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就以上這幾個方麵的特點來看，艾青詩歌就足以在中國詩壇上獨樹一幟了，他的叛逆，他的獨立與自由，他的意象藝術以及他自由流放的詩句都與當時的許多中國詩歌（包括現代派詩歌與左翼詩歌）大相徑庭。艾青之於“密雲期”中國詩壇的位置不禁讓我們想到了田間。的確，田間的早期詩作——他的情感與意象以及自由的詩行——都似乎有著與艾青相似的選擇，不過，平心而論，就詩的感受、藝術探索的開闊與深遠來看，艾青留給我們的成果還是要豐富一些。難怪我們讀胡風的《中國牧歌·序》和《吹蘆笛的詩人》，總能感到兩文之間的一點微妙的差異，前者是理性的，仿佛一位高瞻遠矚的批評家麵對著一位藝術新秀，滿懷愛憐卻又不忘諄諄教誨，後者卻情緒激蕩，仿佛一位苦苦求索的獨行者猛然間發現了一位難得的知己，那麼激動，那麼興奮，他似乎忘記了學術批評的慣例，隻作品讀性的玩味，流連在艾青一首又一首的詩歌當中。前者理性地概括著甲乙丙丁，後者簡單得隻剩下感覺的直寫了！
在抗戰中走向成熟
從抗戰爆發直到1941年到達延安，艾青的步履遍布了大江南北，那顛沛流離的生活體驗再一次拓展了詩人創作的廣度和深度，推動他在反叛中國傳統詩歌理想、建設新詩現代觀念的道路上邁向成熟。
三類嶄新的意象出現在艾青的詩歌中，它們分別是“北方”、“戰爭”和“鄉村”。北方的苦難和它的土地一樣廣闊厚實，看慣了江南明山秀水的艾青從中感到了一種巨大的心靈撞擊，吱呀的獨輪推車，古老的風陵渡口，灰黃的沙漠風暴，還有那驢子、駱駝、乞丐，這一切又都與我們民族悠久的曆史和沉痛的記憶聯係著，北方讓艾青“沉實”起來。為死難者畫像，畫下那一張破爛的“人皮”，畫下那城市的火焰，畫下“吹號者”和“死在第二次”的士兵，酷烈的戰爭給詩人留下了前所未有的血色風景。而後方的鄉村和曠野，那水牛，那小馬，那青色的池沼，又總是讓詩人浮想聯翩，想起生存的艱辛，想起文明的含義，還有自己那割舍不去的土地的“根”。與那些單純的自我抒發式的浪漫主義詩人不同，艾青所追求的是自我之於世界的更大的輻射力和涵蓋力。這樣，正是在“移步換景”的過程中，世界豐富的景觀充實了艾青的詩感，壯大了他的詩歌精神。
艾青詩歌深度的掘進亦得力於抗戰。抗戰中的人生複雜而混亂，複雜混亂的人生撐滿了詩人的心靈。在這裏，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亢奮與頹頓常常是不分彼此地絞纏在一起，撕扯著人也升騰著人。艾青這一時期的詩作繼續顯示著他把握和處理繁複感情的能力，一對對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詩情”與“詩力”流轉在他的筆下：土地的淳樸和悲涼，農夫的愚蠢和執著，戰士的慘烈和崇高以及人的死亡和再生。“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經典性的詩句傳達著經典性的情感錯綜，詩的現代魅力得到了盡情的展現。
艾青的詩歌實踐還與他自覺的理性探索相互應和著。總結自己的詩歌創作實踐，他張揚著一種充滿力量的動態的“詩美”，“存在於詩裏的美，是通過詩人的情感所表達出來的，人類向上精神的一種閃爍。這種閃爍猶如飛濺在黑暗裏的一些火花；也猶如用鑿與斧打擊在岩石上所迸射的火花”。他總結自己為自由和獨立而奮鬥的曆程，提出：“舊世界的最主要的是發言的自由——而這些常常做不到，因為任何暴君都知道：一個自由發言的，比一千個群眾還可怕。”他深刻地指出：“詩，永遠是生活的牧歌”，但“所謂‘體驗生活’是必須有極大的努力才能成功的，決不是毫無感應地生活在裏麵就能成功的”。他充分肯定意象、象征、聯想和想像在現代詩歌創作中的意義，同時又竭力宣傳新詩的口語化與散文美，“最富於自然性的語言是口語”，“由欣賞韻文到欣賞散文是一種進步”，“散文是先天的韻文美”。而所有這一切又都包含著他對中國新詩發展道路的嚴肅思考：“目前中國新詩的主流，是以自由的、素樸的語言，加上明顯的節奏和大致相近的腳韻，作為形式；內容則以豐富的現實的緊密而深刻的觀照，衝蕩了一切個人病弱的唏噓，與對於世界之蒼白的凝視。”
1941年以後的延安生活似乎給詩人艾青帶來了某種穩定性：一個中國人倫傳統所遺棄的孩子在一種新型的人際關係模式中建立著自己穩定的生活，他勿需再漂泊流離了。伴隨著生存環境的這種變化，詩人藝術追求上的叛逆的鋒芒也出現了明顯的“鈍化”——盡管在進入延安的詩人當中，艾青的自我意識和現代藝術精神是保留得最多的一位，但他依然真誠地希望將固有的理想交付給一個憧憬中的未來，並且為自己這一並不完全熟悉的未來做好犧牲的準備，讓新時代的“腳像馬蹄一樣踩過我的胸膛”，“為了它的到來，我願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給它從我的肉體直到我的靈魂”（《時代》）。對於這個時候的艾青，我們似不便再用“棄兒”和“叛逆”的模式來加以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