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啟蒙，是指人從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
——康德：《什麼是啟蒙》
引子
每一個關心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人大概都還記得《文學評論》上的那篇《（呐喊）、（彷徨）綜論》，從那以後，王富仁這個名字就越來越多地活躍在一係列的學術領域當中：魯迅小說研究、茅盾小說研究、鬱達夫小說研究、郭沫若詩歌研究、聞一多詩歌研究、比較文學研究、比較文化研究，甚至古典詩歌研究。雖然算不上有多麼的頻繁與火爆，但卻是那樣的厚實和富有穿透力，在他那似乎是越來越寬大的學術視野裏，我們分明感到了一種全麵反思和重建中國文化的宏大氣魄。他仿佛總是在不斷拔除和拭去我們習焉不察的種種蒙昧、陰霾和偏見，不斷將一片片嶄新的藝術空間鋪展開來。所有這一切的努力連同他那篇曾經開啟人心的《（呐喊）、（彷徨）綜論》一樣都讓我們頻繁地聯想到一個詞語：啟蒙。的確，王富仁已經與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啟蒙文化思潮深深地熔鑄在了一起，他的整個學術活動已經成了影響中國20世紀最後20年這一磅礴思潮的最動人的圖畫之一。
我將20世紀這最後的20來年稱之為“中國20世紀晚期”，這既是為了概括比“新時期”更長遠也更複雜的曆史時段（一般認為“新時期”至90年代前後便基本結束），同時也是為了突出當下正愈來愈鮮明的世紀性主題，——我們今天所麵臨的已不僅僅是一個結束“文化大革命”過去的問題，以怎樣的方式走向新世紀、開拓中國文化的新前景召喚著更多的學人做出自己的審慎的選擇，而事實上這也是包括“新時期”在內的整個20世紀最後20來年所不得不麵對的一個更重大的話題。
探討王富仁的學術活動與這一獨特的時代的意義深遠的思潮的相互關係，即他是怎樣走向這一文化選擇，又是如何理解和投入其中，並且賦予其獨特意義的，將不僅能夠更深入地總結王富仁本人的學術成果，而且對整個中國學術活動的發展和文化精神的演進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啟示意義。
啟蒙之路
就如同“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在反抗文化專製，倡導思想自由這一點上與西方18世紀的啟蒙運動產生了跨越時空的契合，並最終以掃除蒙昧的“啟蒙”先驅姿態揭開了曆史嶄新的一頁那樣，結束“文化大革命”專製主義，再創中國思想自由的新時期也是首先以“啟蒙”的大旗為自己開辟道路的；並且理所當然地，這一時期的啟蒙文化思潮首先就體現為對中國文化運動初期啟蒙思想及啟蒙思想家的“重識”，滲透於這些“重識”當中的，又是對“五四”啟蒙思想家取法西方文化（特別是文藝複興——啟蒙運動文化）的充分肯定。一時間，經過“文化大革命”磨難而若有所悟的一些老一代學者和在“文化大革命”後成長起來的中青年學者都紛紛重溫著“五四”之夢，“五四”一代新文化創造者的業績不斷獲得“重評”，而其中作為“五四”啟蒙主義最重要的代表魯迅則顯然吸引了最多的目光。事實表明，在新時期的思想文化活動中做出自己獨立貢獻的學者許多都是從認識魯迅、解說魯迅起步的，或者至少也是對魯迅有所涉獵。可以這樣說，正是在對魯迅及其他“五四”啟蒙先驅的體察當中，中國新時期的啟蒙文化得以形成和發展。
在前輩學者薛綏之先生的引導下，王富仁走上了魯迅研究的道路。他從寫作作品賞析開始對這位偉大先驅的思想有了越來越深入的體察，而完成於西北大學的碩士學位論文《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則以打通魯迅與西方文化內在聯係的方式展示了一位啟蒙主義學者最基本的“世界眼光”和開放姿態。不過，直到這個時候，王富仁還沒有完全形成一位新時期啟蒙學者的最獨立的品格，盡管他此刻的比較文學研究已經與我們屢見不鮮的那些外在的空泛的“比較”大為不同了。
