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10日，一位正處於軟禁之中的72歲老人，給華國鋒寫了一封親筆信，表達了自己對於粉碎“四人幫”的歡悅之情。
這位老人便是華國鋒仍在強調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主角──鄧小平。
“天安門事件”之後，鄧小平遭到“大批判”，在北京寬街家中閉門不出。後來，鄧小平因患前列腺炎等病，住進北京301醫院。
10月7日清晨，葉劍英通宵出席政治局會議之後，第一時間給鄧小平打來電話，告訴他逮捕“四人幫”的消息。鄧小平掛了電話，對妻子卓琳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但在次年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一下子成了中共“第三號人物”。
1978年11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李光耀第一次見到來訪的鄧小平，他在回憶錄裏寫道：“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盡管他隻有5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雖已年屆74歲，但在麵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在告別李光耀的一個月後，鄧小平在曆史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成為了中國的實際控製人。如果說當時的中國是一家公司的話，那麼，它就是一個陷入絕境的大型虧損企業，財務赤字、產業老化、勞動效率低下、市場環境極度惡劣，喜歡打橋牌的鄧小平抓到了一副超級大爛牌。
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力挽狂瀾，美國人驚異在他的治理下，“為什麼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在極短的時間內，能夠來個180度大轉彎，如同讓航空母艦在一角硬幣上轉圈”。鄧小平複出之路阻力重重打倒劉少奇，大家喊聲齊。
打倒林彪，驚恐吃不消。
打倒鄧小平，誰也弄不清。
打倒江青，都拍手掌心。
——這是逮捕“四人幫”後流傳在北京的一首民謠。
逮捕“四人幫”極大地鞏固了華國鋒的領導地位。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對外宣布，政治局已選舉華國鋒總理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從而使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然而，這位由毛澤東親自指定的接班人，無論從資曆還是威望上講，都讓人擔心他能否勝任這些職務，能否把這個國家從10年的動亂中挽救出來。而“誰也弄不清”為什麼被打倒的鄧小平，被領導層一致認為是難得的人才，已恢複工作的老幹部則把他視為他們認可的領導人。因此，從這一刻起，他就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焦點人物，有兩個問題被議論紛紛：要不要讓鄧小平回來工作？回來之後讓他幹什麼？
這時的鄧小平雖被保留黨籍，但已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76年10月10日，鄧小平鄭重地拿起筆來，致信中共中央以表達堅決擁護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果敢行動，信中洋溢著他的喜悅和激動之情：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
粉碎“四人幫”後，葉劍英在10月7日即向華國鋒提出為鄧小平平反、恢複鄧小平工作的建議。以後葉劍英又多次向華國鋒提議。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發言說：“我建議小平同誌出來工作，我們在座的同誌總不會害怕他吧？”李先念當場表示完全同意葉劍英的意見。
因為華國鋒沒有積極的反應，鄧小平個人的政治命運在打倒“四人幫”後一時還無轉機。盡管“文化大革命”這場在中國的浩劫已經結束，但是中央還在重申“批鄧”，仍不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12月7日，鄧小平患前列腺炎，嚴重尿瀦留。12月10日晚，鄧小平在家人的要求下被送進301醫院住院治療。經會診，確診病因為前列腺肥大、造成尿瀦留。為此，鄧小平主動提出“幹脆做手術，免得以後麻煩”。於是，醫院在進行手術方案準備的同時，向中央報告情況以請求批準。12月16日，華國鋒和汪東興關於動手術的批示下達。手術前，卓琳不放心地問主刀醫生：“你看手術後可能會有什麼問題啊？”鄧小平接過話來說：“你不懂，不要問。要相信醫院，天下沒有絕對的事情，萬一出了問題，由我跟我的全家負責。”
盡管醫院做了不少保密工作，但自手術報告打上去後，中央和軍委的首長很快就知道鄧小平在301醫院就診。不多久，獨臂將軍餘秋裏來了，在病房裏，兩位老人敘舊話新，臨走時，餘秋裏說：“小平同誌，我們都盼著你出來啊！”幾天以後，徐向前和聶榮臻到醫院看望鄧小平，表達了希望他早日出來工作的強烈願望。
