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溫情和傷情正是一位剛剛踏上人生道路的青年人所最可能出現的三種心態與三種情感流向。激情代表了青年人特有的膽識和勇氣，他們一無所有，敢於麵對一切，走向一切，所以豪邁奔放；溫情代表了青年人對生存樂趣的不斷擷取和對未來的默默的信念，他們願意以自己美麗溫柔的想像來補償某些暫時的遺憾，因為未來的希望並不曾喪失；傷情則代表了青年人第一次獨立應付現實世界的惶亂和不適，因為一時的茫然失措，他們有些暈頭轉向。豪情奔放的郭沫若、巴金在他們各自的創作中都體現出了一種對命運、社會和人生的“把定感”，對朝陽、對綠色、對春天的企盼則是何其芳等人的默默的情懷，而在林如稷、陳翔鶴和陳煒謨的感傷主義當中，稚嫩的氣味是一嗅便知。他們抒情達誌的依托都是一些剛出家門的學生或者剛出校門的青年，均沒有獨立應付生活的經驗。陳翔鶴《悼》中的B先生害怕黑夜，不敢熄燈入睡，正像後來成為他妻子的秀姑所說：“怕……怕什麼呢？又不是一個小孩子！”事實上B先生就是一個小孩子。
巴蜀區域的詩情源流
是什麼力量將四川作家的青春期情感源源導出了呢？
我們探尋的目光首先落到了四川古代文學史上那同樣蔚為壯觀的詩情的河流中。古老的巴山蜀水沒有為我們產生多少優秀的小說，卻孕育了眾多的詩人，從陳子昂、李白、薛濤、雍陶到花間詞派，從蘇舜欽、蘇軾、韓駒到楊慎、李調元、張問陶，從舉世仰慕的文人創作到名聲遠播的民間巴歌俚曲，眾多的詩人生發著豐富濃鬱的詩情，巴蜀由此而彙聚成為一個詩情豐盛的盆地，激情、溫情和傷情都各有所出。陳子昂、李白、蘇軾、蘇舜欽、張問陶、李調元的詩歌充分展示了豪情奔放、波瀾壯闊的景象，而以西蜀詞人為主體的《花間集》創作則“多為冷靜之客觀”，“而無熱烈之感情及明顯之個性”。可謂是巴蜀式溫情主義的代表。而以巴渝民歌《竹枝》為代表，後來又吸引了不少文人仿製的作品，則充分體現了感傷主義的特質。
現代四川作家就生長在這樣一個盛滿了激情、溫情與傷情的地域當中，他們中的大多數出生在四川的小鄉小鎮，從小受到巴蜀民間文化的熏陶（包括何其芳、周文後來搜集過的山歌野唱），世易時移，當年讓蘇轍“掩泣”，令白居易生愁的“蠻兒巴女”之唱未必完全依舊，但其中的某些特征還是有所承傳的。比如林如稷就曾在小說中描寫一個鄉場上的唱道情者，他的“自選曲目”都是戚切悲哀的：“差不多每夜最末了選唱的那一折，總是令人生廣漠的悲感，覺得被歌聲引入不快之境；有時把薛濤和琵琶行的事跡加以改竄和潤色來唱，悲咽抑抑的調子，像春夜雨泣，秋晦葉啼，顫顫唧唧，若斷若續，有時忽然從低音一變為高挺，慷慨嘹亮的放歌，如雲間雁號峽穀猿嘯，疾疾徐徐，時驟時急，這樣連珠而下，刺著人酸鼻，幾乎令各人回想到自己生活史上已往的悲哀處的斷片……”由此等地域的此等抒情，我們多少可以理解林如稷的感傷主義了。
當然，更顯著的還是對文人抒情傳統的直接認同。李白式的激情和花間詞派的溫情已經成了現代作家自願與不自願的傳統蒙學的一部分。比如，李白（還有蘇軾）就是郭沫若一生欽慕不已的大詩人，對其詩作更是稱頌再三，郭沫若把古典詩歌譯為現代白話就是從對李白《日出入行》的處理開始的，這似乎表明，郭沫若照樣能以一個現代人的心境去感受李白式的激情。何其芳則一度對《花間集》等晚唐五代的詩詞人了迷，“讀著晚唐五代時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豔的詩詞，蠱惑於那種憔悴的紅顏上的嫵媚”，他又說：“我喜歡那種錘煉，那種色彩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
在巴蜀地區源遠流長的詩情的長河裏，現代四川文學的情感追求找到了強大的根據。
“年輕”的文化人
但是，我認為，僅僅從特定地域的文學傳統來解釋現代作家的精神風貌還是很不夠的，因為古老的傳統與現代人畢竟是兩種分隔開來的東西，前者之所以能夠對後者發生影響，為後者所認同、所接受，一定是因為兩者之間有某種跨越曆史阻隔的精神上的同構性，而這種精神的同構又形成於某種更為深層的生存形態，我們還有必要進一步向下挖掘，剖析對現代作家尚有影響的屬於巴蜀地域特色的生存形態。
我注意到，在巴蜀地域的生存形態中，有一個特征對巴蜀人的精神結構的影響始終至關重要，這就是巴蜀是一個遠離儒家正統文化權威的“西僻之鄉”，這裏從來沒有建立過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府，而源出齊魯又廣布於大江南北的儒家文化顯然也在此積澱不深。這裏缺少那種舍生取義以“正天下之風”的聖賢，巴蜀“名儒”如揚雄、譙周等都頗能審時度勢，靈活善變。蜀學較之於北方的洛學也更能吸引道、釋二家的思想。
這樣的生存形態至少從兩個方麵影響了巴蜀人的精神結構，其一是相對減輕了儒家文化的理性壓力，其二是推動著巴蜀人的精神需要向著尋找實際生活情趣的一麵發展，甚至為了尋找生活的意趣而置傳統禮教的規範於不顧。這兩個方麵的特征又都可以總結為一種理性的“負輕”，也即是說，巴蜀人承受的正統的理性壓力較輕。
文化的、理性的壓力與感情的生長是一對矛盾著的力量，作為儒家文化發源地，中國北方具有更強的理性力量，它培養著人們的意誌，削減著人們的情感，南方中國卻反之。在情感發達的南方中國人之中，儒學理性壓力更小的巴蜀人顯得十分峻急和赤裸，特別是當這樣的激情與某種巴蜀作家恃才傲物的叛逆意識一相配合，就更加地勢不可擋，無所顧忌。李白就是這樣，難怪他被理所當然地當作了盛唐青春氣象的代表。尋找和享受生活的樂趣，同樣也是許多巴蜀文人的追求，即便是在晚唐五代烽煙四起的混亂中，生活在天府之國裏的這撥人不思“扶危定傾，身任天下”，無意“經天緯地，建功立業”，也不“以修身為本”，反倒利用巴蜀豐富的出產盡情享受，一醉成歡。至於縱情使氣，本來就是民間文學的特征，而在理性負輕的巴蜀地區，那種哀而有傷的“竹枝詞”似乎也獲得了特別的默許和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