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如果說老舍對變易規律的重視導致了他對現代人生理想的開掘與倡導，而這就是他的引人矚目之處的話，那麼，其他中國現代作家對中國社會向現代化“變易”就是漠不關心的嗎？魯迅、巴金、曹禺等人不也曾經“任個人而排眾數”，對國民劣根性大加鞭撻嗎？在現代化的取向上，中國的農民階層，知識分子階層與市民階層一樣，都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建立個人理想、自我改造的問題，魯迅等人對這類問題思考的廣度和深度甚至還可能超過老舍，那麼，老舍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獨立意義反倒是模糊不清的了。
其二，盡管我們今天格外突出了老舍思想中對“變易”的理解，突出了他在引入西方文化觀念、改造國民性方麵的形象，盡管老舍本人及其創作都的確具有類似的客觀意義，但是，這是不是就代表了老舍介入市民生態、介入文學創作的“原初意圖”呢？老舍的思想情感與思維方式究竟有什麼樣的複雜內涵，他本人究竟如何估價“變易”在市民生存方式中的比重，這都是些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誠然，同“五四”以後的其他中國現代作家一樣，老舍充分意識到“變易”的價值，他自覺地捍衛和倡導著“五四”以後的現代生存觀念，因為事實很清楚：“假若沒有‘五四’運動，我很可能終身作這樣一個人：兢兢業業地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絕對不會忽然想起去搞文藝。”但是，從行為方式與心理內涵兩方麵講，老舍對“五四”都有著自己的獨特的處理方式。
老舍說過：“五四運動時我是個旁觀者。”我認為“旁觀”不僅是他的行為方式，更是他當時的心理實質。當然，這種旁觀絕不是“看客”的冷漠、街道居民的遊戲，而是一位受過現代文明教育但力量弱小的知識分子所特有的謹慎。老舍素來以冷靜、理智、講究涵養、看重人際關係的和諧著稱，他不迂腐保守，但也不是那種可以為新生的思潮而熱血沸騰的“生命”型作家，郭沫若式的噴薄的激情固然不屬他所有，魯迅式的“死火”也未曾有過，老舍的情感總是與他的理智處於一種彼此融合貫通的狀態，似乎許多事都胸有成竹、不緊不慢，溫和寧靜。麵對“五四”，麵對現代中國史上的許多次震撼人心的政治事件，他都采取了這樣的審慎、雍容的“旁觀”態度。
應當承認，這樣的“旁觀”態度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是相當罕見，而影響也是獨一無二的：在風起雲湧的現代文化思潮麵前，老舍都能心平氣和、默默不語，既不輕易受它的牽引，又能適當接受它的觀念，表現它的光彩，那麼，在這一心靈的背後，必然有另外一種獨特的文化觀念在駕駛它、操縱它，老舍的思想感情，思維方式就是以這樣的文化為基準，並在這一文化觀念的基礎上判斷、選擇、接受其他形態的思想意識的。
這樣一種並不完全保守，並不拒絕新思潮，但又穩健冷靜、審時度勢的思維方式本身就屬於“市民文化”的表現。老舍，這位自小在市民文化圈子裏長大，又始終對市民文化懷有濃厚興趣的作家，本身就具有了中國市民文化的諸多特征，而這些特征又最終影響、甚至決定了他自身的人生觀、價值觀，決定了他創作的一係列基本傾向。老舍是中國市民文化最獨特的體驗者、欣賞者和繼往開來者。
當老舍的全副身心都深深地沉浸在市民文化的氛圍中，並不時陶醉於他那別致的境界時，他對這一文化的觀照與表現都具有了格外特殊的意義：這絕不僅僅是因為熟悉這一生存方式而具有了寫作上的便捷，他早就把自己投入到了這一生存的繈褓當中，把自己與市民文化的生存模式血肉相鑄，這顯然就與魯迅、茅盾、葉紹鈞、張天翼式的典型知識分子式的觀照大有不同，更與劉呐鷗、施蟄存、穆時英等人“新感覺”中的想像判若雲泥。田仲濟同誌曾描述了老舍與京韻大鼓藝人富少舫（山藥旦）的關係：“從老舍和富少舫間的關係，我看到了從來沒見到的作家或知識分子和藝術或舊社會底層人物的關係。我從來看到的這類相互間的關係，無論怎樣親密，可總是‘兩類人’之間或舊社會底層人物之間的關係。就像魯迅和閏土的關係一樣……他對舊社會底層人物的感情，他不是同情，而且具有親如兄弟的感情。”在這種“親如兄弟的感情”裏，老舍實在不是為了某一寫作目的才去熟悉社會，結識市民的，他本身就對此滿懷深情，而且永遠浸潤於“市民”之中，田仲濟同誌就曾提出過懷疑：“老舍是為了寫鼓詞才和富少舫接近以至熟識的麼？”