說到做菜，講究量大、質好、心更誠，味道倒在其次。親友間相互請客，講空究菜盤要大、要多、不許客氣，“可勁造”；相互敬酒，整碗對整碗，一仰脖子就要幹，要醉倒了才顯著真誠……大約，這就是東北人在飲食上的“集體無風格卻有熱情”。反映到餐館上，高級“大菜”不能說沒有，但絕對不是東南的那份兒雕琢與細膩。
現在，我們把話題開始向回“收”——“收”到改革、開放的幾個不同階段對於老字號形成的認識上來。
最初，當我們還沒有實地接觸到廣州、深圳、珠海時，胸中還是昔日北京民俗占據主流。這時的老字號，依然以正麵形象存在於心目中，我們習慣並滿足於昔日北京的那種森嚴而平穩的秩序。或許，以為上一代的老字號就是今天這樣，同時以為今天的老字號會一代複一代地重複下去。
稍後，等到粵菜雄糾糾、氣昂昂走進北京，等到迅速占領了北京的高級餐館、並且取代了從前盛行的魯菜、川菜和蘇菜時，我們就有點驚異了：這果然好吃麼？但是，有條件的北方人很快就習慣了：吃慣了濃重厚味的北方嘴巴開始喜歡清淡了，也覺得“生猛海鮮”頗有嚼頭了。甚至在最近的一二年，這股風潮再向前發展，使得潮州菜更蓋過了粵菜。什麼是潮州菜的特點呢？我從沒吃過，隻是打聽了一下（同時也從電視中“掃描”了一眼），大約是用料更“尖端”，做工更精細，器皿更華貴。在這股風潮的影響下，原來北京的那些老字號紛紛退後了，有的退出了昔日繁華的商業競爭地——前門，隱縮在北京城不顯眼的角落裏；有的跟不上時代的潮流，幹脆覆滅了。這時，我們往往沉浸在“改革”、“開放”帶來的歡樂中，萬眾爭相自認是時代浪尖上的弄潮兒；但殊不知身子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傾斜，眼睛也讓異域之風沙所遮擋……
但，北京（北方）人的性格核心是變不了的。老字號作為一種文化，其存在和發展也在其本身的規律：“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為了追尋“自我”，換言之，為了平衡那業已傾斜了的“自我”，於是，“東北大菜”（以及隨之而來的那股風潮）便應運而生了。它的出現，實質上是一種“收”，是一種反樸歸真，是一種對於飲食風格如何麵對改革、開放的總體把握。北京（人）此際是想從“東北大菜”當中，尋求一種擺脫華麗和尊重質樸的媒介，尋求一種借助底蘊去穩定步伐的風氣，並且希望以之重新投入到進一步的改革、開放當中，以求把自己的步子邁得更大更穩。
這一次的“東北大菜”，是它自己“冒”出來的。試問它的生命能有多久？能夠在多大的範圍起到補充和協調的作用？這，似乎還需要做更深入、更細致的研究。我們應該有意以它和廣州、潮州菜“碰撞”。如果單個的“東北大菜”不是廣州、潮州兩家菜的對手，那麼也可以再“拉”出個幫忙的，讓北京人心中的西北風再旺盛、再猛烈一些吧。總之不要為了“東北大菜”而“東北大菜”，要用文化的觀點去策劃下一場飲食美學上邊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相信每經過這樣的“一張一弛”，北京的飲食口味也就會經曆一次“螺旋形的上升”，飛躍到一個新的層麵。
老字號的問題是這樣，其他的問題也當是這樣。
我向曆史尋覓美人
