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人將中國現代新詩的三個十年，可以分別粗糙地比喻為“早晨”、“中午”與“黃昏”：郭沫若的狂放、徐誌摩的自得正像是海麵上初升的太陽和太陽周圍絢麗的朝霞，而正午的赤熱和赤熱下的懨懨思睡又分別表現為左翼革命詩歌和幽咽的現代派。尤其是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的詩歌創作就表明，融合了一定新思潮的中國特有的審美意識在現代白話的形式下，已經達到了它所可能的最高成就，經過“五四”的衝擊、組合的過程，中國現代詩的金太陽已經升到了它的最高點，40年代是日薄西山的時段。沿著固有的詩路，已再難做出更大的貢獻，所以40年代早期，聞一多就斷言卞之琳不做詩是“高見”。
姑且不論這一比喻的準確性，但是，我們都實實在在地發現就在這個黃昏，中國詩壇陰霾的天空中卻躍出了一道眩目的閃電，這就是穆旦。他那深厚凝重又常常犀利得“使人頓時感到緊迫”（陳敬容語）的創作，在當時的中國詩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40年代中期，聞一多編選《現代詩抄》時，竟然一口氣選人了他的詩作4題共11首，其欣賞褒獎之意十分明顯。
穆旦是中國現代詩壇上絕無僅有的奇才、怪才，但是引起當代評論界的重視，卻隻是近年來的事，而詩人對中國現代新詩獨一無二的貢獻，也仍然沒有得到深入的認識和肯定，我們擬就這個角度，作一些初步的探討。
寫在空虛與充實之間
中國現代詩人幾乎都是在西方詩歌潮流的衝擊、影響下開始自己的創作活動的，因此，一個詩人在他創作靈感開啟的時候，回蕩在今時中國詩壇的是什麼樣的西方詩風，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徐誌摩等新月詩人除繼續領受激蕩過前人的拜倫、雪萊餘風外，主要興趣在於抑情、唯美的“巴那斯主義”，30年代的現代派則幾乎都是在“巴那斯主義”中啟蒙的，“巴那斯主義”與中國傳統“哀而不傷”的結合，最終奠定了中國新詩從徐誌摩到現代派的“民族化”詩路：在日趨精巧而不露痕跡的形式中，描摹著“生活的流痕”，抒寫出大自然所喚起的“性靈”。“巴那斯主義”使得中國的現代派詩人絕少西方現代派的靈魂騷動、自我分裂。
同這些詩人相比，穆旦是晚輩、小輩，但這一“晚”一“小”卻使得他與“巴那斯主義”決裂開來，高中生的穆旦拿起詩筆的時候，中國詩壇已經不存在那種浪潮式的推進、更疊，西方近現代的主要詩潮都已“拿來”，一同呈現在新一代的詩人麵前，也正是在這樣一種自由的選擇中，穆旦首先接近了雪萊、拜倫式的浪漫主義。這在他的早期創作如《野獸》、《合唱》裏是比較容易看出的。
我認為，浪漫主義也是穆旦後來進一步接受西方20世紀詩風的重要基礎。在西方詩歌史上，浪漫主義經由巴那斯主義到現代主義，現代主義是對巴那斯主義的直接否定，卻又在一種“否定之否定”中承襲著浪漫主義執著的生命意識。正如艾榮·侯奧所說：“在最初的階段，現代主義並不掩飾它如何繼承了浪漫主義，自視為自我的膨脹，憑著個人的活力，對事物做出超越而狂亂的誇張。”
然而，那是一團猛烈的火焰，
是對死亡蘊積的野性的凶殘，
在狂暴的原野的荊棘的山穀裏，
象一陣怒濤絞著的無邊的海浪
——《野獸》
這團火焰，並不是點燃的朝霞，它已經不具備那樣單純的熱情，而飽含著對自身生命黑洞（死亡）的恐懼和抗爭，它是凶殘的野獸，在遍地荊棘上翻滾著自己血肉模糊的軀體。有人從這首詩裏看出了波德萊爾“以醜為美”的風格，可見，穆旦對浪漫主義的接愛，也不同於20年代“天狗”狂吠時的郭沫若，它人一開始就呈現出了向現代主義過渡的特征。
