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這樣的人生體驗之中，魯迅的思想從單純的進化論過渡到觸目驚心的“生存競爭論”。他指出：“中國現在道路少，雖有，也很狹，‘生存競爭，天演公例’，必在同界中排斥異己，無論其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無足怪的，是時代和環境所給予的命運。”話說得冷靜、理智、平和，卻很難掩蓋那種深層的淒楚與蒼涼。
返回“現實”：《非攻》與《理水》
《補天》、《鑄劍》和《奔月》以神異的浪漫情懷與《呐喊》、《彷徨》拉開了距離，顯示了魯迅小說開啟另一路向的可能，然而《奔月》以後，魯迅卻中斷了小說創作，而且時間長達8年。8年之後的1934年魯迅創作了《非攻》，第二年再作《理水》。8年的歲月似乎衝淡了那激動人心的浪漫風采，魯迅重返“現實”，在一種前所未有的明朗和平靜中，塑造著他不曾關注的社會“公仆”形象。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變化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有必要再次回到複雜的《鑄劍》、《奔月》時期。魯迅的複仇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複仇。隻有當他感到自己“即使避到棺材裏去”，也難免被“戮屍”的命運時才忍無可忍地舉起投槍和匕首，來自各個方向的各個層次的不可勝數的敵意步步進逼，魯迅那樂觀的單純進化論思想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最後引向了“同界中排斥異己”的真實又殘酷的認識。
就是在這樣的“排斥”、“競爭”觀念中，魯迅走向了階級論，走向了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學說。當一個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旦發現自己有可能重新屹立於無數同道的攜手並肩當中，以彼此通融和體諒共同對付人生道路上的陰鷙的敵人，這畢竟是一種莫大的慰藉呀！
盡管魯迅與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同，他的剛強、他的堅定、他的執著是空前絕後的，但是，他的確不願也畢竟不能做超脫現實、超脫曆史、超脫時代的“超人”式的抉擇。魯迅，他的人生苦難，他的每一步退避，每一步前進，都付出了多大的代價，也多麼應該為我們所理解呀！
新的人生觀念一經接受和確立，就將在實際中發出他特定的要求。《非攻》、《理水》的嶄新麵貌，它的理想人物的價值取向，它的基本人生態度都無不表現著30年代革命文學的特征。
然而，這卻是並不怎麼成功的。林非先生早就指出，這兩篇小說都缺乏一種“內在的清晰”，“像《非攻》中墨子救民於水火的心理動因就很不清晰，《理水》中禹的考察山川和治理水災也沒有正麵的展開，因此更是無法了解他靈魂深處的奧秘”。
這應當怎麼解釋？是確如一些海外學者所言，魯迅的創作力至此出現了大幅度的衰竭了嗎？
一個作家最佳創作狀態的實現得益於許許多多的條件，而歸納起來，重要的恐怕就是一個內在素質與外在條件的互相契合問題。就魯迅而言，可能有這樣一些內容：“革命文學”的新的要求與魯迅自身固有的創作敏銳點距離之縮短；新的革命形勢所要塑造的“超我”與作家內在的“本我”之間的差異的克服；新內涵的人道主義理想與其潛在的個性主義的衝突所應構成的動態平衡。如果這些問題都能獲得一個大致妥帖的調配，那麼創作就是順利的，作品也將是基本成功的。
顯然，魯迅確實在這種關鍵時刻的“內外調配”的環節上出現了困難。一方麵，當時革命文學的許多價值標準是魯迅所不熟悉的，加上當時革命文學倡導者所暴露的“左”的錯誤也不時挫傷魯迅那坦蕩真誠的心靈，造成他情感接受中的許多梗阻。另一方麵，魯迅在《非攻》、《理水》裏所要造就的那種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埋頭苦幹的社會公仆，那種溫和樂觀的基調也與其自身固有的人生體驗產生了較大的差距。我們知道，魯迅是高舉“任個人而排眾數”的個性主義的“立人”理想走上文壇的，他的全部獨特的價值和貢獻就在於對中國傳統社會以“數目”、“曆史”的力量不斷吃人這一悲劇現實的發現。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傳統社會並不乏兢兢業業、鞠躬盡瘁的“社會公仆”，但無論是哪一個公仆都從未產生過改造傳統的社會結構，改造中國人的人生世界的巨大力量；在封建時代，統治者很可能恰恰會利用這些勤勤懇懇的公仆形象來達到粉飾太平、愚弱百姓的卑劣目的，“嶽飛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終究不能改變中國人民受苦受難的現實。對中國社會這些本質特征有深刻洞察的魯迅才把中國未來的希望，把中國人新的人生理想寄托在無數中國人的“個性張揚”、“個性自覺”的基礎之上。在魯迅看來，無數中國人覺悟到自己的個人權利、個性追求遠比替那些所謂的賢臣義士歌功頌德、樹碑立傳要好得多！與此同時，在強大的傳統麵前，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失敗當中，魯迅又真切地體驗到現實改造的艱難性、沉重性，新的人生道路的坎坷崎嶇，形成了魯迅小說特有的苦悶氛圍與悲劇性基調。