幼時，不知為何隻覺得世間紛擾，於是愛讀古書，古代美女雖也在紙頁中呼之欲出，但終不能贏得我心。後來在自己的實際生活中，每逢遇到有些古文根底的人，一見麵便笑問我的名字出處，因為他們知道在《戰國策?鄒忌諷齊王納諫》當中，有一個和我同名同姓的人——城北徐公，他是齊國的美男子。最初，我隻能據實回答，說自己幼年間無法書寫家族按照輩份賜予我的名字（筆畫太多），於是家父就將他的這個筆名轉贈給我。後來我被問煩了，臉皮也慢慢被問厚了，便井自己幼年“特美麗”，於是雙親才有這樣的期望。嘴上與人調侃，心裏可還是琢磨：曆史上的那個城北徐公，當是怎樣一副“可人疼”的相貌？幾十年間，我不斷玩味那段故事，慢慢的，發覺其中最美麗的不是徐公，反倒是徐公的對立麵——那個其貌不揚的官員鄒忌。因為他在妻、妾和門客的阿諛奉承當中領悟到事情的本質：妻子說自己比徐公美，是袒護自己；妾說自己比徐公美，是懼怕自己；門客說自己比徐公美，乃是有求於自己。看來，隻有鄒忌能夠跳出人家擺設好的圈套，他有精神上的自由，因此才是最美麗的！
我於是在尷尬中，在寂寞中，在旅途中，在靜思中，萌生出一個把鄒忌和城北徐公故事搬上京劇舞台的打算。
機會終於來。80年代之初，我告別了浪跡天涯的生活，走進北京，走進中國京劇院擔任編劇。沒過多久，三場京劇《孔雀裘》寫出來了，鄒忌（架子花臉）是其中的第一號人物，其次才是城北徐公，用小生扮。我把它拿給我的恩師、著名編劇範鈞宏先生（其主要作品有《楊門女將》、《滿江紅》等）。他看過後說：“戲，倒是有點意思。隻是，你打算給誰演呢？”
我沒有半點猶疑：“袁世海。”
他仿佛沒聽真：“誰？”
“袁世海。”我板上釘釘，十分肯定。
範笑了笑，硬是不再說話。事後，我把這事兒告訴中年同事，他們也笑了，“你讓範先生怎麼回答你！在咱們劇院，能給袁先生寫戲的，也隻有兩位——一位是翁偶虹，再一位就是範先生。哪兒就能輪到你呢？……”
長久無言，這是我到京劇院後被上的第一課。此後，我“現實”起來，一邊把眼睛轉向了較為年輕的李世濟，後來給她寫了《則天武後》並獲得“文華獎”，更主要的精力則轉向著書立說。於是，《孔雀裘》便扔到了腦後。
沒料想，後來的某個春天台灣女花臉王海波來北京，打電話約我一談。及至見麵，才知道她剛剛組建個“銅錘劇團”，急需花臉戲劇本，但又不要“太大”……我向記憶中搜索，猛然叫道：“正有這麼一出！”一講關目，她說“正好”。再把當年為袁先生寫戲而擱淺的情節一講，她又遲疑起來，“可我是銅錘，還是裘（盛戎）派呀！”
我回答說“無妨。容我當一回‘翁偶虹’。”她不解此何意。我解釋說，50年代初期，京劇《將相和》紅遍全國，作者翁偶虹。李少春、袁世海先排先演，大紅特紅。譚富英、裘盛戎見狀情急，求翁拿出適合他倆演出的劇本，於是翁勾勾抹抹，一個以唱見長的《將相和》本子又在緊鑼密鼓當中得到生命……我把細情一說，海波釋然，隻一個勁催我“快、快、快”。
我在春節後即動筆。那一個鄒忌在我心中活躍——卻從“袁世海”轉向了“王海波”。我的做法，不是簡單地“減表演”而“加唱段”，而是讓自己沉浸到這個美麗的大花臉的內心，嚐試用銅錘的心態和動作去碰撞周圍的環境，看是否通順地行進。如果通順，就一步步向前“推”環境；如果實在“過不去門”，再反過來更改一下外部環境。就這樣雙向著調整，慢慢理順了人物和劇情的關係，不僅鄒忌的動作慢慢想出來了，就連他的臉譜，恍惚中也有點輪廓。
王海波對改本頗滿意，她已找人譜了曲子，下半年就開排。說到臉譜，我可不敢自己杜撰。我鄭重約請80高齡的著名生物學家、北京餘叔岩研究會會長、臉譜專家劉曾複先生擔當此任。我和劉老係忘年交，他一聽故事原委，一邊答應下來，同時又驚呼道：“這可是件大事！”我說“當然。要不是想出點文化味兒，哪兒敢麻煩您了呢？”
後來，這出戲終於以京劇電視劇的形式搬上屏幕，由王海波演鄒忌，其他角色則集中了全台灣的名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