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理性“負輕”的生存環境中誕生了我們的現代四川作家。較之於浙江、江蘇及山東等省，近現代四川的儒家文化教育水準並不高，儒學氣氛並不濃，從整體上看，這些作家受到的儒家文化的規範是不那麼嚴格的。於是，這種傳統理性的“負輕”感繼續作用於現代四川作家的精神世界，一旦舊的文化從政治統治的角度被動搖和摧毀，那麼這一批負輕者就成了精神意義上的“青年”，他們負擔較小，壓力較輕，是“年輕”的文化人。現代四川文學的詩情奔放的事實首先是這一批“年輕”的文化人以其獨特心態選擇的結果。
來自吳越之地的魯迅因為自身文化積澱中無法掙脫的“毒氣”、“鬼氣”而彷徨躑躅，多重文化自相衝突的困境讓他最終走向了審慎的現實主義，表現著鮮明的理性精神。魯迅把熾熱的情感包裹在強大的理性外殼之下，是為“死火”，這是傳統理性壓力作用於南方情感世界的一個結果。魯迅是理性壓力的“負重”者。與之不同，來自巴蜀的郭沫若似乎總能將本來不無矛盾衝突的文化遺產作自由的處理，令其互相比附、補充，比如把《莊子》、王陽明、“梵”和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拉到了一起，把先秦文化與“動”的“五四”精神相比附。這隻能說明是一位傳統的理性壓力“負輕”者隨心所欲的排列組合。當郭沫若走上文壇的時候，他並沒有魯迅那種深入骨髓的傳統意識，所以也就沒有更多地感到新舊多重文化的自我衝突，世界在“年輕”的郭沫若麵前全新地展開，於是他豪情萬丈。這樣的激動似乎也用不著掩飾，用不著自律，它是奔放的，流光溢彩般迸射而出。這就是巴蜀式的激情。同樣，巴金也很少談及中國傳統文化對他的文學創作的影響，他總是強調說：“在所有中國作家之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學影響的一個。”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他已經真正超脫了中國的傳統，而是表明他也是一個“年輕”的文化人，是“年輕”人第一次向新鮮的異域世界擷取著文化之果，異域思潮熾熱的火種點燃了巴金心中的熱情。
何其芳、方敬和陳敬容當然從來也不是像花間詞人一樣的宴飲遊樂之徒，不過，作為對儒家正統教育的“負輕”者，他們卻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尋找人生的意趣，憧憬心中的樂園，他們更有理由安於自足自慰的小天地而無須顧忌更多的“載道”的戒條。如果說花間詞人還流露著一些興亡之慨，多少顯出一種青春將逝的隱憂，那麼20世紀的何其芳、方敬和陳敬容卻正當年輕，更有一種十足的青春氣質，像每一個在清晨睜開眼睛的年輕人一樣，他們對世界的絢麗那麼好奇，那麼饒有興趣，那麼想去嚐試。
當然，青春又常常伴隨情緒的起伏，反差很大。何其芳、方敬與陳敬容因為對儒家載道傳統的“負輕”而陶然於個人精神的自足，因而可以默默地品味生活的溫意。而對於另外一些既“負輕”傳統理性，卻又因為傳統權威的倒塌未及采擷新的文化果實的人，情況又當如何呢？這個時候，便很可能因自身價值的匱乏而茫然無措、無所歸依。“淺草”、“沉鍾”時期的林如稷、陳翔鶴、陳煒謨就是這樣，我們稱他們的情感特征為感傷主義，又不時將之與鬱達夫的小說情調聯係起來。其實，中國的感傷主義也是多種多樣的，林如稷、陳翔鶴、陳煒謨的感傷主要在於他們各自的茫然無措，一種價值匱乏的飄蕩感，正如陳翔鶴筆下的人物所說：“我自己實在是自有生以來，便不曾對某種東西沉醉過，我也不曾肯定過什麼，也不想從事於某種生活。在這人世間，我知道我並不需要什麼，我感覺我隻是一個人。我完全是一個不定的魂。”在30年代初的小說《一個偶遇的故事》中也寫到：“對於舊時所有的生活、道德、家庭、母性等等，都似乎已經失其信仰，而卻又一時缺乏新的東西起來代替。於是隻得在茫茫的人海中浮沉著，一任波濤澎湃，自己橫衝直撞的，完全毫無出路。”巴蜀式感傷主義與鬱達夫感傷主義的區別恐怕也就在這裏了。鬱達夫的痛苦和孤獨在於他自我的分裂，一方麵是青春期的情欲衝動，一方麵卻又是深厚的道德自律以及在這種道德自律下的卑怯與病態。這種孤獨、感傷源於作者主體結構中新舊多重文化的衝撞。我們說林如稷他們的感傷包含著傳統的“負輕”感；而鬱達夫的感傷恰恰在於傳統的“負重”感。
文化意義上的“年輕”一輩，確乎在巴蜀。
這樣，我們或許可以重新說明古代巴蜀的文學傳統對於現代四川作家的深刻影響了。可以說，首先是因為生存形態相似決定了古今作家在精神結構上共同的“負輕”現象，然後在這種精神同構的基礎上，產生了文學追求的某些共鳴，於是影響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