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的一天，中國第一汽車製造廠副廠長沈永言給江澤民的辦公室打電話，江澤民的秘書告訴他，“江書記正在交通大學作講座”。
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正準備從一位高曝光率的公眾人物過渡到低調的學者。退休後回母校上海交大當教授，一直是江澤民的夢想。現在離退休還有兩年多時間，是該重新考慮自己的事業了。
盡管江澤民可以利用上海市委書記的職務來確保在大學裏謀得一個職位，但他更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術成就來取得。他回憶起翻譯過有關電力問題的俄文著作，就和關係深厚的老同學沈永言聯係，希望恢複這項工作。“江澤民給我打電話時，我感到很驚訝，”沈永言回憶說，“他急於知道自己手稿的下落。”他在書架和壁櫥中仔細查找，終於找到了這份被遺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
“他大感欣慰，”沈永言說，“並告訴我他會與我們原來的俄羅斯顧問聯係，再要一份俄文原稿。”江澤民在一個月內就拿到了那本書，並寄給了沈永言。他懇求說：“請幫我把手稿校對和編輯一下，這本書對我很重要。”
“我按照他的要求做了，”沈永言說，“這項工作非常複雜而艱辛，所有內容都必須與原文匹配得天衣無縫。”
但正當江澤民忙於為離開政界後的生活製訂計劃時，一場政治地震撼動了所有人的未來。“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說，“就聽到了這個令人吃驚的消息：江澤民成了共產黨的總書記。我們的出書計劃就此打住了。”江澤民已經決定在上海安度晚年1989年4月8日上午9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例行的星期五會議在中南海召開，議題是教育改革問題。作為主持人，總書記趙紫陽坐在桌首，這張橢圓形的會議桌可以讓20個人就座。胡耀邦坐在桌子中部，對麵是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
胡耀邦患有心髒病，曾在一年前發作過。這一年來，他的身體一直不好。會議進行到40分鍾的時候，他突然站起身，打斷了總書記的講話。他說：“我感到不舒服，可以離開嗎？”
“當然可以，要當心身體。”趙紫陽說。
然而，胡耀邦並沒有走出去，而是又坐了下來。他幾乎是以慢動作把雙臂放在桌子上，將頭埋在中間。
“誰有藥？”趙紫陽馬上問道，“我們需要硝酸甘油！”
江澤民高聲說：“我有。但我以前從沒有用過。”他接著問，“有誰知道硝酸甘油怎麼用？”
“我父親犯過心髒病，”教育部門的一位官員說，“給我吧。”他拿過藥，把它放在病人的舌下。
醫生被喊了進來，隨後，胡耀邦被送入北京醫院。第二周，病情似乎有所好轉。但在4月15日，出現大麵積心肌梗塞。10分鍾後，胡耀邦去世了。
1989年春天，已經有許多事情造成了中國高層領導人之間尖銳的政治分歧。對有些人來說，鄧小平的激烈改革威脅到了他們個人的權力。許多人都慣於生活在政府控製、中央計劃與國有企業的體製之中，他們宣揚一種保守的意識形態，以保護他們在仕途與生活上的利益。體製內的有些人其實在試圖束縛變革的手腳。除此之外，老前輩的理想主義者們渴望回到共產主義的“黃金時代”（指20世紀50年代早期和中期），當時追求的目標、共同的理想、同誌式的平等和對黨的忠誠達到了頂點，團結了全國。還有一些人，堅定地擁護鄧小平的改革。
事實上，沒有哪一位重要人物從根本上反對進行改革以刺激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分歧涉及改革的速度與方式。盡管如此，這種分歧還是會導致一場地震，震中很快就會出現在天安門廣場。
而這場地震的導火線正是胡耀邦的突然去世。當天晚上，中央電視台播發了這條令人悲痛的消息，數小時內學生們開始在北京各校園裏活動，尋思如何紀念這位曾經扞衛過他們權利的人。次日，北京大學的一群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開始是紀念這位前總書記的活動，但不久就變成支持他曾倡導的自由價值觀的示威遊行。他們還要求重新為胡耀邦作結論。
