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這樣的一個思想前提，無疑將有助於我們郭沫若研究的自覺化。比如，一般認為，研究地域文化與作家的關係容易在小說領域裏取得成功，因為小說包容了較多的相對穩定的地域性意象（如李劼人、沙汀與巴蜀文化，老舍與北京文化）；而詩歌研究則要困難一些，因為詩人的情緒情感是常動不息的，很難從中捕捉到多少確切的地域因素，比如郭沫若的詩歌就是這樣。但是我認為這多少存在著誤解——的確，郭沫若在他的自傳中寫過巴蜀，寫過鄉土，相反詩歌中的鄉土意象卻少得多，不過，隻要考慮到郭沫若在自傳中反複流露著鄉土情結（比如他多次盛讚故鄉的曆史風物，多次對比性地議論到北方的荒涼與江南的頹敗），我們就不得不重視鄉土文化（地域文化）在他心靈世界裏所烙下的印跡，這種印跡雖然不一定都是豐富的地域性的生活意象，但卻可能是某種思維結構的東西，也正因為它是思維結構的東西，所以也就越發顯得隱晦、深刻，需要我們細加辨析。我自己也曾嚐試著從鄉土山川的“雄大”來品讀郭沫若個性的豪邁與奔放，從儒家文化邊緣區域的道德輕負來解釋郭沫若的創新與自由，又從巴蜀移民文化的角度來作初步的探討，更複雜的問題還有待更多的同誌來共同展開。從地域體認的意義上看，像郭沫若這樣一位曾經努力尋找自我、表現自我的詩人，他的自我表現本身就包含著一種與權威性話語相對抗的意味，擴張個性與封建正統文化對抗，這與從邊緣出發與當時的中心文化對抗，似乎有著某種內在的聯係。
研討包括郭沫若在內的現代作家與鄉土文化的關係也同樣需要對問題的辯證性把握。就是說，我們也要避免將問題絕對化，並不是郭沫若所有的個性特征都是鄉土文化造成的，即使是我們前麵提及的幾個特征，他的奔放與激情、他的自由與創新，他的靈活與多變，除了來自巴蜀鄉土的影響外，恐怕也與他離開巴蜀之後的特殊的人生經曆，與他對西方文化的吸收以及若幹外省文化的影響有關。而且，我們也有必要冷靜地看到這個現實，即越是優秀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的發展過程就越是豐富複雜，除了來自鄉土的銘心刻骨的記憶外，同樣也有他自覺的超越鄉土的種種努力，當然，超越鄉土和他的體認鄉土可能也是複雜地糾纏在一起。誰都得承認這個事實，即郭沫若鄉土批判的強烈程度恐怕並不亞於他對鄉土的懷念和讚賞，當年的他也是在渡過千回百轉的三峽出夔門而去之時，才真正的豪情激蕩起來，是北京、上海、日本等等文化漸次打開了郭沫若的眼界，為他後來方方麵麵的成功打下了基礎。而當郭沫若開始有意識地自我收束之時，“鄉土”也可能以另外的一番景象出現，比如郭沫若《星空》中的一首詩《黃海中的哀歌》，在這首詩裏，郭沫若以峨眉山上的“清泉”自許，回首當年激情出川的過程，他多了一點身不由己的感覺，也目睹了更多的“滔滔不盡的濁潮”，曾經盡情“浴海”的他開始感歎海裏“浪又濁，漩又渾，味又鹹，臭又腥”，感歎這裏充滿了“險惡的風波”，他盼望早日恢複“清明”。在這個時候，作為“清明”象征的鄉土顯然與他先前的鄉土記憶並不相同！這提醒我們研究者必須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覺，要充分認識到鄉土文化的複雜性，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推動我們對鄉土文化的研究以及對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
§§第四輯 思想與學術：現代性語境中的文學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