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老舍向來以他創作的“市民特征”而著稱。在小說及戲劇創作中，老舍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幅生動的市民生存圖畫，他對這一階層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體驗之深刻、表現之廣泛以及批評之嚴肅，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中都是出類拔萃的。
但是，我認為，僅僅停留在這一闡釋的層麵上還是遠遠不夠的。描繪市民生活、表現市民思想情感的文學作品早在唐代就萌生了，至明清則蔚為大觀，商人、工匠、郎中、小販、茶房、還俗的和尚、夥盜、妓女、潑皮無賴等形形色色的市民人物都巳成為各類小說攝取的主要對象，其表現亦可謂之“廣泛”，並且也無不具有發人深省的效果。在這樣的文學傳統中，老舍創作“市民特征”的獨創性又在哪裏呢？此外，在現代作家裏，首先表現市民生態的是魯迅，之後，茅盾、葉紹鈞、張天翼、張恨水以及劉呐鷗、施蟄存、穆時英等“新感覺派”小說家，夏衍、於伶、陳白塵、丁西林、沈浮等戲劇家都或多或少地描寫過市民生活，塑造了市民形象，當然其中的深刻之作也比比皆是。難道老舍與他們的差別就僅僅在於數量多寡之不同？是不是老舍隻因為自己獨一無二的“廣泛性”就足以掩蓋其他作家的“深刻性”？諸如此類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一位偉大的作家走進“史”的文學世界時所必然進行的審察與選擇，因此，盡可能清晰地回答它們，對於進一步深入理解老舍的文學精神，更準確地標示出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獨立地位至關重要。
老舍與中國市民生態的變易性
應當看到，老舍創作與中國古典市民文學的區別既是明顯的，又是重要的。
老舍說過：“‘五四’運動送給了我一雙新眼睛。”老舍就是用這雙新眼睛進行新觀察的現代作家，他的創作是現代中國的文學，“現代”就是他表現市民生態的一個基本的落腳點：中國市民在生存觀念、價值標準、人生模式等方麵都表現出了一定的現代化趨向，中國市民也需要在現代精神的引導下自我改造，這就是老舍所告訴給我們的重要內容。
就市民生態自身來看，這實際上就屬於這一階層的變易本性。同中國傳統社會的其他階層（如農民）相比較，市民階層的顯著特色就是它能夠對社會曆史的變化迅速地做出自己的反應，並在生存方式上較快產生變化，與之適應（市民階層的出現本身就是中國社會近代變遷的結果）。老舍敏銳地抓住了這一屬性，從而使他筆下的市民生態打上了鮮明的時代變易的烙印，描繪的是一幅幅現代生存的新景觀。
在老舍作品中，一些市民的生存方式發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他們開始重視人格的尊嚴、個人的價值，大膽追求個人的自由、幸福或事業。如《趙子日》中的李景純、《二馬》中的馬威、李子榮、《黑白李》中的白李、《貓城記》中的大鷹、《四世同堂》中的錢默吟、瑞全、《不成問題的問題》中的尤大興、《月牙兒》中的“新爸”、《鼓書藝人》中的秀蓮、《方珍珠》中的方珍珠等等，他們一般地位不高，從出身到後來所擔當的社會角色來看都可以被劃入“市民”類（盡管其中一些人知書識禮，但畢竟與那些整日埋頭於書山文海的知識分子不同），但都比較看重個人的意義和價值，有比較強的自我意識，也都執著於各自的人生追求——不管這追求是什麼。李子榮對“錢”的一番議論頗有代表性。雖然李子榮的政治理想並不如“赤黨分子”李景純、投入民族革命戰爭的祁瑞全那樣的光彩照人，在作為現代人重要標誌的自由、愛情問題上也顯得過分功利——他似乎缺乏現代青年的幻想和朝氣，寧肯選擇一位識字不多、倒是勤於家務的農村姑娘，但是，僅僅就他那一番對“錢”的深刻議論，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建立在實用主義基礎上的人生觀是他的長期體驗、深入思考、自由選擇的結果，並且這一人生選擇又並非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偏狹市膾，它也有自身恢宏博大的遠景。僅就一點就足以使李子榮超越了傳統市民階層的人生實踐，在思想境界上完成了一個時代性的飛躍。
