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這種學術實踐的意義絕不亞於他當年的《（呐喊）、（彷徨）綜論》。
理論家品格與體係精神
如果我們對王富仁正在進行的“正名”作一點意義上的擴展，即“正名”不僅僅是對多年來中國現代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概念係統的“撥亂反正”，它同樣是指研究者應當具有一種獨立不遷的主體意識——那麼，“正名”實際上就是王富仁自走上學術道路以來就已經形成的一種意向了，盡管這在最初未必是自覺的。樊駿先生在總結新時期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時說，王富仁“是這門學科最有理論家品格的一位”。“他的分析富有概括力與穿透力，講究遞進感和邏輯性，由此形成頗有氣勢的理論力量”。但與此同時，樊駿先生又指出：“一般學術論著中常有的大段引用與詳細注釋，在他那裏卻不多見，而且正在日益減少。”我想人們不難發現這樣的描述對於王富仁是既準確又耐人尋味的。因為按照我們的“常識”，理論家的理論性常常就體現為他對大量理論成果的引用以及眾多中外理論術語的嫻熟操縱。王富仁不僅引文較少（材料引證和理論引證都較少），而且也很少使用那些頗具理論背景的名詞術語，對於當下流行的一些當代文藝批評術語更是敬而遠之，能夠進入王富仁的論著的理論詞彙主要還是那些已為中國批評家們使用了三四十年以上的近於“基本語彙”的東西——而就是這些語彙（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他也還在進行著自己的“價值重估”和“正名”。那麼，王富仁的“理論家品格”又是通過怎樣的方式來實現的呢？顯然，是通過他自己高度的思辨能力和概括分析能力實現的，而這樣的思辨和分析又常常出之以平易通俗的語彙。這就不能不促使人們重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理論家最基本的素質究竟應當是什麼？是他對古今中外理論體係、理論術語的嫻熟嗎？似乎不是，因為任何一個理論家他所麵對的和需要他解決的問題歸根結底都是世界本身的問題，對於豐富到複雜的世界本身而言，所有的業已存在的理論體係和理論術語都不過是業已存在的人們對於世界的各種不同感受的一種描述和概括，對於我們今天要解決的新問題而言，這些描述和概括固然會帶來不少的智慧的啟迪，但畢竟不是問題真正的所在，更不能代替我們對問題的感受和理解。因此，任何一個理論家最基本的素質並不是有“學習”、“收容”固有術語的能力，而是他應當具有與前人大不相同的感覺能力。恰恰是因為他對世界的感覺和理解之不同，才最終導致了他從理性的高度所進行的概括和分析絕不同於任何一個前輩學者。他的所有的理論創新，他的新的理論高度都是首先根源於他有了這樣的超敏銳的感覺能力。當一個忠於自己新鮮感覺的理論家認為當代與前代的許多理論術語都不足以表達自己的時候，他當然有必要盡可能少地染指這樣的術語體係，但他這樣做卻絲毫也不會減少他自己固有的理性思辨才能，降低他的理性高度，所以說對一個哪怕是最最喜歡建構自己的理論大廈和最富有嚴密邏輯的推理才華的理論家來說，最基本的能力其實還是感覺，是他對世界能夠擁有最新異的最與眾不同的感覺。
或許王富仁也在私下裏有過“不熟悉當代批評術語”的感慨，但縱觀他踏上文學研究道路以來的全部學術成果，你將發現，與其說是這種“不熟悉”造成了他理論的欠缺，還不如說是這種“不熟悉”形成了他善於獨立感受和獨立思考的個性；與其說是這種感慨表明了他強烈的“補課”願望，還不如說逐漸開闊的知識視野反而強化了他的“正名”意識，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後，你會發現王富仁也並不曾刻意突出他現在的“熟悉”，倒是將他對學術活動的獨立見解，將他對“感覺”的格外推重顯示在了人們麵前。顯然，這個時候的王富仁已不是什麼熟悉不熟悉的問題，而是麵對學術究竟應當如何自我選擇的問題。在《文學研究的特性》一文中，王富仁提出了這樣的深刻見解，似乎就是對自己一貫的“理論家品格”的最好說明：“文學研究者的任何研究都要建立在一個一個文學作品的具體感受的基礎上，如果自我對文學作品沒有親身感受，或有而不尊重它，不願或不敢重視它，而是隔著一層屏障直接麵對作為客觀實體的文本，或者把自己的活生生的感受和印象擱置起來，把別人的現成的結論作為研究的前提，他的研究工作是根本無法進行的”，“文學研究中的種種名詞概念，都是在對具體的、一個個的文學作品的實際感受和印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沒有這種真切的感受和印象，這些名詞也便成了毫無意義的空殼子，整個文學研究工作也就難以進行了。”