當王富仁以“回到魯迅”的口號在他那篇著名的博士論文裏展開“思想革命”的大旗之時，或許當時不少激動不已的讀者還沒有意識到這裏所包涵著的學術意義和文化意義都大大地超過了魯迅研究本身。而在繼新時期“啟蒙之後”出現的新一代的學者看來，作為曆史現象的魯迅又是不可能真正“還原”的，承載著“思想革命”這一明確意圖的魯迅也似乎仍然是一個單純化、簡略化甚至主觀化的魯迅。其實，恰恰是在這兩個經典性的理論口號當中，王富仁充分展示了中國新時期啟蒙思想的巨大的曆史性力量，而他作為一位自覺的啟蒙學者也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任何新思想的提出從根本上講都不是一種自足的運動的結果，而是與所有的“先在”碰撞和對話的產物。思想“新”主要是指它對固有的思想基礎所做出的超越性的“提升”，新思想之所以是有力量的也主要體現為它能夠在固有的思想“先在”的羅網裏為人們撕開一道通向未來的“缺口”。也就是說，這樣的“對話”、“提升”以及“缺口”的撕開都主要不是在新的思想內部自我完成的，它必然意味著甚至可以說是主要也意味著對固有“先在”做出適當的調整和改造。啟蒙，作為除舊布新這一偉大社會曆史的最積極的實踐顯然比其他任何思想文化運動都更注重這樣的“對話”事實。例如法國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就認為，新判斷的做出有賴於當下的印象與舊有記憶的“比較”，“一切判斷隻不過是對於實際經曆到的或者保存在我的記憶中的兩種感覺的敘述”。顯然，較之於將魯迅附著於外在的理論框架加以評述，“回到魯迅”所強調的是從魯迅作品及魯迅思想體係自身出發來研究問題，較之於“政治革命”這一相對偏離於知識分子創造活動的理論標尺，“思想革命”重新提醒人們關注知識分子精神活動的獨立特質。無論是“回到魯迅”還是“思想革命”，都大大拓寬了魯迅研究的發展道路，甚至可以說是從本質上顯示了新時期文學研究如何在自我否定中回到文學自身的軌道。在那以後，我們的確又聽到了更多的“回到”之聲（回到郭沫若、回到中國現代新詩……），以單純政治革命的要求來理解中國文學的傳統也不斷受到了來自方方麵麵的挑戰，這不能不說是得益於王富仁這兩大經典性的概括。不管“啟蒙之後”的魯迅研究以及整個中國文學研究怎樣地窺破“思想革命”的框架的缺失，又怎樣以自身的努力揭示著一個更加豐滿的魯迅和一段更加豐富的中國文學，我認為都已經無法改變這個事實，即衝破數十年間所形成的那道研究的樊籬，為新的自由的研究打掃“言說空間”的正是王富仁這樣“啟蒙的一代”。
我感到，在這之後的王富仁似乎對自己的啟蒙角色有了越來越自覺的體認；他的文學研究越來越趨向於一個中心目標，即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他關於魯迅小說與茅盾小說、鬱達夫小說的比較研究，甄別了現代小說發展中的多種“現代化”理想；關於魯迅與粱啟超的文學——文化選擇的比較研究，又闡釋了中國近現代曆史發展中立於不同層麵的曆史人物之於文學與文化的不同理解以及他們的內在聯係。此外，在關於郭沫若詩歌的兩篇專論裏，王富仁還仔細剖析了郭沫若詩歌對中國新詩現代化建設的獨特貢獻以及複雜到駁雜的文本特征。在以上的這些作家研究以及在此之前的《呐喊》、《彷徨》研究中，王富仁都充分顯示了他異常敏銳的藝術感受力和審美鑒賞力（比如他對郭沫若詩歌的細密解讀幾乎到了讓人歎為觀止的程度）。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王富仁似乎無意在純藝術的王國裏流連忘返，更能引起他興趣的是作家的精神結構及文化內涵。他對中國文學現代化建設的思考總是與他對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總體思考緊密地聯係在一起，而且越到後來，他對從文化角度探討問題的興趣似乎越見濃厚了。如果說在《（呐喊）、（彷徨）綜論》裏，王富仁還是在對魯迅小說的把握和闡述中滲透著強烈的文化意識，那麼在《魯迅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裏，魯迅則是作為曆史現象完整地與全部中國文化（儒、法、道、墨、佛及中國近代文化）互相融合、互相比照、互相說明；如果說王富仁以“思想革命”代替“政治革命”來重建魯迅小說的研究係統，其初衷還主要是為了更準確地闡發魯迅作品，那麼在他的《中國魯迅研究的曆史與現狀》長文裏，20世紀中國學者對魯迅的研究又被納入到整個中國學術文化乃至中國現代文化的總體發展的恢宏圖景當中。魯迅研究是王富仁事業的起點，也是他的始終心懷眷眷的所在，由它所顯現出來的王富仁學術走向，似乎本身就具有某種典型意義。