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現代四川作家群之於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1 / 3)

從年齡文化的角度上看,中國現代文學生存發展的背景是一個以老年文化為主導的社會向著一個老、中、青兼備的多元社會作巨大的轉換。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注意到,由於不同的作家的生長環境、教育經曆以及人生體驗的不同,有的體現了較多的青年素質,有的則一開始就以中年人的姿態步入文壇,有的卻以老人的形象出現,而這樣的年齡差異又較多地受製於他們各自所在的區域文化環境。以區域文化的條塊分割來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的“年齡文化”特征,我們將不得不注目於四川。我們注意到,這裏活躍著一張張青春洋溢的麵孔,更集中地聚集了中國現代作家中的“青春一族”。

“青春一族”

無論是以發表處女作還是以成名的時間為限,四川作家都不愧為是“青春一族”。巴金18歲發表處女作,26歲在《小說月報》連載《滅亡》,引起了文壇較大的反響。在類似年齡階段起步成名的還有吳芳吉、康白情、林如稷、陳翔鶴、陳煒謨、李劫人、邵子南、周太玄、何其芳、方敬、陳敬容、鄧均吾、沈起予、曹葆華、陽翰笙等,這一年齡階段的人數最多;郭沫若發表處女作和成名的時間稍晚,28歲開始發表新詩和小說,30歲出版了劃時代的詩集《女神》,類似的作家還有沙汀、艾蕪、周文、羅淑、劉盛亞等。

但更能體現四川作家青春氣息的還不在於生理的年齡(在其他區域內,類似的現代青年作家並不見得就少),重要的是他們常常富有青年式的思維、情感和心理。在關於四川作家的記錄中,我們最容易讀到這方麵的描述。比如老舍眼中的郭沫若就“永遠是那麼天真、熱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黃裳眼中的巴金“在談天的時候,對一件事,一種社會現象,他常常會激動地發表意見,說得很多,往往說不下去了,就皺起眉用斷續地‘真是,真是……’結束”。方敬筆下的陳翔鶴是“天真無邪,一如赤子”。沙汀、劉盛亞的創作是冷靜的,但根據外省朋友的說法,他們本人卻也“說話帶感情,好激動”。

有意思的是,四川作家所發起或參與的社團名稱也大多帶有“新”、“新潮”、“創造”之類的意義,洋溢著一股濃鬱的青春氣息。諸如郭沫若、鄧均吾、李初梨、陽翰笙、沈起予所在的創造社,李劼人、周太玄、王光祈所在的少年國學會,林如稷、陳煒謨、陳翔鶴、王怡庵、李開先所在的淺草社,康白情所在的新潮社,趙景深所在的綠波社,曾孝穀所在的春柳社等等。偶然的“命名”是不是也暗含著某種必然的精神趨向呢?

如果說老年沉浸在過去,中年著眼於現實,那麼青年則幻想著未來;如果說老年擁有成熟的思想,中年擁有務實的行動,那麼情感則是青年的標誌,青年憑著一腔熱血去擁抱生活,享受生活,又運用幻想補償人生的挫折。幻想與情感產生了詩,青春的詩情溢滿了許多四川作家的心靈。現代四川流淌著一條詩之大河,從承先啟後的白屋詩人吳芳吉到草堂文學社發起人葉伯和,從初期白話新詩的拓荒者康白情到劃開一個時代的郭沫若,從中國式現代主義詩風的實踐者何其芳、方敬、覃子豪與陳敬容到中國式革命詩歌的代表人柳倩、邵子南,還有鄧均吾、曹葆華等等都在中國現代詩壇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四川也誕生了大量優秀的小說、戲劇和散文,但不少的小說、戲劇和散文本身就是詩,是詩化的藝術。郭沫若的小說是詩,戲劇也是詩,林如稷、陳煒謨、陳翔鶴在“淺草”、“沉鍾”時期的許多小說都以抒情為主,行動為輔,充滿詩味,艾蕪的小說《南行記》是一曲青春的抒情,何其芳、方敬、陳敬容的散文是詩化的散文,陳銓的小說和戲劇以浪漫性、傳奇性相標榜,這也是一種詩的風格吧。

豐富飽滿的詩情,這是“青春一族”的重要的群體標識。

激情、溫情與傷情

當我們細細領略現代四川作家那豐富的情感世界,我們發現,這些情感大體上有三個既相區別又有所聯係的走向,這就是激情、溫情和傷情。它們各自具有不同的人生內涵,但又都帶著鮮明的“青春期”印跡,屬於青年文化的表現。

激情文學的代表可以說是郭沫若與巴金。郭沫若涉足了多種文體,追求幾經轉變,詩歌從《女神》、《星空》到《前茅》、《恢複》也各有特色,但相對而言,奔放的激情還是他全部創作的底蘊。巴金反複向我們申說自己:“我不是一個冷靜的作家,我在生活裏有過愛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寫作時也有我的愛和恨,悲哀和渴望。”

何其芳、方敬與陳敬容以他們的創作向我們展示了溫情的魅力,所謂溫情,就是內在的情感介於激奮與沉痛之間,既不過分亢奮熱烈,也沒有陷入難以自拔的痛苦的淵藪,它比較穩定,比較平和,每每能夠從憂愁中見出樂趣,生發透明的希望。在抗戰以前,何其芳“給自己製造了一個美麗、安靜、充滿寂寞的歡欣的小天地,用一些柔和的詩和散文”。方敬則“喜守小室的明窗淨幾”,“有藝術的潔癖”。陳敬容癡迷於“深夜的幽客”、“木葉的足音”和“夢的暗藍”。夢、遼遠、美麗、溫柔、寧靜,成了他們創作共用的“意象”,這些意象織造起一個令人著迷的意趣盎然的境界,他們也都善於將憂愁與愉悅兩種情感相互焊接,使之在特殊的組合當中彼此抵消,挫其淩厲,於是,最終走向了克製與中和、典雅與溫軟。

“淺草”、“沉鍾”時期的林如稷、陳翔鶴、陳煒謨則把我們帶入到陰慘慘的孤寂、索寞與感傷之中。他們為我們描述著青年人走投無路、靈魂飄蕩的故事,或者感懷於人情的變故(陳翔鶴《悼》、《轉變》),或者痛苦於目標的不定(陳翔鶴《不安定的靈魂》),或者受挫於理想與社會的衝突(陳翔鶴《寫在冬空》、林如稷《流霰》、陳煒謨《輕霧》),故事似乎隻是承載之物,承載著一顆顆受傷的心,承載著一道道帶血的情感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