20世紀現代主義與19世紀浪漫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它敢於正視人自身的局限性。這種藝術觀念的改變從波德萊爾的象征主義就開始了，經由龐德的意象主義到葉芝、艾略特，艾略特詩歌的客觀化、非個人化，其深層意義就是對過去那種熱情洋溢、精神飽滿的自我形象的否定。洞察人生困境的20世紀詩人不再那麼盲目地自足自信，他們以冷峻的眼睛默默地掃視著生命的每一個偏僻的角落，每一絲微弱的顫抖。因為冷峻，他們大都成為隱身大幕之後的自言自語的智者，而華燈遍照的雲蒸霞蔚的舞台上卻見不到他們自我炫耀的身影。從這個意義出發，穆旦詩歌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它的現代主義精神，穆旦的“我”是那種趨於分裂的、破碎的、矛盾紛呈的“我”。你聽他道：人生在世，腳踏著不斷消逝的“流沙”，一切都是那樣的不可靠，“一個更緊的死亡追在後頭《從空虛到充實》）。由人組成的世界充滿不可克服的矛盾，”告訴我們和平又必需殺戮，/而那可厭的我們先得去歡喜。個人的哀喜被大量製造又該被蔑視/被否定，被僵化，是人生的意義。“（《出發》）人自己呢？總是”站在不穩定的點上“各樣機緣”“交錯而過，什麼也沒有留下（《詩》）。忙忙碌碌、綴網勞蛛的人最終”擁抱的不過是消融的冰山（《沉沒》）。
對於穆旦詩歌抒情主體的自我特征，梁秉鈞先生在《穆旦與現代的“我”》一文中有過相當精辟而透徹的分析，現在的問題是，同作為現代主義對“我”的不自信，穆旦與他的前輩詩人有些什麼不同？
對20世紀現代主義詩風的接近，並不是從穆旦才開始的，前輩詩人卞之琳、馮至等人就是“這一感性革命的萌芽”（袁可嘉語），卞之琳詩歌中的“客觀化”、“非個人化”就是相當有名的，馮至也以冷靜的詩風而著名，這的確都與20年代的郭沫若、徐誌摩等大異其趣。但在卞之琳、馮至那裏，對20世紀詩風的接受無疑更具有中國傳統的某些特征——無論是明確主張“有意接通我國詩的長期傳統”的卞之琳，還是性情天然含蓄不露的馮至，都是如此。這樣，由於對中國傳統抒情方式的有意無意的複歸，卞之琳、馮至等人的創作，在客觀、冷靜的外殼下，就並不包涵那種骨子裏的騷動不安的生命意識，“非個人化”也不是西方意義的自我超越，而是個體在現實中的退避，40年代穆旦的現代主義詩歌，就不僅僅是對世界荒謬，自我虛弱的體驗，不僅僅是一般性地理解著“客觀化”、“非個人化”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穆旦還深刻地領悟出，從現實中抽身而出也不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個體生命的荒謬性與身俱來，人無從擺脫，但是，對荒謬性，空虛感的惟一抗拒方式也隻有生命自身。“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人悲劇而又悲壯的選擇，它使穆旦與前輩詩人大大地區別開來。
詩人都是多思的，而穆旦天性中的“倔強”和他的多思同樣重要。對人生苦難的敏銳多思和對人生意義的執著追尋是他內心不可分割的兩個側麵。公劉認為穆旦的詩“太冷”，而另外一些同誌又感到了熱情、“陽剛美”、“突進的生命力”，以至還有二些爭議。其實，這幾個方麵穆旦都同時具有，“冷”是對生命悲劇的沉痛咀嚼，而“熱”又是詩人從未放棄的人生追求——穆旦的特征不在於不冷不熱，溫文爾雅、中和為美，他善於同時把握這些矛盾衝突的因素，也正是這幾種方向各異的力量的相互糾結、矛盾才最終在詩人那裏迸射出了閃電一般的驚人的光芒。“他的詩以寫矛盾和壓抑痛苦為主”，“詩又總是圍繞著一個或數個矛盾來展開的”，“充分地表達了他生命中感受到的磁力的撕裂”。詩人鄭敏對穆旦的這個評述是相當準確的。