如今，現實依然，人生體驗依舊。但創作麵貌卻要一反舊例，這該有多大的艱難！理性與感性的分裂終於妨礙了魯迅對墨子、對禹形象的更多的情感投入和更深刻的挖掘、表現。
但是，僅僅把《非攻》、《理水》歸結為“失敗之作”就了事了嗎？問題又似乎沒有這麼簡單，至少我們還沒有能夠解釋清楚在這兩篇小說中表現出的多種複雜的內涵。比如《非攻》結尾墨子的那串遭遇，比如《理水》二分之一強的內容都用在了對世俗庸人盡情的描摹上，而英雄的禹最終又有了這麼一個出乎意料的變化。
我認為，當一個作家的理性層次與感性層次未能取得內在通暢，呈現出某種分裂的特征，那麼，作為理性需要的新的人生觀念則隻能決定作品的大體構成，對於許多具體的細節及這些細節中所潛藏的情緒卻無力控製，在這些地方，作家自身的情感與個性就仍在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這裏我們有必要弄清魯迅是在哪一個情感層次上對新的理性的要求作了讓步，同時又在自己的內在情愫上形成了自我收縮、自我壓抑，也就是說，在一個什麼樣的大體認同的水準上，魯迅那些真實而痛苦的人生體驗甘願做出這樣的讓步、這樣的忍從？
就在魯迅創作《非攻》後不久，他在致蕭軍、蕭紅的一封信中抨擊了中國社會的那些“空談家”，魯迅的意思是，中國說大話、空話的人太多（包括革命隊伍內部），而認真思索中國現實和前途，踏踏實實為中國的未來創造條件，埋頭苦幹的人太少了。魯迅指出：“空談之類，是談不久，也談不出什麼來的，它終必被事實的鏡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非攻》恰恰就是針對這一現實而寫的，墨子就是我們所缺乏的那種不務空談、講究實效的人。禹的形象中也包含著一種不羈舊俗、執著向前的改革精神。魯迅說過：“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誌，是自以為光榮的。”墨子、禹都是這樣的奮鬥者，也都是魯迅的“同誌”。
這已經很明白地告訴我們，一方麵，魯迅自始至終從未放棄過探索中國社會病症、改造中國現實的人生理想，他也是在這樣的前提和需要中，塑造著為多數人謀利益的“社會公仆”形象。另一方麵，同魯迅前期對中國社會的深邃分析比較，這時候的魯迅，將中國社會的苦難歸結為“空談家”的過失似略顯單薄，也略略減少了前期思想探索的那種直透骨髓的尖銳性，換言之，魯迅仍執著於前期的追求，繼續自己的思索，但為了適應新的價值標準，這種探索收縮到了一個比較單一的角度，一個相對窄小的範圍。隻不過，這樣的“讓步”並沒有改變魯迅思想的基本結構，因為踏實奮進的品質其實與魯迅固有的“韌”性精神是相一致的。
不僅如此，當我們深入到魯迅的體驗世界中去，我們也還能發現他滲透到小說中的那種更加複雜的情緒特征和更加細微的人生體驗。
墨子為宋國的安危而來去匆匆、風塵仆仆，當他終於大功告成，拖著腫脹的雙腳踏回宋國國門時，卻遭來了一連串的黴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這別具一格的結局，不就分明包含著魯迅那特有的人生體驗嗎？雖然它不及《藥》那樣銘心刻骨！
能夠不羈世俗、獨立特行地完成自己的誌願在中國也非要有點“猛”勁不可！在敵手那裏，猛人墨子對答如流、應付自如，但一返回宋國，陷入宋國庸人們的重重圍困之中也隻能一籌莫展了。從這裏，魯迅有意無意地在心靈深處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是猛人又怎麼樣，是中國的脊梁又怎麼樣，是不是都難逃被無聊庸人們圍困的悲劇？
在《理水》中，魯迅更加有意地突出“猛人”禹備受庸人詆毀的遭遇，而且有趣的還包括那個結尾：銳意革新、默默無聞的理水功臣禹一經返回京城，竟然“隨波逐流”，漸漸地過上了為其他庸人所欽羨的生活。
猛人不僅會難逃重圍，而且也將在重圍之中墮落為庸人，這是魯迅用自己的真切感受告訴我們的又一個重要結論。就是在自己的人生實踐中，魯迅深深地體會到“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然而究竟怎樣才能“脫離包圍”呢？魯迅苦苦求索，“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
我們常常津津樂道魯迅對“中國脊梁”的讚歎，卻很少從魯迅人生體驗的這一角度去分析問題，因而也一直未能發現魯迅滲透在這些中國脊梁身上的複雜的情緒和深沉的憂鬱。從這裏我們可以得到啟示，關於“民族脊梁”的論述，在魯迅那裏從未出現過嚴格意義的判斷。我們說那些埋頭苦幹、拚命硬幹、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國的脊梁”，但對那些占據著更廣大的社會空間，旁觀著猛人業績的人們似乎同樣需要一種珍貴的與猛人相呼應、相配合的精神特質。魯迅也說：“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梁。”在這裏，魯迅顯然又把“脊梁”的要求擴大到社會的每一個人身上，呼喚著一種發自內心的真誠的理解與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