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艾青:中國傳統的“棄兒”與叛逆(1 / 3)

關於艾青的描述我們已經有了很多:他與中國現實主義新詩藝術,他與法國象征主義詩歌藝術,他與中國新詩的“散文美”取向,他對40年代中國新詩的影響……然而,作為中國30年代走向西方現代詩藝的諸多詩人中的一位,究竟是什麼力量讓他與當時影響頗大的“純詩”選擇拉開了距離,是什麼力量使得他與中國式的現代派詩人有如此的不同,這些問題仍然期待著我們做出切實的回答。而這些回答顯然又都集中在這麼一個問題,即詩人艾青與中國詩歌傳統的關係——當中國式的現代派詩人在中西交融的理想旗幟之下折回到中國詩歌傳統的“純詩”之路時,同樣接受西方現代詩藝的艾青卻在一個更大的範圍中突破了這一傳統,支撐著他對“散文美”的追尋,這種突破最終確立了他在40年代詩壇的地位。發現艾青的胡風回憶了他讀到詩集《大堰河》時的感受,他認為這部作品“感情內容和表現風格都為新詩的傳統爭得了開展”。胡風簡短精當的判斷啟發我們對艾青的詩歌藝術選擇做出更深入的說明。

“棄兒”艾青

正如胡風是通過《大堰河》認識了艾青一樣,艾青的詩歌藝術似乎將永遠地與大堰河——這位貧苦樸素的農婦聯係在一起了。然而除了對詩人階級情感的渲染之外,我們似乎還缺少對“大堰河”意義的更深入的開掘。艾青因為“克父母”的惡咒而隻能在大堰河那裏去尋找一點寶貴的母愛,這一段特殊的經曆實際上並不僅僅是培育著一種“地主兒子”對勞動人民的情感,它同時也引導了詩人艾青對人生、對人與人之間情感關係的最真切的感受:一位無辜的孩子,就是因為那場身不由己的出生艱難而喪失了父母之愛,成為父母的“棄兒”,這個溫暖的家庭無法收容他這個弱小的生命,父親、母親成了“叔叔”、“嬸嬸”,他隻能寄居到另一個毫無幹係的農家,這是怎樣的創傷和屈辱呢?

傳統中國對人的規範和塑造是由家庭內部的人倫訓育開始的,但艾青所麵對的現實卻是,他固有的家庭粗暴地拒絕了那種習見的“溫情脈脈”的訓育。5歲的“棄兒”艾青終於回了“家”,但迎接他的卻是父親無緣無故的打罵與嗬斥,在詩人幼小的心田裏,憂鬱的陰雲由此更加濃重地彌漫開來了。

艾青說:“我長大一點後,總想早點離開家庭。”父親的冷漠和歧視中斷了他受哺於傳統人倫關係的可能性,他力圖掙脫家庭的包圍,實際上也同時意味著對傳統人倫關係及其道德觀念的抗拒,叛逆與倔強因此在艾青的精神世界裏生長起來。到後來,艾青留學巴黎的時候,一方麵是父親斷絕了經濟的支持,另一方麵是他頑強地打工過活,兩方麵的力量都在加固著詩人的叛逆之路,以至到了父親病危和去世這樣的時刻,艾青竟也拒絕回家“盡孝”。在詩中,他坦言道:“我害怕一個家庭交給我的責任,/會毀壞我年輕的生命。”“我走上和家鄉相反的方向”,“在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我的父親》)在家中,艾青是長子,一個拒絕承擔“家庭責任”的長子,這在現代中國作家的“長子”行列中,也是少見之極的!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他對自我與環境相互關係的體驗首先是在自身的家庭中進行的,一個和諧的家庭可能會讓他感到舒適,也可能從中學會“順從”和“忍讓”,學會犧牲了自我的“適應”;相反,一個冷漠的家庭可能會讓他備感孤獨,但也可能會激發叛逆與反抗之情,並決定他在以後的人生中保持自我的獨立。從叛逆之路上走過來的艾青確乎保持了更多的個性與自我。如果將反叛家庭的艾青與相對溫和的另一位七月詩人田間作一對比,看一看他們各自最終的文學取向,那肯定會是一件相當有趣的事!

反抗父性權威似乎先天就包含著一種文化的內蘊。艾青對父親的背棄和挑戰同時與他的文化反叛交相輝映著。“從高小的最後一個學期起,我就學會了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的舊文藝。對於過去的我來說,莎士比亞、歌德、普希金是比李白、杜甫、白居易要稍稍熟識一些的,我厭惡舊體詩詞,我也不看舊小說、舊戲……我所受的文藝教育,幾乎完全是‘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藝和外國的文藝。”這個故事也經常被後人提起:艾青上初中時的第一次作文,便援用了胡適的名言作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在文中他猛烈地抨擊了文言文。老師批語道:“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適、魯迅的話當作金科玉律。”沒想到,艾青竟敢在老師的批語上打上一個大大的“叉”!

後來的事實證明,沒有將古典詩詞背得滾瓜爛熟的艾青照樣成了詩人,而這樣的“一知半解”恐怕恰恰保證了他拒絕傳統文學壓力之後的一種心靈的自由,艾青不是在反複誦讀中國古詩的過程中觸摸世界並最終成為詩人的,他的詩歌靈感是在對世界的直接感觸中獲得的,他甚至首先是一個天才的畫家,借重畫家的眼睛和手在後來寫出了流動的詩行,這樣的詩人似乎更有一種渾然天成的味道。

先鋒派藝術的反傳統

今天人們比較容易注意到繪畫藝術對艾青詩歌的影響,卻可能會忽略一個更重要的事實,即艾青原本無意走進詩歌藝術的殿堂,他在孩提時代所表現出來的是對美術的濃厚的興趣:一位無意成為詩人的畫家最終競成了詩人,這樣的藝術之路不也是逸出了人們的傳統觀念嗎?

艾青18歲進入杭州西湖藝術院繪畫係,半年後在林風眠院長的建議下赴法留學。他此時的初衷和以後不時流露出的意趣都一再證明成為畫家才是艾青最執著的願望,而詩歌好像倒有幾分“業餘”的味道——眾所周知,就是在北京解放的時候,艾青因受命接管中央美術學院,他“又一次燃起對重新搞美術工作的希望,這個希望是很強烈的”。如果不是後來的變動,很難說我們就不會再看到一位美術家艾青!

但更有意義的在於艾青所選擇的美術之路對他的詩歌藝術觀念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恰恰在30年代的其他詩人那裏很少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