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吳宓價值體係基礎的是古典主義的道德理想。吳宓將人類的價值從低到高列序為：
①官能滿足的價值（如飲食男女欲望的滿足之上的價值）→②經濟價值→③實用價值（如謀生手段）→④美的價值→⑤哲學價值→⑥道德價值→⑦精神的或宗教的價值（最高真理，圓善之具體化）。
在這樣的序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道德價值，它高高地居於美的價值與哲學價值之上，按照白璧德的理解，宗教意義的神性畢竟太高，因而合於“中道”，更具有現實意義的還是作為人的道德價值，所以道德價值實際便成了吳宓討論的中心。
構成吳宓社會曆史觀念基礎的也是白璧德式的“常變觀”。作為古典文化傳統的承繼者，白璧德比較強調對於曆史文化的繼承與接受，即比較看重曆史文化變遷中的“常”態，比較注意其中那些相對穩定的因素。對此，吳宓是這樣譯述的：“夫為人類之將來及保障文明計，則負有傳授承繼文化之責者，必先洞悉古來文化之精華，此層所關至重。”這既是對於白璧德思想的闡述，同時也更是對於自身的曆史文化態度的表白。正是從這一基礎出發，吳宓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革命”浪潮中，發出了十分獨特的維護中華傳統的聲音；在五四白話文學的高歌猛進之時，大唱反調，強調“模仿”的意義，突出舊文學“恒久不變的價值”。就是這樣的從文化到文學的對於中國古老傳統的推重，吳宓也是直接獲得了來自於恩師白璧德的理論支持。白璧德認為：“今日在中國已開始之新舊之爭，乃正循吾人在西方所習見之故轍。”“但聞其中有完全主張拋棄中國古昔之經籍，而趨向歐西極端盧騷派之作者，如易卜生、士敦堡、蕭伯納之流。”“須知中國在力求進步時，萬不宜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隨浴水而傾棄之。”治此病之法，在勿冒進步之虛名，而忘卻固有之文化，再求進而研究西洋自古希臘以來真正之文化。
古典主義作為知識分子的一種文化理想與文化立場，它昭示著人類對於曆史與未來的一種審慎與穩健。然而，就像人類的其他思想文化一樣，它也有自身的生成與“生效”的特殊語境。換句話說，古典主義是有意義的，但卻並不是在所有的時代都具有同樣大的合理性，與此同時，站在另外的時代語境之中，有時也很難真正理解這種“主義”的內涵與真髓。例如，人們通常都將古典主義的源頭追溯到遙遠的古希臘羅馬，其實古希臘的價值取向與古羅馬並不能簡單地等同起來，而且在那樣一個所謂的“古典時代”，後來在17世紀規範、成熟的一些理性原則也幾乎都具有特殊的“混沌”形態。在“古典時代”，人的感性與理性其實是獲得了同樣的發展，它們各自在自身的立場上完成著對於人的肯定，在許多時候，這些感性與理性又是渾然一體、難以分割的。這便與17世紀新古典主義時代以國家政權立場的“以理節情”大不相同，而後者作為“古典主義”的合理性在於世俗君主政權在從“神”到“人”的權利轉換中出現的一係列必然要求與規範。曆史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一旦這一從“神”到“人”的權利轉換大體完成，一旦我們再次回到個體生命的立場，那麼對於個性與自我的發覺與肯定就再次成了人類精神的“主流話語”，浪漫主義對於新古典主義的激情式批判，啟蒙主義對於新古典主義的理性重建，都是如此。同樣，在20世紀初葉，白璧德等人針對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某些“物質主義泛濫”的事實，企圖以古典主義的節製、理性來規範人們的言行，這也有某些救正時弊的合理性。但問題又在於，白璧德是不是就概括了本世紀西方文化發展的全部事實？顯然，他沒有這個力量，因此白璧德主義僅僅也是本世紀出現於西方的諸多文化思想當中的一種，而且顯然還不是最有代表性的，這也就是這一古典主義自身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當吳宓在20世紀的中國現代化建設之初就舉起白璧德古典主義的旗子，這究竟意味著什麼？
我以為，吳宓的這一行動幾乎是無可選擇地將自己置於了曆史的尷尬境地。
20世紀的中國現代化，中外文化的曆史性交融衝撞，民族思維方式的大調整，傳統人生理想與價值觀念的嬗變，這種種的一切究竟該以怎樣的眼光來看待，究竟該以怎樣的標準來評價，一個根植於嚴格的西方文化背景的白璧德是否可能準確地說明它？同樣，一個來自於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體係又是否可以判斷它？當認知對象已經發生著巨大的演變，我們固有的知識結構是不是應當做出根本性的調整？
顯然，吳宓和他的“學衡”同人還沒有清醒地意識到這些問題的複雜性。因為，在他們的心靈深處，用以解釋這變化多端的世界的還是傳統中國文化的理論模式：在社會曆史觀中是儒家的王道皇極思想，例如麵對西方世界這樣的觀感好像是表述著《尚書》的訓誡：“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吳宓認為：“凡古今叛亂，雖其假借之名各不同，而實則皆由生人好亂之天性，所謂率獸食人，爭奪擾攘、殺人放火之行為。但使禮教衰微，法令不行，則蜂起不可收拾。如法國大革命，則以平等”自由‘為號召；我國之亂徒，以’護法‘等為號召；今之過激派，以’民生主義‘為號召。其實皆不外漢高祖’取而代之之一中宗旨。在人生觀上還一度保留著傳統的尊卑等級意識。有謂：“昔在希臘及歐美盛世，與吾國同。人之尊卑貴賤，以學、德之高下為斷。故首重士，次農，次工，次商。晚近商貴於工，工又貴於農，猶可雲時勢之所趨；若乃賤士黜學，而尊勞工，恣所欲為，則誠所謂倒行逆施，是亂世之道也。”十分明顯，吳宓的這種農業中國時代的觀念並不符合西方現代社會的事實，也有悖於中國現代化曆史的實際要求。他還以“正邪之別”來看待複雜的現代學術論爭，將五四新文化派的正常學術見解視作不屑一顧的歪理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