在中國古典詩歌抒情傳統遙遙吸引中的中國現代詩歌，並不乏多愁善感的“心靈”，它缺乏的是那種倔強而茁壯的生命勇氣，而隻有這兩者的結合，才可能最終打出中國人那種溫文爾雅的象牙塔，才有可能誕生我們最為匱乏的“抉心自食”的剛性精神。在20年代，在現代中國的第一文化巨子魯迅那裏，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洞悉死亡、虛無和荒謬的“過客”：
（徘徊，沉思，忽然吃驚，）然而我不能！我得走。我還是
走好罷……（即刻昂了頭，奮然向西走去。）
在黃昏裏，向西天走吧，“夜色跟在他後麵”，前方也最終要成為最黑暗的一幕，過客並非視而不見，他隻是不願因之而“絕塵棄世”、自作超脫罷了，他最終還是在走，因為，在生命的終極意義上，“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野草》是魯迅的散文詩，魯迅的藝術靈感也並不在新詩創作方麵，但中國現代新詩卻也鮮有《野草》那樣的生命意識，中國詩人終究不具備自我分裂、自我折騰的勇氣，甚至連郭沫若《女神》時期的欲望噴發精神也少有。“天狗”後繼無人，是自不奇怪的。
中國文化的悲哀！
中國意識的悲劇！
出現在這個文化背景上的穆旦，因而就愈發顯得獨立特出了！王佐良先生認為，“他的最好的品質全然是非中國的”，“在別的中國詩人是模糊而像羽毛樣輕的地方，他確實，而且幾乎是拍著桌子說話”。
這是一種“剝皮見血的筆法”（陳敬容語）在驚人的執拗和“近乎冒犯別人”的坦率中，詩人再次昭示世人：生命的抗爭與生命虛無的體驗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
我要趕到車站搭一九四〇年的車開向最熾熱的熔爐裏
雖然我還沒有為饑寒、殘酷、絕望，鞭打出過信仰來。
——《玫瑰之歌》
沒有信仰並無關係，而一旦獲得了“信仰”倒很可能是自我欺騙。生命的意義，重要的在於“活下去”：
活下去，在這片危險的土地上，
活在成群死亡的降臨中，
當所有的幻象已變猙獰，所有的力量已經
如同暴露的大海
凶殘摧毀凶殘
如同你和我都漸漸強壯卻又死去，那永恒的人。
一《活下去》
何謂“永恒”，永恒不是長生不死，不是極樂世界；在人生現實，它就是終有一死，就是艱難險阻，就是旦夕禍福，而人之為人，就是在這可怕的犬牙交錯中頑強地生存，“永恒”隻存在於現實生命的完成之中，是“希望，幻滅，希望，再活下去”。“一個沒有年歲的人站入青春的影子，/重新發現自己，在毀滅的火焰之中。”（《三十誕辰有感》）
正是在這種卓而不群的生命意識中，穆旦和艾略特一樣，發現了“冬天的意義”。在穆旦眼中，滿園生機的春天倒是煩惱，是“無處歸依”（《春》，早期），是“暗含的敵意”，是彩色的欺騙，“無辜的歡樂被誘入的苦惱”（《春》，1976）。而冰天雪地的冬天卻坦誠地暴露了生命“本也如此”的殘酷，春天是欺騙，而冬天是真誠，詩人再不願生活在自欺欺人當中，他一心尋找的是最真實的世界：
在曠野上，我是駕著鎧車馳騁，
我的金輪在不斷的旋風裏急轉，
我讓碾碎的黃葉片片飛揚，
（回過頭來，多少綠色的呻吟和仇怨！）
我隻鞭擊著快馬，為了驕傲於
我所帶來的勝利的冬天。
——《在曠野上》
多麼自由自在！生命隻有在掙脫了一切偽飾的羈絆之後才得以灑脫！也才有自我戰勝、自我超越的可能，而也隻有敢於直麵苦難、自我分裂，向宿命挑戰的人才會具有這種令人驚歎不已的“冬天意識”，穆旦如此，歌唱過“冬天使我們暖和”的艾略特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