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如果說人生是一條曲曲折折的長河，那麼我們不僅不能洞悉連接這條河流兩端的幽深的虛無，而且很難自如地在同一個時空裏仔細勘探、從容選擇，於是這便有了人生的來去匆匆的喜劇，以及更多的無法圓滿的悲劇。
回顧吳宓先生的一生，他的整個人生履曆與全部文化活動，使我越來越清醒地感受著這樣的道理：吳宓，從詩人到學者再到教授，從白璧德主義的忠實信徒到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逆流”再到90年代以後被我們膜拜的學貫中西的現代大儒、學術大師，從清華大學到西南聯大再到西南師大，其間流注著多少的光榮與輝煌、辛酸與沉淪、寂寞與喧嘩，喜劇乎？悲劇乎？或許又兼而有之。
世紀之交的今天，我們究竟該如何來讀解這段人生，如何來讀解這樣的生命？
兩種不同的“理論”
到了90年代，吳宓和他的“學衡派”似乎是穩穩地坐在了理性主義的寶座上。在不少人的眼裏，高舉啟蒙主義大旗銳意改革的“五四新文化派”因為“急於用世”的功利主義目標而難免流於偏激和情緒化，他們在一意的“西化”中遠離了中國自身的傳統與文化，割斷了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血緣聯係；相反，正是吳宓和其他的“學衡”同人以“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的客觀、公允的中正態度對待古今中外的諸種文化，不薄今人愛古人，從而為中國新文化的發展貢獻了一條全麵而合理的理性主義的思路。隻可惜，由於特定曆史際遇的關係，這樣的理性的態度並沒有為當時激進的文化改革大潮所接受，從而留下了一段深長的遺憾。這就是所謂的“悲劇”，即曆史發展的合理要求與這一要求一時之間還得不到實現的錯位。
發掘吳宓悲劇的曆史錯位性這顯然是一個相當富有啟發意義的論述，然而問題的關鍵還在於這種錯位的具體內涵究竟是什麼。如果說吳宓及他的同人所提出的文化理想是最理性最合理的，那麼拒絕這一合理理想的力量又來自何方，曆史的合理要求為什麼在一個“百家爭鳴”的思想自由的時代被棄而不顧了，難道真正是“五四新文化派”以自身的話語霸權阻擋著中國文化向著更健康、穩重的方向發展？
我以為未必就是這樣。我們的判斷似乎不僅無助於說明曆史事實的複雜內涵，就是理性、穩健、客觀、公允等概念也未必能夠準確地概括吳宓及其所歸屬的白璧德主義。
具有新人文主義之稱的白璧德主義代表了西方文化在20世紀初葉的一種自我調整與自我反撥，它將對於19世紀科學主義惡果的反思上溯到了對於整個文藝複興以降的“舊”的人文主義（為了區別，白璧德將之稱為“人道主義”）的批評上，在他看來，正是以培根為代表的科學人道主義和以盧梭為代表的感情人道主義導致了20世紀彌漫於西方的精神危機。白璧德主張以“紀律”來節製我們的私欲，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來實現人與禽獸的區別，這裏顯然體現了一種所謂的理性主義精神，然而問題卻還在於究竟什麼是所謂的理性主義，是不是理性就一定意味著思想的遠見、成熟和睿智？至少，我們既看到了啟蒙主義時代的理性，也看到了17世紀新古典主義時代的理性，盡管這兩種理性都可以從遙遠的古希臘羅馬精神中找到自己的淵源，但事實上卻各自包含著相當不同的內蘊。前者以追求智慧的遠見卓識，努力建構解釋人類曆史、設計未來的宏大思想為己任，而後者的主要目的在於倫理的規範和衛護，在於道德的遵守與完善；前者的根本立場在於保障個體權利與自由的理性原則，後者的根本立場則在於社會整體的穩定與秩序；前者以寬闊的胸懷包孕了人類幾乎所有的豐富的情緒和感受，正如法國啟蒙思想家拉美特利所說：“我們愈加深入地考察一切理智能力本身，就愈加堅定地相信這些能力都一起包括在感覺能力之中，以感覺能力為命脈，如果沒有感覺那裏，心靈就不可能發揮它的任何功能。”而後者則信奉“永遠隻憑理性獲得價值和光芒”（布瓦洛語），從而異常鮮明地將最具有個體特征的感情因素加以排斥。
不難看出，吳宓及其承受的白璧德主義的所謂“理性”和整個思想體係顯然並非來自激進的啟蒙主義文化而是相對保守的新古典主義文化。就像17世紀的新古典主義以人性的善惡二元論對於個人情感的竭力排斥一樣，白璧德也從幾乎完全相同的二元人性立場將以盧梭為代表的“感情主義”作為自己決戰的對象。在這些方麵，作為白璧德的受業弟子與白璧德學說的積極紹介者，吳宓都可以說是比較準確地把握了這一學說的實質。吳宓也正是以人性的二元論作為其道德立論的基礎，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克己複禮”、“行忠恕”、“守中庸”等實踐措施。現在，也有研究者發現：吳宓“在日記中，有時把Humanism（人文主義）與Classicism（古典主義）等同。”
相應地，其實所謂的激進的“五四新文化派”也並非當下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樣情緒化到了喪失理智的程度，事實在於，構成這一派別思想基礎的恰恰正是西方式的啟蒙理性。我們看到的現實是，不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差異而是對於理性的不同的理解成了區別吳宓和他當年的論爭對手的重要基礎。
古典的主義與現代的文化
理解吳宓這一特殊的古典主義立場的“理性”，是讀解他的文化理想的一把鑰匙，也是真正認識其精神悲劇的關鍵。
構成吳宓人生觀與宇宙觀理論基礎的正是古典主義的“二元論”。吳宓認為：“人與宇宙，皆為二元”，“凡人不信人或宇宙為二元者，其立說必一偏而有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