1977年2月3日，鄧小平康複出院。出院後，在葉劍英的親自安排下，鄧小平住進京郊西山中央軍委的25號樓，葉劍英就住在不遠的15號樓。在當時中央還沒有作出相應正式決議的時候，葉劍英在為鄧小平第三次複出作準備，他不斷派自己的辦公室主任和機要秘書給鄧小平送文件並彙報情況，說：“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給小平同誌，讓他看，熟悉情況。”
葉劍英對鄧小平說：“你是我們老帥中的領班”
1977年2月18日，丁巳年春節，雖說鄧小平的職務還沒有恢複，報上仍在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但他身邊卻頗為熱鬧。葉劍英、李先念、王震都來了，胡耀邦和萬裏也來了。這麼多客人來向鄧小平拜年，清楚地表明，大家都擁護他，熱切地盼望他複出。
麵對黨內外的強大壓力，華國鋒無法再拖延，1977年5月6日，鄧小平終於“出來”了！當然，這時的鄧小平還隻是“出來”而已，還沒有恢複一係列要職。
不久，葉劍英80壽辰，邀鄧小平、王震等人聚會。那天，葉劍英家中高朋滿座。餘秋裏、楊成武、聶榮臻、徐向前也都來了。鄧小平一進門，笑著說：“老帥們都在啊！我也來祝賀。”
葉劍英馬上說：“你也是老帥嘛，你是我們老帥中的領班。”這句話，反映了鄧小平在老幹部們心目中的地位。
隨著鄧小平的複出，華國鋒不得不對“天安門事件”降低調子。雖然他仍堅持“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又說“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剛剛複出的鄧小平抓住了華國鋒自身的矛盾，敏銳地批評了“兩個凡是”：“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了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毛澤東同誌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他說：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了，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在黨內高層公開講毛澤東也犯過錯誤，這在當時，不啻是石破天驚。鄧小平的講話，在黨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為批評“兩個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經過上下結合反複激烈的鬥爭，黨心民心終於占了上風。
經過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反複工作，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強烈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於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鄧小平恢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鄧小平一下子成了僅次於華國鋒和葉劍英的中共“第三號人物”——實際上，由於葉劍英年事已高，鄧小平很快就成了僅次於華國鋒的第二號人物。
鄧小平在會上的講話中說：“全會決定恢複我的工作，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還能在不多的餘年裏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個人來說是高興的，我感謝全會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幫’，我實在高興。我現在73歲了，想再活20年到30年，但自然規律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現在我的身體還好，‘零件’都還健全，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坦率地說，我自己也考慮了一下，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應該老老實實地履行黨員的責任，聽從黨的安排。”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閉幕式上講話。這是鄧小平結束一年多的“沉默”，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會上發表講話。
鄧小平複出之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麵，是在7月30日內地和香港之間的一場足球賽上。日本的共同社在第二天以《鄧先生觀看國際足球賽》為題報道，夾敘夾議，使讀者猶如身臨其境。全文如下：
鄧小平副主席30日晚上觀看了在工人體育場舉行的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的決賽並出席了閉幕式，受到了觀眾的鼓掌歡迎。鄧副主席出席了三中全會，發表了講話，但在群眾麵前露麵則是自去年一月在周恩來總理追悼大會上致悼詞以來的第一次。
鄧先生坐在工人體育場正麵的貴賓席上，在其右側就座的是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左側坐著李先念和陳永貴兩位副總理。以不斷吸煙聞名的鄧先生一就座便點煙，同吳德談笑。當香港隊在前半場30分左右先得1分的時候，他熱情鼓掌，從容自若。其後，中國青年隊為扳回失利而又射門得分時，他趕緊將香煙放在煙灰缸裏，起身鼓掌，露出明快的表情與吳德交談。比賽中間休息10分鍾，鄧先生一度退席。但當他再次出席觀看後半場比賽的時候，八萬觀眾撇開比賽，霎時都站立起來，向他報以熱烈的掌聲。