這一年，江澤民將滿63歲，前額頭發開始變得稀疏，大號眼鏡的度數越來越高。上海市委書記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5歲，這意味著再過兩年多的時間，他就將卸下這個職務。傳統上為退休的高級領導人準備的職務（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或全國政協副主席）對江澤民並沒有吸引力，他想徹底改變一下。數十年來，他被頻繁調動，當他終於重新回到上海時，他的妻子王冶平想讓他在這裏呆下去。她熱愛上海，上海話也比普通話說得好。他們已經決定在上海安度晚年。
江澤民引起了中共元老們的格外注意
當北京開始遊行示威的消息傳來時，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也走上街頭。上海市政府立即發出警告，以免運動失控。但是對於江澤民而言，問題倒不在於遊行示威本身，而在於當地一家報紙《世界經濟導報》（下稱《導報》）對此的報道方式。該報的創辦人及主編是一位脾氣執拗的老黨員和知識分子，名叫欽本立。
《導報》享有非同一般的編輯獨立性，是報道黨的改革和主張新的政治思想的先鋒媒體。該報擁有30萬高層次讀者，在為全國性的討論定調方麵頗有影響力。欽本立計劃在官方舉行正式的悼念活動之後兩天，在4月24日的《導報》上刊出一個紀念胡耀邦的專版。這位前總書記的肖像將被醒目地放在第一版，並配上標題《人民的懷念體現了改革的巨大動力》。
江澤民得知這一消息後，指示負責宣傳的副書記曾慶紅和宣傳部長陳至立進行幹預。當曾慶紅向江澤民彙報欽本立拒絕刪除煽動性章節時，他打電話給前任上海市市長汪道涵。汪道涵當時是《導報》的名譽董事長。汪道涵要求欽本立使用他親自修改過的版本。欽本立同意了。但是，兩天後麵市的16萬份報紙仍然是未經修改過的版本。
怒不可遏的江澤民沒收了2萬份報紙。他打電話給《導報》報社，要求得到解釋。他又一次得到保證：修改後的版本將會按計劃印刷。然而，這又沒有發生。
北京的形勢在不斷惡化。4月23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牆報上登滿了高級領導人親屬的姓名及其擔任的職務。其中至少有一處錯誤：“政治局委員江澤民，原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不管江澤民、他的工作人員或他的親屬對此謠言否認了多少次，它仍被反複地傳播著，尤其是在國外媒體的報道中。
4月25日晚上，中央電視台在全國電視新聞節目上多次播放社論。社論以一句綱領性的話作為標題：《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第二天早上，這篇社論在《人民日報》發表。
當時，江澤民仍在處理《導報》危機。《人民日報》的社論和《導報》的編輯們公然挑戰的信息在同一個晚上到達江澤民的辦公室。這兩份報紙並排擺在案頭，好像是在相互宣戰。江澤民知道他必須采取行動了。
在4月25日半夜召開的一次緊急會議上，上海市委決定，《導報》編輯及記者們將對一個五人編輯審查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的成員由江澤民任命。第二天下午，在一個坐滿了幹部的體育館內，江澤民宣布了解除欽本立職務並對《導報》進行整頓的決定。他鼓勵大家學習《人民日報》社論的“重要指導方針”。他也重申，黨將“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並改善經濟。接著，他讚揚了《導報》在宣傳改革方麵發揮過積極作用。
會場之外，“動亂”的範圍不斷擴大。黨內爭論也在升級。一份香港報紙引用一位高層內部人士的話稱，在政治局會議上，趙紫陽宣布既然《導報》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應當由上海市委來結束”。
與此同時，《導報》的編輯們準備刊登一篇前所未有的橫貫兩頁的文章批評江澤民。同時還將刊登國外的責難文章和支持欽本立的公告。意料之中的是，整頓小組不準該期報紙出版，理由是它沒有趕上期限。而江澤民在沒有請示北京的情況下批準了暫停出版的做法。
江澤民暫停《導報》的出版引起了騷動。國外記者紛紛指責這位上海市委書記。公眾的呼聲隻是加強了江澤民的決心。江澤民堅持，隻有當欽本立承認自己的錯誤時，他才能複職。欽本立也毫不讓步。最終，雙方都沒有讓步。欽本立再沒有官複原職，報紙也失去了它的衝擊力。