在《兩種平衡、三類心態，構成了中國近現代文化不斷運演的動態過程》中，王富仁運用文化分層理論（物質、製度、精神），深刻地闡述了中國近現代文化的這幾大層麵是怎樣運演發展的，並進一步總結了這種運演發展的製約力量——追求民族自身的內部平衡和追求世界範圍的外部平衡，剖析了出現在這一運演過程中的三類基本心態——拒絕現代化要求、慕外崇新與中西融合；在《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逆向性特征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逆向性特征》中，他比較了人的思想意識的變革在中西近現代文化與文學發展中的不同作用及其後果；在《創造社與中國現代社會的青年文化》中，他闡述了關於中國現代社會年齡文化構成的重要觀點；在《中國文化的亞文化圈及其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裏，他剖析了處於異域文化包圍中的由僑居他鄉的中國人所組成的“中國文化亞文化圈”；在《文化危機與精神生產過剩》裏，他將從經濟發展周期理論中得到的啟示運用於對文化發展的觀照上，首創文化發展周期理論。
文化是人類全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和，對文化問題的關注，往往更便於我們從一個更寬闊更富有整體意義的高度來進行曆史的反省，價值的重估。思考文化、解讀文化，這正是那些在“新世紀前夜”為社會進步而砣砣耕耘的啟蒙主義者的豪情和胸懷。“每條新的真理，都像我所說過的那樣，隻是改善公民狀況的一種新的方法。”王富仁致力於文化研究的熱忱，顯然貯滿了他作為啟蒙思想家對“改善當代公民狀況”的執著。
在進入90年代以來的學術研究中，王富仁對中國現代文化獨特境遇及其發展狀況的再思考取得了特別重要的成果。與我們在80年代所常見的那些大而無當的漫無邊際的“文化論”不同，王富仁更加注意將恢宏的文化視野與中國自身所麵臨的現實問題以及學術研究本身所麵臨的現實問題以及學術研究本身所麵臨的某種困難緊密地聯係起來，更加注意對包括研究者自己在內的固有思維方式、語言方式的再思考、再探索。這一努力不僅使他能夠在“浮躁”的90年代中繼續當風而立，卓而不群，而且較之於自己過去的研究，也的確充滿了某種自我超越的勇氣，他關於比較文學和文學研究特質的係列論文，顯示了一種重建中國比較文學學派、重估文學研究的價值和意義的雄大氣魄。而最值得注意的則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正名”問題》和《對一種研究模式的置疑》兩文。前者提出：“迄今為止，中國現代文化研究，其中也包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存在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基本概念的混亂”，“它的概念係統隻是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各種不同文化概念的雜亂堆積”。這裏實質上是闡發了一種絕不同於當下許多文化研究工作者的嶄新的思路，即無論是外來文化還是傳統文化都不可能也的確沒有成為現代人的基本生存原則，隻有深入到現代人的生存實際中去，才能找到真正屬於他的文化選擇，這就需要我們今天的“正名”，“名的問題實質是一個自我的獨立意識的問題，是承認不承認中國現代文化和文學獨立存在的權利問題，是承認不承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有獨立創造的權利的問題”。在後一篇論文裏，王富仁又從文化與文學的關係上進一步論證了重視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主體性的意義。王富仁提出，在中國現代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起關鍵作用的，並不是學習外國和繼承傳統的問題，而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自身創造力的發揮問題，中西文化與知識分子個人的關係，可以被描述為“對應點重合”。這些觀點不僅犀利地戳中了我們文學文化研究的偏差，而且本身也是首次清晰而透辟地揭示了文化與人“互動”關係的基本內涵。回頭觀察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曆史與現狀》、《創造社與中國現代社會的青年文化》等論文，我們便會知道，其實這種“正名”，這種從文化主體的立場重識文化發展的思路，正是他近年來的一種相當自覺的學術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