對於觀眾來說，這是一個不僅觀看比賽，而且也是關注到了相隔一年半之後，在公眾前露麵的鄧先生的一舉一動。
鄧小平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在政治漩渦中，他三次被打倒，又三次神奇地站立起來，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高，一次比一次耀眼輝煌。
鄧小平重新贏得知識分子的好感
鄧小平複出之後，主動要求主管科教工作。《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傅高義認為，“鄧小平提出接手科技工作，是在表明他不會很快就在關鍵的政治領域挑戰華國鋒。但是，為了促進科學的發展，他毫不猶豫地觸及仍然敏感的政治問題”。“與那些堅持‘紅’比‘專’更重要的毛派分子相反，他大膽宣布，對政治不感興趣的科技人員也是有用之人”。
鄧小平不斷會見獲諾貝爾獎的美國華裔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和丁肇中。他提問的焦點始終如一：中國能為提高自身的科學水平做些什麼？
鄧小平對科學在中國的複興中所起的作用持有一種近乎著魔的信念，並因此批準了一些相關項目。有人問過他，中國的現代化努力剛剛開始，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搞離子加速器？他說，為了促進中國科學的發展，必須向前看。
鄧小平不斷會見各地領導，駁斥激進派對待知識分子的觀點，就如何養成尊重人才、促進國家進步的新風氣提出具體建議。
科技的進步在於提高教育質量，而提高教育質量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恢複高考。他尤其想恢複文革期間被中止的“大專院校統一入學考試”。但是在8月3日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正在製定的大學秋季開學計劃中錄取學生仍然是根據推薦。在秋季學期開學前的幾周之內還有可能恢複高考嗎？
當這個問題在座談會上提出來時，鄧小平詢問教育部長劉西堯是否還有可能。從劉西堯作出肯定回答的那一刻起，鄧小平就下定了決心，無論如何要在1977年舉行高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這一巨變並非易事。要確定考試科目，挑選出考題的人員，公布考試計劃，為數百萬人舉辦考試——這是一項令人瞠目的任務。但終究是做到了。
鄧小平7月23日才恢複職務，8月6日就恢複高考。
約有578萬在過去10年裏（“文革”期間）達到上大學年齡的人（其中很多人當時仍在農村勞動），在那年冬天參加了高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大學第一次不把階級出身作為錄取學生的因素，完全根據考試成績錄取。新生入學時，有叔侄同班、夫妻同班、師生同班這樣的“千古奇觀”。
鄧小平講話和華國鋒講話有10處針鋒相對的地方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指出：“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科學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同一天，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起草首長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的講話稿，是重要的籌備工作之一。然而，華國鋒和鄧小平的講話稿，在起草過程中卻遇上了“麻煩”。
當時，吳明瑜是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自新是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華國鋒和鄧小平的講話稿是由他倆一起起草的。
吳明瑜和林自新當時多次聽過鄧小平關於科學工作的講話，所以很了解他在科學問題上的一係列指示。他們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寫出了他對科技和知識分子問題一係列的新見解。鄧小平審閱後，表示可用。
他們又起草了華國鋒的講話稿，報送華國鋒審閱。
不久，這兩份講話稿送中央審閱。汪東興看了鄧小平的講話稿，說道：“這稿子馬列主義水平不高。毛主席關於科學、關於知識分子，有那麼多的指示，稿子中為什麼不引用？譬如，毛主席所說的知識分子要改造世界觀，就應該在稿子中談一下嘛！”至於華國鋒的講話稿，誰也沒有說可用，誰也沒有說不可用。
起草者向鄧小平請示，要不要根據汪東興的意見修改講話稿。鄧小平很幹脆地回答：“一個字也不要改！”
幾天後，上麵傳來華國鋒的意見，說是講話稿可以付印。可是，當吳明瑜拿到經華國鋒審定的講話稿一看，傻眼了：那是華國鋒另外請人起草的講話稿。吳明瑜和林自新為他起草的講話稿，被否定了。吳明瑜細細一想才明白：他們為華國鋒起草的講話稿，貫穿了“新長征”這一概念，即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次新的長征。除此之外，華國鋒也無法同意他們起草的講話稿的其他一些觀點。