江澤民對《導報》采取的行動引起了北京中共元老們的格外注意，被他們視為果斷之舉，而果斷正是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所需要的。
早在1986年，江澤民就在處理“動亂”的過程中樹立了自己的新形象。這年12月，安徽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的校園抗議活動延燒到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倡議舉行一場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他們的要求之一是與時任市長江澤民對話。
當江澤民走進校園時，滿眼都是要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大字報。“你知道這是誰說的嗎？”一個學生不禮貌地問市長。
“當然，我怎麼會不知道呢？”江澤民回答說，“這是1863年11月19日，美國第16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講中所說的。”“現在讓我問你們一個問題，”江澤民向他的觀眾們提出了反問，“你們有誰能背誦整篇演講？”
沒等學生回答，江澤民就開始用英語背誦葛底斯堡演講，他以出色的演說技巧、豐富的肢體動作和恰到好處的表情，“飾演”著林肯總統，賦予了每個字句以意義與情感。“你們必須領會亞伯拉罕·林肯的深層含義，”背誦完後，江澤民忠告大家，“你們隻了解林肯演講的字麵意思，而不了解它的曆史背景。”
接著，江澤民將中國與美國進行了比較。他說，如果一個人隻有膚淺的認識，那麼他就不會明白在中國實行美國式的民主會有多麼危險。他說：“我們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價值與傳統，存在著不同的問題。”他告訴學生，盡管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需要更多的耐心。
考慮到棘手的政治環境，江澤民表現得相當不錯，在應付學生運動的過程中，他顯示了他的個人能力和政治靈活性。這給中共的元老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能夠用國際語言英語來背誦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的江澤民，開始作為“新型的中國高級領導人”為人所知。
在上海，江澤民似乎正在實現鄧小平的夢想
1988年2月16日，農曆大年夜，當鄧小平精神健旺地步入上海展覽中心友誼廳時，人們都起立鼓掌。江澤民引人注目地站在他身邊，表明了鄧小平對這位上海市委書記的信任。觀看了表演後，鄧小平登上舞台向藝術家們致意，江澤民緊緊跟在他的身後。記錄這一場麵的照片迅速被刊載在主要的報紙上。
12個月後的1989年2月初，江澤民又與鄧小平一起慶祝了新年。這一年，鄧小平已經快86歲了。為了能目睹中國的發展，他辛勞了一生，希望能快些看到成果。在上海，江澤民似乎正在實現他的夢想。
江澤民一直保持著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關注，在1988年3月召開的一次有關政治價值標準的會議上，他引入了進步的思想。在毛澤東的理論的基礎上，江澤民對20世紀末背景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概念進行了重新思考。“在理論研究上不應該有禁忌，應該允許研究者暢所欲言，”他對1000名聽眾說，“我們應該允許在理論研究中出現錯誤，就像在改革中會出現錯誤一樣。”回顧了曆史教訓，他又說：“壓製百家爭鳴，搞一言堂的做法將會壓製人民的意願，窒息思想和導致對理論的破壞。”
江澤民本身是個知識分子，愛好學問，他了解學術自由的條件與限製，即便他不能提供前者，也不能放鬆後者。他認為，學術自由是重要的，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權這麼重要。
“我們應該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江澤民在1987年1月說，“然而，我們也要學習和吸收資本主義經濟中積極的東西。”他堅持鄧小平提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江澤民在學生遊行後的這些講話，加上他處理“動亂”的行動，強化了他作為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社會穩定的維護者，同時又是一個有思想的改革者與國際主義者的形象。
