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大國文化，不在於那些外表的東西：體育、GDP、武功……而是在於文化心理模式。
全世界的人恐怕都會承認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可惜隻限於過去。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經濟大國、軍事大國、手機大國、太空大國等等，但對全人類的文化貢獻卻不多。
正是由於祖宗的大光輝，今天我們中國人尤其有一種大國情結，特別是文化大國情結。我二十多年前看《霍元甲》，前年又看了《李小龍》，發現裏麵都有類似的情節：
一個是打敗了日本武士，再一個，打碎了“東亞病夫”的牌子。《李小龍》裏有所改進，除了這些以外，他還讓一個日本武士充當他的跟班、他的崇拜者。再一個很重要的情節，就是李小龍後來在美國讀的是哲學。
中國武術也有它的哲學，如果一定要說的話，就是所謂的武德。中國的武術講武德，武德也可以算是一種哲學。它和西方的拳擊、摔跤都不一樣，西方的拳擊、摔跤都是體育，中國的武德是講做人的道理。做人的道理有很多，不一定要習武，但武德裏講的做人的道理，有它的特殊之處。
首先，他要憑借自己的武功成為強者，這是武德裏必備的條件。很多武俠電影、小說裏的主角都從小多病，身體很弱，受人欺負，這刺激他們要發奮習武，要強身健體，不受欺負。所以他們練武比一般人刻苦，也容易成為高手。
到了這個層次，再修武德。武德實際上是以成為強者為前提的，武德本身則是說，成為強者以後，你要慈悲，要表現出退讓、低調、忍讓，甚至要表現得柔弱，這是老子講的柔弱勝剛強。所以說，武德並不是要憑武功打天下，要建功立業，甚至於不是打抱不平、見義勇為。——這是一般的道德，不是武德。武德甚至有時候還抑製那些武功高強的人去惹是生非。但所有這些的前提，就是要能打贏。贏家才能講武德；輸家不配講武德。當然，還是要講一般的道德，但隻有贏家才能講武德。中國人對輸家是很少喝彩的。
最近的張開印用少林武功PK泰國拳王，把他打翻在地，解說員聲嘶力竭地歡呼，加以嘲笑，這是有失體育精神的。這與泰國拳王本身也有關，他曾經在事前叫囂要打敗少林功夫，要打敗中國功夫，但後來有記者去采訪，他說，那隻是一種賽前的策略。在體育界，賽前這樣是被認可的，比如拳王爭霸賽，拳擊手事先放出狂言，是為了振作自己的信心，削弱對方的氣勢。但是真正上場了，還是非常敬業的，一拳一拳地來，輸的人也誠心服輸。雖然選手事先有過一些狂言，但其實並沒有瞧不起他的對手，所以輸了以後，也可以贏得對手和觀眾的尊重。這就叫體育。當然，體育也有體育道德，體育道德和武德是不一樣的。我們看到那麼多拳王爭霸賽，沒有人在事後用輸家事先的張狂來嘲笑他。
中國的運動員一般來說比較低調，最近幾年好像有點變化，不那麼低調了，但以往一直是很低調的。可是他們的心思很少真正用在體育本身上，而是專注於輸贏所帶來的各種效益，其中特別是在國際比賽上國家的臉麵。所以中國人，包括運動員和觀眾，一般來說都有一種輸不起的心態，因為容易被看成輸的不是一場體育比賽，而是整個國家的麵子。
近些年出的好幾本書，《中國站起來》、《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其實主要都是爭麵子。我們把這樣一種爭麵子叫做“樹立民族自尊心”，或者“找回民族自信”。
以前的“東亞病夫”，這個是我們絕不容忍的，但它隻是一個符號，你把“東亞病夫”的牌子打掉了，就能夠找回自尊心、自信心？根據普通常識，未必如此。中國人在奧運會上拿了最多的金牌，但是在我看來，中國人自信和自尊還不如某些輸得很慘的國家。它們在體育上輸了，但是並沒有影響它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魯迅將近一百年前就發現了這個道理。他有一次看一部紀錄片，紀錄片裏幾個日本人在處死一個俄國間諜，那個俄國間諜實際上是一個強壯的中國人，旁邊一大群中國人圍觀，個個麵無表情。魯迅當下大悟：
不管有多麼強壯的身體，如果是一群麻木的國民的話，照樣要被人家一個個砍下頭，所以他棄醫從文。
所以中國人的病並不是在身體上麵，而是在內心之中。我們今天早就已經打碎了“東亞病夫”的匾牌，但是我們在心理上仍然刻著“東亞病夫”的烙印。
我覺得，我們要做今天的文化大國，首先要有精神上的大氣，不能僅僅是搬老祖宗，而是要在任何國家的人麵前展示出你的一種健康的心態、一種讓人尊敬的人格力量，不是讓人側目——我們往往在展示我們的“大國氣度”、展示我們要站起來的時候，引起別人側目。為什麼？我們可以好好想一想。
講到文化大國，或者文化大國裏麵的大國文化，我認為，它不在於那些外表的東西：
體育、GDP、武功……而是在於內心、文化心理模式。魯迅當年講的所謂國民性，我今天把它歸結為一種文化心理模式，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心理幾千年以來所形成的一種思維慣性，這個方麵我們要好好研究、探討，找到我們今天在心靈上的病根，以便於我們將來的改進。
（文化原創榜專題，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2月18日）本書作者
石岩：
畢業之後到南周文化部，迄今8年。不混圈子，訥於言，有時候會被報社的青年才俊稱作小石。工作起初是飯碗，現在是修行，不管哪種境界，以對得起讀者和自己的智力水平為最低限。
袁蕾：在報紙上叫“袁蕾”，在網上叫“奶豬”，無論叫什麼，都自認是最沒有文化的文盲。南方周末文化之所以容忍我的存在，也正因為這裏是南方周末文化。
李宏宇：十年陳文化記者，前機械工程師，因愛看電影誤入此歧途，至今執迷不悟。
萬靜：靠譜媽媽，不靠譜記者。
李邑蘭：偶爾小清新，偶爾神經質，各種不正常。標準的80後，把看似“不正經”的東西寫得煞有介事。
朱又可：
男，南方周末文化記者。大學畢業時，因為向往草原上氈房裏的生活，坐火車去了烏魯木齊，下火車的時候，他覺得這裏也是城市，令他遺憾。他在盆地和雪山之間亂竄了20年。至今認為沒有地方比那裏好，他最深厚的友誼都是在那裏結的，他的手機裏存著維族朋友的號碼。他現在還是一見到戈壁灘上鐵色的石頭就親切得不得了，像是他的不會說話的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