全國科學大會熱熱鬧鬧地開起來了。鄧小平和華國鋒的講話都公開見報了。一家台灣報紙很敏感，馬上發覺兩人的觀點不同。他們發表文章，列舉了鄧小平講話和華國鋒講話有10處針鋒相對的地方。響。1978年有13名副總理一級的幹部出訪約20次，共訪問了50個國家。數百名部長、省長、省委書記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國考察的行列。鄧小平在這年年底總結出國考察的作用時高興地說：“最近我們的同誌去國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麼落後。”出國考察使很多高層幹部更加相信鄧小平的看法是正確的：中國必須改弦易轍。
在考察團被派往世界各地的時候，鄧小平在1978年9月13日去了東北。當年毛澤東謀劃點燃中國革命時，曾寫下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與此相對應，胡耀邦說，鄧小平的這次東北之行也點燃了將使中國發生巨變的星星之火。鄧小平自己後來回憶說，他去各地為改革開放計劃“點燃星星之火”有三個重要時刻。
第一次是1977年11月在廣州，他與葉劍英接見解放軍和地方幹部時，讓他們搞活廣東經濟。第二次是1978年2月出訪緬甸和尼泊爾時在四川停留，當時他與趙紫陽見麵，討論了農村和城市改革問題（在四川時，他曾嘲笑那些說農民養三隻鴨子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的人。鄧小平說，這種抱著僵化教條不放的人應該開開竅，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第三次便是這次東北之行。
鄧小平在東北停留了數日，又去了唐山和天津。他在這些地方呼籲更大膽地脫離毛澤東的思想，不要囿於“兩個凡是”。此時，三個月前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和“兩個凡是”之間的爭論剛剛熱起來。
就在幾周前，時任宣傳部長張平化去東北各地視察，要求幹部擁護“兩個凡是”。（後來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上獲得更大權力後，張平化成為了最先被他撤職的幹部之一，由胡耀邦取而代之。）因此，鄧小平的東北之行其實是回應張平化意見的一種方式，他要鼓動人們在支持改革開放上作出更大膽的努力。鄧小平為了避免引起直接衝突，在北京時說話比較謹慎。但是在北京之外，他可以向更多的人講話，言論上也較少保留，而且他這些非正式的講話不必通過正式講話的批準程序。鄧小平在講話中沒有直接批評汪東興，但他批評了“兩個凡是”，支持了“實踐標準”，這等於間接地批評了華國鋒的班子。他選擇東北自有道理，因為這裏是他的支持者的根據地——遼寧的任仲夷、吉林的王恩茂和沈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都最先宣布支持“實踐標準”。
鄧小平在東北期間還要鞏固他在軍隊中獲得的支持。東北級別最高的軍事首長李德生，曾是鄧小平在二野的部下，鄧小平視察東北期間，他一直陪伴在左右。
保證不會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
在中共的官方曆史中，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稱為開始實行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會議。其實，三中全會僅僅是正式批準了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經過熱烈討論後形成的決定。
中央工作會議是由華國鋒召集的。華國鋒的會議計劃，與鄧小平一年前在廣東軍隊會議上倡議的完全一致：結束對“四人幫”的批判，集中精力搞四個現代化。但是會議開始兩天之後，這個計劃就被更廣泛的政治討論打亂了。
華國鋒和鄧小平都不曾料到，政治氣氛會發生如此徹底而迅速的改變。鄧小平在幾周前就為會議準備好了講話提綱，但是11月14日他訪問東南亞歸來後，聽說北京的氣氛已變，不得不讓他的筆杆子重新寫一份完全不同的講話稿。
葉劍英很快意識到環境的變化已經大大削弱了華國鋒的支持度。11月11日，他與華國鋒談話，勸他準備一篇講話，表示他也接受這些變化。關鍵的戲劇性一幕發生在11月11日到25日之間。當鄧小平15日開始參加工作會議時，會議的焦點已從經濟轉向政治，而政治風向變成開始批判“兩個凡是”。
工作會議快要結束時，與會者又轉向了另一個共同關心的問題：哪些人應當增補進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由於鄧小平不想撤換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現任委員，因此與會者同意，為了在短期內補充新成員，隻能擴大政治局。與會者接受了鄧小平“隻進不出”的意見，在工作會議之後的正式會議上，陳雲、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進入政治局。
鄧小平實際上成了集體領導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外交方麵；同時他已經和葉劍英一起掌握著對軍隊的權力。陳雲獲得了人事問題上的權力，幾周之內又接過了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權。
葉劍英德高望重，但他從不貪圖個人權力，現在則成了“擁立領袖的人”。他深信，“大躍進”和“文革”的錯誤，是因為權力過度集中於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請華國鋒和鄧小平兩人合作共事，一起領導黨和國家。鄧小平同意加強集體領導，對個人宣傳加以限製。華國鋒也接受了葉劍英的勸告，在黨的政策內容上作出讓步，並且同意由鄧小平作為黨的主要代言人。盡管沒有舉行任何公開的慶祝，而且華國鋒名義上仍保留著黨政軍首腦的頭銜，但鄧小平按葉劍英的建議，已開始為自己的新角色作準備。
