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吳宓這種來自中國傳統的思維習慣其實就是他理解和接受西方文化特別是白璧德思想的基礎。他是以中國式的道德背景和道統觀念來認同與讀解著白璧德，較之於白璧德所背負的整個西方文化的理性傳統，一向缺少理性精神的中國文化之中的吳宓似乎對於“理性”的抽象更多，其理論追求與中國現代化現實的脫節度甚至比白璧德之於西方文化更大。
我敬仰吳宓，因為他是現代中國一位執著於自身學術理想、追求學術獨立的知識分子，然而，他所孜孜以求的人生與文化理想卻是與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諸多事實相抵牾的，這便在很大的程度上限製了他的發展、他的意義。這，不能不說就是一出莫大的悲劇。
無法拒絕的心靈真實
然而，作為中國現代文化語境中一位真誠的知識分子，吳宓的悲劇還不僅在於此。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這位感情豐富、體驗深刻的現代文人已經無法拒絕現代人生與現代社會所給予他的複雜信息了。於是乎，出現在我們麵前的景象是：他既無法否認這些新的人生體驗的實際影響，同時又還在極力維護著固有理想的合理性，這恐怕就是一種格外的尷尬了。
幾乎所有的評論都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所謂的“學衡派”同人其實具有並不完全相同的思想事實，例如陳寅恪更多地體現了這一派別的文化“學者”的本質特征，可以說，在整個“學衡派”的學人中，以他對於中西文化的博大內涵的理解最深入也最為獨到，而最為偏激最為執著地體現了其古典主義立場的是梅光迪、胡先驌，這兩位知識結構並不完全相同的學者在捍衛其中國式的新人文主義理想方麵卻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相對而言，吳宓卻呈現了這一文化理想與理想背負者之間的異常沉重的矛盾。
我們注意到了，盡管吳宓秉承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觀念，認為以盧梭為代表的感情人道主義是導致本世紀精神危機的重要原因，然而在事實上，吳宓並沒有擺脫由盧梭所開啟的西方浪漫主義所給予他的重要影響。拜倫、雪萊都是他向中國讀者介紹的重要的文學家。他還明確表示，自己追慕的西方三詩人有拜倫、安諾德和羅色蒂，其中拜倫就是具有“雄奇俊偉之浪漫情感”，他們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西洋文明之真精神”，所謂“積極之理想主義”。吳宓不僅擁有這樣的明顯區別於白璧德的認識，更重要的還在於他以自己作為一位作家的真情實感在創作中不斷表露出這種衝破古典主義理性束縛的性情與自由，正是在藝術創造中，吳宓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情感豐富、個性鮮明、有著自己獨特人生見識與追求的浪漫主義詩人的精神世界，特別是他的那些著名的情詩。早就有學者指出：“在閱讀吳宓那些獻給女人的詩時，人們會覺得有‘兩個吳宓’：在思想文化觀念上非常‘守舊’與‘古板’的吳宓和在情感生活中非常‘浪漫’的吳宓。這似乎是一種性格上的不和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中國對於“自我”的發現，對於個性主義的倡導所給予人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發現由“五四新文化派”所闡發的現代化理想不僅僅是一種“思潮”，事實上它已經構成了現代中國人生活的基本現實，從而在生存的方方麵麵都不斷進行著對於人的具體“塑造”。作為刻意堅持著自我個性的吳宓，他不僅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袒露心扉，而且在現實的人生實踐中也試圖完滿著自己的“浪漫理想”：在流傳一時的“吳毛愛情”中，在他個人生活裏的與異性交往中，吳宓都是一位至情至性的現代人；而在“十年內亂”、文化塗炭的荒蕪歲月，他依舊巋然不動，“頑固”堅持著自己的古典主義信仰，這實在又是將古典主義作了理想主義的處理，此時此刻，在吳宓的內心深處，起著支撐作用的是不是也包括一種浪漫主義式的個性與傲岸？而當他是如此詳實如此坦白地將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動都載入《日記》並試圖傳諸後人的時候，這不就是再寫了一部盧梭式的《懺悔錄》？
但悲劇也正在於此了。現實的問題在於，這樣一個以堅持古典主義觀念、組織古典主義學術活動而著稱的似乎是相當保守而迂闊的“傳統文人”，當他最終無法拒絕心靈的真實而“直抒胸臆”的時候，這個習慣於“歸類”和“劃圈”的世界以及這世界的人們將以什麼樣的目光來打量他呢？我們發現，在新文化人士那裏，他成了表裏不一的虛偽之人，甚至被新文學作家引作諷刺、挖苦的素材。而在自己的一些同人那裏，他這種有違新人文主義道德理想的“悖謬”之舉，也是相當不可理解的。吳芳吉是吳宓的畢生摯友，但當吳芳吉也對他的離婚事件加以指責的時候，吳宓簡直是“殊為憤慨”了，他甚至認為這是“從井下石，極力攻詆，以自鳴高”。在這樣的“憤慨”語詞中，我們不難見出吳宓內心世界的孤獨與淒涼。
一位執著於自身文化理想的知識分子竟然就沒有意識到這一理想與當下生活軌道的嚴重脫節。一位真誠的人生追求者似乎恰恰因為他的真誠而不為這個慣於掩飾的世界所容忍。
一位原本就充滿了自我矛盾自我痛苦的“亦新亦舊”的人物既遠離了“新”的支持，也失去“舊”的同情。
這是怎樣的人生，怎樣的文化，怎樣的悲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