在中國傳統社會裏，就如同城市本身始終沒有擺脫對國家政治的依附一樣，宋元以後逐漸興起，至明清基本形成的中國市民階層從來也沒有獲得過在經濟、政治上的獨立性，當然也就無從產生自己的完整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同封建社會的其他階層一樣，讀書入仕被作為人生追求的“正道”，除此之外的其他實踐活動都多多少少屬於某種無可奈何的抉擇。中國古典小說中的市民階層中也是縱浪聲色、偷雞摸狗、愛財如命、賣官鬻爵之徒，但那大多數都屬於“因果報應”的典型，“警世”之鍾恰恰由此敲響！而像杜少卿（《儒林外史》）這類的理想人物又都是視功名富貴如浮雲的超脫之士，“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三言”），莊周的精神境界依然是市民階層的最高理想。“變易”是市民生態的重要屬性，但在中國封建社會特殊的生存格局當中，中國市民生態“變易”性仍然顯得浮泛、淺薄，缺乏實質性的曆史進步意義。
真正使得中國市民“變易”的是“五四”，而最及時地表現了這一變易特征的就是在“五四”精神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老舍，他說：“反封建使我體會到人的尊嚴，人不該作禮教的奴隸；反帝國主義使我感到中國人的尊嚴，中國人不該再作洋奴。這兩種認識就是我後來寫作的基本思想與情感。”
這位來自北平小胡同的旗人後裔不僅對現代市民生活的若幹變易性有真切的把握，而且自覺地根據變易的規律，用現代文化精神引導市民階層向著現代化的方向完成更徹底的轉化。老舍敏銳地捕捉、積極地肯定了這一階層的自尊自強與奮鬥勇氣，但也難以忍受那些仍然沒有真正“進化”的劣根性，他為自己所熟悉的這些“北平市民”不能真正地向現代社會變易而痛心疾首。由此形成了老舍創作中著名的“反省國民性”的特色。在他的筆下，那些因循守舊、腐朽怯懦的“老中國的兒女”，那些“新時代的舊派女人”，那些熱衷於“金錢，洋服，女人，結婚，美國電影”的“新派人物”以及四合院式的封閉狹窄、東方倫理桎梏下的變態性欲、萎縮而陰鷙的人格，還有所謂“革命者”的卑劣齷齪、都在作者的筆下暴露無遺。
老舍創作的批判特征很早就為評論界所注意。早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問世不久，朱自清先生就指出，這兩部小說兼有《儒林外史》與晚清譴責小說的特征。當然，老舍創作並沒有局限在《儒林外史》與譴責小說的層麵上，它的諷刺已經不再沿襲封建正統的倫理道德，不再是“衛道士”對不肖子孫的痛心疾首，而是在引入了西方新的人生觀念、價值標準的前提下，進行有意識的中西比較，諷刺、鞭撻的同時努力為我們展示了人生之光。朱自清當時就覺察到了《老張的哲學》、《趙子日》與《儒林外史》、譴責小說在情感基調等方麵的差別，認為這已經屬於“現代作品”了。創作《二馬》時，作者有意識要“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不同處”，創作《離婚》時，作者文化批判的意圖就更加明確，“對於老舍的創作發展，《離婚》的意義首先在於，作者通過這部作品，明確地提出了他的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批判市民性格，批判造成這種性格的思想文化傳統”。
總而言之，老舍創作與市民生態的變易性實際上是這樣一種關係：作為一位來自市民階層的作家，老舍對這一階層的生活方式是相當熟悉、甚至是不無欣賞的，因而對它潛在的變易屬性也就有了真切的把握；作為一位用“五四”的“新眼睛”來觀察世界的知識分子，他又欣賞現代文化精神，為西方社會的優良生存方式而讚歎。在創作實踐中，他顯然試圖將這兩個方麵的因素怡當地結合在一起，以市民階層固有的變易性為接受現代文明的基礎，他為那些令人振奮的“新人”而喝彩，又因它的若幹陳腐之氣而忍無可忍。
老舍與中國市民生態的穩定性
老舍通過他對市民階層變易性的開掘與呼喚顯示了創作的“現代性”，並由此超越了中國傳統市民文學的境界，但是，我認為，過分誇大了他所理解的“變易性”卻也是沒有益處的。無論就老舍創作或者老舍本人而言，對市民生態“變易性”的表現都隻是問題的最起碼的層麵，這裏至少有兩個方麵的東西值得我們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