1987年3月，江澤民接受了《洛杉磯時報》的采訪。他穿著一件西式襯衫，打著領帶，外套是一件帶拉鏈的運動夾克，既有職業風度，又自信隨意。江澤民似乎急於向外國人證明，限製學生示威的目的是保護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如果有大批人上街示威，我們怎麼能夠吸引外國投資者到上海來？”他問道。就在這個月，上海吸引外國投資的總量躍升至第二位，排在廣州之後，共為大約100個項目注入了20億美元資金。
1987年秋末，芮杏文被調到負責黨內日常事務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擔任書記。這樣，江澤民就被提升到他原來的位置上，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成為上海無可爭議的一把手。根據慣例，北京和上海的市委書記通常是政治局委員。因此，61歲的江澤民成為了共產黨最高決策機構、也是最高權力機構的一員。
接替江澤民擔任市長的是朱鎔基，對他的任命意味著江澤民從市長的日常事務中解脫了出來，能夠更加專心地處理政治事務了。江澤民於1988年1月率領一個由上海市領導組成的大型代表團到廣東省參觀考察。上海長期以來是中國的商業中心。江澤民為理解廣東這個富有活力的南方省份所作出的努力，本來可能被看作是一次令人尷尬的求助，但實際上卻是公關上的一大成功。通過積極向廣東省學習，江澤民塑造了自己思想開放、實事求是的領導人形象。
從1985年到1987年底，上海的外商投資額增加了3倍。
數字的確不俗，但江澤民知道還能夠更好。他對當地的經理人與外國投資者的談判方式非常關心。他批評他們目光短淺，認為這樣會影響長遠發展。“上海人很精明，但不聰明，”江澤民引用了一個外國投資者的話，“商業談判十中有九以失敗告終。”他指示工作人員對30次失敗的商業談判進行分析，並對主管人員的缺乏戰略眼光提出了批評。他建議地方管理人員降低贏利期望，讓外國企業得到更大份額，這樣就可以開設更多的合資企業。
但與此同時，江澤民一直在外人麵前保護自己人。當他聽說外國商人抱怨上海人在談判中表現出的“精明”時，他就說：“精明是件好事，我寧可和精明的人打交道。倉促達成的協議會給雙方帶來困難和不快。”
江澤民的態度給來訪的政要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在訪問北京後總是會來上海。此外，他還帶領官方代表團到國外訪問。
鄧小平說“我認為他挑得起這副擔子”
1989年四五月間，江澤民在上海一直密切關注著首都的局勢發展。同時，他又一次與學生進行了對話，手拿擴音器走到在外灘的人群中間。
“你們的愛國熱情值得讚揚，”江澤民通過擴音器對學生們說，“而且，你們反對腐敗、深化改革、推動民主的合理願望與黨和政府的目標也是一致的。我們正在努力實現這些目標。現在的首要任務是保護絕食學生的健康。你們是我們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你們必須身體健康才能學習好，才能為建設社會主義出力。”
江澤民向他們保證，他與其他領導人會繼續與學生們進行非正式的討論。他告誡他們：“為了交流觀點，達成共識，這樣的對話隻能在冷靜和理性的氣氛中進行。”
已經絕食5天的學生們停止了行動。接著，江澤民看望了住院學生並希望他們能夠迅速恢複健康。江澤民以非暴力手段出色地結束了上海的示威遊行。而與此同時，他又向中共中央發去電報，表示完全支持實施戒嚴。
5月19日，趙紫陽進入了天安門廣場。當天，隨著政府的意圖傳到學生領袖那裏，緊張程度進一步升級。晚上7時，他們決定停止絕食，但是仍然逗留在現場。晚上10點鍾，李鵬發表了講話，重申了政府的立場並號召采取“嚴厲措施結束騷亂”。兩小時後，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個大喇叭宣布實施戒嚴。作為回應，一些學生開始采取阻礙手段，如阻塞交通、破壞公共設施等。
江澤民在電視上向觀眾發出呼籲時，對李鵬的講話表示了支持。但他說，在政府對示威者采取行動之前必須嚐試所有的談判途徑。