沉浸於市民文化滋養中的老舍顯然也把對這種文化的熱愛與肯定提升到了一個自覺的層麵上，他曾對傳統圖畫僅有文人墨客形象頗不以為然，提出：“山間並非沒有苦人，溪上正多餓漢。”並由此讚揚馮玉祥的泰山詩文。這也就是說民間文化（市民文化亦當同理）的地位無論如何都不應當低於文人文化（精英文化）。在另一個場合，老舍又認為：“雖然許多知識分子以為中華民族事事落後，急當改造；可是自抗戰以來，烈女殺敵，義士捐軀，倒都出自民間，而知識分子中反有去作大漢奸的。義烈之風尚在民間，雖沒教育卻有文化。誰也不能否認這文化深厚的力量，而一腳把它踢開……”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化形態，民間文化的魅力甚至超過了精英文化。
在急劇變化的社會曆史和紛至遝來的時代思潮麵前，老舍曾經是謹慎的“旁觀者”，但對於他所浸潤的市民文化以及那些有滋有味的生存狀態，老舍卻從來不是“旁觀者”。他描繪市民階層的人生理想，喜怒哀樂。同時也就是某種程度上的自我描繪，他沒法阻止自己的這種情感投入，對於市民，他不可能取著魯迅式的純粹知識分子化的“觀照”態度，老舍精神的內層便是一種積澱深厚的現代市民精神，而且是自覺追求中的市民精神，這是老舍區別於許多中國現代作家的地方。
作為現代作家的老舍在他表觀乃至批判市民生態的時候竟也不知不覺地與市民意識取著深層次的認同。這倒是一個十分有趣的觀象，它似乎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盡管作為近代文明產物的市民階層在一定的程度上比其他階層活躍，其生存方式往往表現出令人驚喜的變易性，但是，在中國生存文化陳腐、保守、停滯的整體格局中，這一變易的功能不能不說還是脆弱而可憐的，穩定性倒是中國市民生態的更為重要的特征。在呼喚市民生態的現代化時，老舍就曾注意到中國市民傳統的劣根性，而當他以一些市民化的基本思想來麵對現代文化思潮與市民階層感情交融時，這樣的穩定性就最充分地顯示了他的力量，它已經不僅僅是對老舍筆下的人物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連老舍本人都深深地滲透了它那特殊的生存精神。
穩定性的市民生存精神相對穩定地保持著自身若幹的特征。這些持續傳承的市民化的人生觀、價值觀對老舍及其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老舍的人生理想在整體上趨於現實、樸素與腳踏實地，他不是那種好高務遠、富於想像的羅曼蒂克者。即便是在著作斐然、享有盛名的時候，他也多次強調說，自己“一向沒有顯身揚名的宏願”，“沒有大將的韜略”，僅僅是“文藝界中的一名小卒”等等，我認為，對於老舍的真摯與樸質而言，這都最好不要被視為是簡單的謙遜應酬之辭，而是真實而生動地表達了他那獨特的人生理想。這一人生觀念對老舍的藝術理想和實際創作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他曾經列數了西方文學史上的劃時代名字、名著——《荷馬史詩》、莎士比亞、彌爾頓、《浮土德》等等——結果是都不大能引起他的感情。我們看到，這樣的著作恰恰都是非市民化的英雄主義人生觀。俄國文學以它憂憤深廣和深厚的曆史意識著稱，也曾賦予了像魯迅這樣的現實主義作家以豐富的靈感，但老舍也說：“我覺得俄國的小說是世界偉大文藝中‘最’偉大的，我的才力不夠去學它們的。”老舍推崇但丁的《神曲》，但他所理解的《神曲》之特色在於“要說什麼就說什麼”，“使我明白所謂文藝的方法是從圖像到圖像”，他也喜歡“十七八世紀古典主義的作品”，那是因為它們“平穩、簡明”，康拉得（Josebh Conrad）曾是他“最愛的作家”，這與這位波蘭人“最會說故事”的本領大有關係，狄更斯開啟了老舍的靈感，因為狄更斯富有老舍式的市民精神！於是，我們也注意到了老舍創作中的一個顯著的特征：他一般都不表現個人的恢宏壯闊的事業鬥爭，或者氣勢磅礴、波瀾起伏的精神探索曆程，在這裏，隻有市井風物、生活流程，食色男女。老舍最擅長，傾注的心血最多，而且寫得最成功的也是這樣的普通市民的平凡人生。有的評論家曾經敏銳地指出，老舍小說中不少知識分子恰恰是並不特別成功的，“成為老舍小說中最沉悶累贅的部分”，此外，“兩極——正麵理想人物和反麵人物——是最蒼白、最少光澤的部分。”這也是對老舍創作市民化傾向的反麵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