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創作的市民化傾向使他理所當然地把普通人的“生計”問題作為了表現的中心，《老張的哲學》如此，《駱駝祥子》如此，《四世同堂》如此，《茶館》亦如此。即便那些在今天看來是觸擊了社會事件或較大的社會諷喻性作品，作者也都取著相當富有市民意識的視角。《二馬》涉及了中國現代文化史的一個典型話題：父子衝突，但老舍坦率地說：“比這（馬威——引者注）再高一點的理想，我還沒想過。”熱衷於表現重大社會問題的茅盾也曾指出，老舍筆下的人物同“從熱烈的鬥爭生活中體驗過來的作家筆下的人物”“是有不小的距離”，而這一特征在《二馬》中“更加清楚”。《貓城記》曾經被一些評論奉為社會文化反思的諷喻之作，但老舍究竟是從什麼樣的角度進行“諷喻”的很值得我們考察。我認為，老舍的“諷喻”並不是魯迅、巴金、曹禺式的文化反思，而是從市民意識出發的一種“竊竊私議”。
追求生活方式的穩定性、有規律性這是老舍精神的市民特征，以這一人生觀為基礎，老舍的生存原則也比較富有道德色彩，他性格溫和寬厚，以和為貴，特別以善惡二分的道德標準來看待人生世事，道德標準是老舍價值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老舍創作中，孫守備（《老張的哲學》）、李景純（《趙子曰》）、丁二爺（《離婚》）、曹先生（《駱駝祥子》）、錢默吟（《四世同堂》）這樣的善人層出不窮，而如小趙、大赤包、冠曉荷之流也終是“惡有惡報”。對介於善惡二極間的大多數市民，他則本能地加以認同，雖然在一位現代知識分子的眼光中，他不能不有所挑剔、有所批評，但總的態度還是同情乃至欣賞，“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寬容、同情和一定程度上的道德評價使得老舍無意開掘市民更深的靈魂奧秘，表現他們自我矛盾的性格，也不特意把個人的命運引入到複雜的生命長河中來認識，更不作那種看來是毫無結果的終極追問，老舍不願意自我折磨，當然也不願意折磨他的“街坊四鄰”。他的人物並非盡善盡美，但美與醜、善與惡的比重總是調配得當，因而在整體上倒是獨具魅力的。這也帶來了老舍精神市民特征的第三個表現：他對市民語言的推崇備至。
當市民文化作為一種與現代文人文化所不同的意識形態而發揚光大的時候，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特殊價值就開始為人所矚目了，市民文化哺育下成長起來的老舍也就找到了區別於其他現代作家的人生觀與藝術觀，完成了自身獨一無二的曆史形象。
老舍與中國生存文化
從人的生存意義解釋文學，任何文學作品都可以說是對某種“生態”的體驗、表現與思考。作家誕生於某種生態環境，又在這種特定的生態環境中完成了自己，他不斷因“生存”而與環境對話，玩味它、傾慕它、背叛它，生存的文化造成了自己的作家和文學。作為精神結晶的文學又不斷充實和豐富著生存文化的內涵。
應說明的是，我們如此推重“生態”、“生存”與文學創作的關係，這並不是為了標新立異、故作驚人之言，在20世紀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漫長過程中，無論有過多少的波詭雲譎，其核心問題都離不開對“生態”的體驗，生存的文化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魯迅“見出世人真麵目”之後的“呐喊”、鬱達夫渴望異性撫慰的“沉淪”，包括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中國新詩會的“捉住現實”，以至新時期朦朧詩運動的“我不相信”一直到近年來風行一時的“新寫實”，都體現了一個關懷“生態環境”、表現生存文化的問題，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始終緊扣人心的“改造國民性”問題以及總是拋棄不掉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也都一再提醒我們把目光投向那些最基本又是最真實的生存文化。或許，在世界文學發展的長河中來看，以表現人的基本生態為中心的文學創作的確不能說就代表了藝術的“偉大”，但它卻必然是一切偉大的文學發展之重要基礎，也是整個中國文化走向現代化的基本前提。
中國生存文化的現代化，必然推動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必然導致20世紀中國文學的真正繁榮。
老舍從表現市民生態人手，以他的知識分子的心靈去感受去融彙市民精神、市民意識，完成了對中國現代市民文化的改造與弘揚，這在現代作家中是絕無僅有的——如果我們將現代作家所介入的中國的生存文化作一粗略的劃分就發現，並不是每一種“生態”都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並不是每一種生存文化都獲得過認真的清理和開掘。魯迅表現過華老栓、四銘這樣的市民形象，但他主要還是站在知識分子文化的立場上，以知識分子的生存文化去批判市民的生存文化，魯迅對現代文化發展的貢獻主要在他對知識分子生存文化的介入和改造；茅盾也創作過《林家鋪子》、《第一個半天的工作》、《大鼻子的故事》等市民故事，但茅盾的立場顯然又是政治家的立場，他的根本目的在於表現“社會政治的生態”，對政治家的生存文化有所貢獻；葉紹鈞、張天翼的市民文學也並不能顯示作家本人對市民精神有來自內心深處的領悟和理解，市民階層不過是他們對中國社會整體認識的一個“樣品”，至於“新感覺派”當然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將市民生態市民精神真正作為一種“文化”而與自身血肉相鑄的，隻有老舍。
這當然不僅僅是作家個人興趣與個人選擇的結果，它與一個社會的生存文化格局大有關係。
中國現代文學繁榮與現代文化的發展顯然長期漠視了市民精神的存在，精英文化總是旁若無人、我行我素地大踏步前進，它似乎對市民文化作為永不間斷的奠基意義不屑一顧。這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市民作為一個尚未真正獨立的階層並沒有充分顯示目己的存在價值以及獨特的生存意義，影響中國文化生存觀念的仍然是儒與道、仕與隱的二元矛盾與組合。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化必然首先是這一二元因素的生發、再構，像魯迅、茅盾這樣的文學大家，其基本的生存文化觀念都可以從傳統的儒道精神中找到根據。市民意識作為一種完整的獨立的“文化”，的確是找不到“原型”的。這一曆史性的生存格局也極大地束縛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以致當現代社會的生存格局發生了變化，當市民階層開始走向獨立，其生存觀念作為一種有意義的“文化現象”出現在中國社會之時，中國知識分子依然孤芳自賞，對這些下裏巴人的市井俚曲嗤之以鼻，於是，有了無休止的“雅俗之爭”，現代精英文化與市民文化的隔膜愈來愈深、中國現代文化實際上是在一種內在的分裂中艱難行進，其基礎相當脆弱。
站在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上來觀察老舍對市民生態的表現，我們或許是有所挑剔的，比如認為他對市民生態“變易性”的把握和推動都不夠徹底，而對“穩定性”的認同則似乎還多了一些，有時還妨礙了他的哲學觀、宇宙觀的深化與開拓。但是，我認為，我們同樣有必要意識到，對於老舍；恰恰就是因這樣的文化觀念、文化精神而標誌了他對中國現代生存文化的獨立貢獻，一定的變易性意謂著現代市民文化的誕生和發展，而較多的穩定性則鞏固和完善了市民文化的獨特內涵，拋棄這樣恰當的組合，老舍就不成其為老舍，他所要弘揚的市民文化也就不成其為市民文化。當然，老舍對中國現代生存文化發展的啟示意義也就不複不存在了。
§§第二輯 古往今來：現代新詩藝術的多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