在為新工作作準備時，鄧小平必須讓他的同事們放心，所以他與政治局常委見麵時保證，他不會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他還向他們保證，國家要繼續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
“鄧小平隻是副總理，但他現在掌管著中國政府”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 日在京西賓館召開。在參加中央全會的委員中，有超過一半的人也參加了工作會議。從某種意義上說，三中全會是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慶祝會，是向中國民眾和外部世界宣布新路線得到正式批準的儀式。通常全會的序號是與此前的黨代表大會聯係在一起的，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變化是如此巨大，因此當中國人隻簡單說“三中全會”時，聽者都很清楚所指的是哪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人眼裏，三中全會標誌著使中國轉型的“改革開放”的開始。
按中央工作會議取得的一致意見，華國鋒保留了他的正式頭銜：黨的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則繼續擔任他的職務：國務院副總理、黨的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但外國媒體和外交界像中國民眾一樣，很快就明白了副總理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為頭號領導人。早在11月23日，香港記者就向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說：“鄧小平隻是副總理，但他現在掌管著中國的集權政府。”
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難再找到這樣一個例子：一個人成了一個大國的領導人，卻沒有任何公開、正式的權力交接儀式。鄧小平之前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在成為頭號領導人之後，他依舊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不僅沒有為他舉行的加冕禮或就職儀式，甚至沒有公開宣布他已經登上了最高職位。是哪些奇特的環境因素結合在一起，導致了這種不同尋常的情況？它又會帶來什麼後果？
在三中全會期間，中國的領導層想避免讓民眾和外部世界產生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權力鬥爭的印象。華國鋒在1976年剛剛上台，最高領導層擔心領導班子的突然變化會導致國內的不穩定，損害中國吸引外國資本和技術的努力。
黨內高層沒有給鄧小平任何新的頭銜，還因為他們擔心讓一人大權獨攬的危險。他們認為，“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就是由擁有權力和正式頭銜的毛澤東專斷行使其不受約束的權力造成的。如果繼續掌權的是華國鋒，就不必有這樣的擔心。在華國鋒當政時，葉劍英等人擔心的不是他權力過大，而是他權力不夠。然而對於鄧小平，他們就有擔心的理由了。於是他們決定不給他全部頭銜，並在他和另一個旗鼓相當的人——陳雲——之間維持權力平衡。給鄧小平實際權力，卻不給他正式的頭銜，這種奇怪的安排能夠運轉，是因為大家都明白內情，也因為鄧小平本人更感興趣的是實權，而不是頭銜。他願意在沒有正式名分的條件下接過工作，不要求公開張揚。
鄧小平的班底從1980年初開始主政
在1978年12月成為中國頭號領導人時，鄧小平還沒有自己的領導班子，也沒有形成足以凝聚民眾的有關中國未來的明確構想。當時，他要與仍正式擔任黨主席和總理的華國鋒及其在政治局的四個支持者分享權力。
他成為頭號領導人後，還要想辦法對付毛澤東去世後在黨內仍然無處不在的影響。他在為自己的領導班子和中國人民製定新的路線時，要盡量減少一些人的抵觸情緒——他們仍然崇敬毛澤東，指責鄧小平是中國的赫魯曉夫，要在中國搞“非毛化”和“修正主義”。
鄧小平需要的是能為四個現代化作貢獻的人，也就是那些學曆較高、掌握科技和管理知識的人。對於現代社會的領導人來說，這也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在當時的中國，這意味著一種根本的轉變。在毛澤東時代，“紅”一向比“專”更重要。但是鄧小平宣布，他需要有能力的人，不管他們是什麼出身。
除了為數不多的人事和軍隊職位外，鄧小平在選擇領導人時，首先不是看他們是否對自己忠誠。他需要的是最稱職的人，他堅信，隻要他們素質高，忠於黨，他就能與他們共事。鄧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搞私人關係，即使對提拔到高層的人也是如此。他跟他們交往愉快，但公事公辦，甚至有些刻板。他們是共同幹事業的同誌，而不是私人朋友。對於關鍵崗位，他選擇那些致力於改革開放、才華出眾、精力旺盛而且其才幹是一步一步得到檢驗的人，而不是那些從下麵突擊提拔起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