5月22日，部隊試圖進入首都，但是被大批市民和學生用匆忙設置的路障擋了回去。在上海，大約600名學生在大雨中遊行。當天晚上在北京，召開了一個高級領導人參加的會議，開始實施罷免趙紫陽的步驟。
這期間，鄧小平與8位高級領導人見麵，確定了趙紫陽的繼任者。作出這一曆史性的決定花了5個小時。
經過漫長與仔細的考慮之後，鄧小平告訴以他為核心的領導集體：“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同誌看來確實是個合適的人選。我認為他挑得起這副擔子。陳雲、先念同誌和我都傾向讓江澤民同誌任總書記。其他人有什麼看法？”
楊尚昆表示同意。他強調，“新的領導集體（必須）保持改革開放的形象，贏得人民的信任”，並補充說如果它“墨守成規，死板僵化，不思進取”，那麼人民不會信任它，黨員不會尊敬它，那就會不斷出亂子，“經濟增長也就無從談起”。他說，中國如果再次閉關鎖國，那將是“很可怕”的。
元老薄一波也支持新一代的領導人。“隻要我們不礙手礙腳，放手讓他們去幹，”他說，“我想他們會做得很好。”
鄧小平隨後要求就任命以江澤民為總書記的新一屆政治局常委進行正式表決。結果是全票通過。江澤民決心接受鄧小平的召喚1989年5月的一天，江澤民接到中央書記處的緊急通知，要他立即趕到北京。當他匆忙趕到機場時，發現等著他的是一架專機，但是在北京南苑機場接他的汽車卻是一輛普通的大眾桑塔納。直到此時，江澤民才被告知鄧小平將在西山別墅見他。這套偽裝是為了防止他被憤怒的示威者認出而采取的預防措施。
當鄧小平提出由他擔任總書記時，江澤民大為驚訝。他表示了他對鄧小平的感謝和對黨的忠誠，保證他會做黨要他做的一切。但是，江澤民說：“我擔心，我擔當不起黨賦予的偉大使命。”
江澤民對這一任命感覺很複雜。他是有抱負的，但並非野心勃勃。而且，他在上海很愉快。當時，他向鄧小平解釋說，他沒有在中央工作的經驗是一個缺陷，在與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數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時更是如此。鄧小平回答道：“我們都支持你。我們將幫助你克服任何困難，你不必擔心。”當晚，江澤民乘同一架飛機回到了上海。
在靜靜反思的時候，江澤民自問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不是一場夢——鄧小平清楚地說明，元老都支持這一決定。但還沒有任何正式的或官方的決定；元老們仍在開會討論；中央委員會尚未投票，他們當中隻有很少人知道鄧小平的提議。江澤民本人顯然對此全然無能為力。任何事都可能發生，一切都在不斷的變化之中。
當江澤民把這個消息告訴妻子王冶平時，她並不感到興奮。她和丈夫分居20年後在上海一同度過的4年愉快生活就要結束了。她沒有任何政治和社會野心，成為中國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對她沒有吸引力。王冶平是一個謙虛的研究人員，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愛的故鄉。而且，她的身體狀況一直在走下坡路，對承擔新的責任非常擔憂。江澤民也有同感。所以他後來說“高處不勝寒”。
江澤民也懷疑自己是否能在北京的精英中站住腳。像每次遇到難題時一樣，江澤民拜訪了汪道涵，征求他的意見。
“我知道他是總書記的合適人選，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寫了林則徐的一副對聯來勉勵他：‘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大意是如果對國家有利，就要不懼生死。”汪道涵回憶說，“我感覺他完全勝任這一職位的原因是，他在處理1986年和1989年的學潮以及《世界經濟導報》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勇氣、信念和同情心。他的優點在於聯係群眾。他還有麵對人民並討論問題的堅強意誌。”
“另一方麵，”汪道涵說，“我也感到擔心，因為他沒有在中央最高層工作的任何經驗，而在那裏存在很多複雜情況，有很多矛盾。有時會很困難，令人沮喪。我用林則徐這副對聯告訴江澤民，他不應因為個人原因而放棄這個機會。不管前麵是什麼，他都應當接受這個重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