王富仁曾經以他的“研究體係”而聞名，但事實上支撐著他這一“體係”的正是他與眾不同的個人感受能力。沒有他在閱讀過程中對“偏離角”的發現就根本沒有後來的什麼“體係”，而“偏離角”的發現則充分顯示了他作為批評家的特出的感知能力。這正如王富仁在評述新時期的啟蒙派魯迅研究時所指出的那樣：“這時期魯迅研究中的啟蒙派的根本特征是：努力擺脫淩駕於自我以及淩駕於魯迅之上的另一種權威性語言的幹擾，用自我的現實人生體驗直接與魯迅及其作品實現思想和感情的溝通。”的確，《（呐喊）、（彷徨）綜論》氣魄非凡，體係博大，但人們同樣會為書中那到處閃光的精細的藝術感覺而歎服，在關於《藥》中墳上花環的論述中，在關於《一件小事》的主題辨析中，在關於魯迅小說文言夾雜的語言特征的剖析中……我們不斷獲得藝術領悟的快感！早在王富仁考上西北大學攻讀現代文學研究生之前，他就在薛綏之先生的引導之下開始了魯迅研究，而這些研究就是從魯迅小說“鑒賞”開始的。“鑒賞”，與一般的學術性論著的顯著差別就在於它保留了更多的研究者自身的直覺感受。王富仁從“鑒賞”開始走向文學研究事業，這與他後來形成的特殊的理論家“品格”不無關係。我注意到，就是在他以後的宏闊的文化文學研究的同時，他也從未中斷過對自己感受力、“鑒賞”力的訓練，從《補天》、《風波》到《狂人日記》，他不時推出自己細讀文學作品、磨礪藝術感受的佳作；從《中外現代抒情名詩鑒賞辭典》、《魯迅作品鑒賞書係》到《聞一多名作欣賞》、《中國現代美文鑒賞》，他似乎對各種各樣的鑒賞工作滿懷著興趣。最近兩年，他又連續不斷地在《名作欣賞》雜誌上推出關於中國古典詩歌名篇的解讀，這批被稱之為王富仁式的“新批評”文字更自由更無所顧忌地傳達著他的種種新鮮感覺，據王富仁所說，這其實不過是他試圖轉入中國詩歌研究的一種“前奏曲”，在這裏，充分尊重個體感受，從自己感受出發走向理性提煉的“理論家品格”又昭然若揭了。
我以為，在這一“理論家品格”中，啟蒙文化的魅力也再一次地體現出來。啟蒙敞亮的是專製主義的蒙昧，而蒙昧便意味著個人感知力的遏製和萎弱，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代，遭受到最大摧毀的首先是個人的感受能力和感受的權利，在西方17世紀的新古典主義時代，個人的情感和感覺也被牢牢地禁錮在“理性”的壓製之下。新時期中國啟蒙時代的來臨得追溯到一批抒寫個人情緒的“朦朧詩人”，接著又因為這一批詩人的獨特的感覺而引發了整個思想界的爭議和思考，這似乎已經暗示了啟蒙文化自身的重要基礎。同樣，高舉理性大旗的西方18世紀啟蒙文化也將感性和個人感覺作為自己的理論依托。18世紀的這種理性也就與17世紀的僵硬有了質的不同，法國啟蒙思想家拉美特利說得好：“我們愈加深入地考察一切理智能力本身，就愈加堅定地相信這些能力都一起包括在感覺能力之中，以感覺能力為命脈，如果沒有感覺能力，心靈就不可能發揮它的任何功能。”
複活的感覺是理性思維的生命源泉，“一切都歸結到從感覺到思考，又從思考到感覺。”在啟蒙思想家的學術活動中，新鮮的感覺與新銳的思想構成一對“互動”的力量。宋益喬先生曾將王富仁學術論著的特征概括為“思想”與“激情”的並存，我在這裏也不妨稍稍做點補充，那似乎亦可稱之為是感覺、激情與思想的並存。重要的是這種“互動”中的並存最終建構起的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具有再生功能的思想“體係”。人們都注意到了王富仁學術研究的“體係”特征，但或許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一“體係”自身的靈動性和再生能力。雖然他曾經以“思想革命”的係統主動代替了“政治革命”的係統，但顯而易見，他並不曾為維護自己這一係統的嚴密性而煞費苦心，他那嚴密的邏輯思辨力也沒有被用來作為自我係統的永恒的證明，他更不曾因為自己係統的限製而失卻了發現和肯定其他新思想的能力，相反，在其他年輕一代的新的研究成果出現之後，他立即予以重點的介紹和肯定，並從理性的高度自我解剖著自己研究的局限性。這種自我超越的勇氣充分證明“體係”雖是王富仁學術研究的一個特點，但卻肯定不是他最重要的最深層的本質，單純從“體係”性上來認識王富仁的學術個性，就如同1987年圍繞他的一場爭論中有的論者斷言他的思維屬於先驗的機械性的思維一樣，其實多半是忽略了他最富有生命活力的底蘊。麵對王富仁學術論著中那似乎充滿了體係追求卻又往往靈性四溢、生命噴射的文字，我幾乎找不到一種更好的語言來描述這樣的思維個性。最後，我還是想起了恩斯特·卡西勒這位著名的德國思想史家，在他描述啟蒙哲學的經典性著作中，有過這麼一些重要的判斷：“啟蒙哲學不僅沒有放棄體係精神（esprit systema tigue），反而以另一種更為有效的方式發揮了這種精神。”隻是，“啟蒙運動不僅沒有把哲學限製在一個係統的理論結構的範圍裏，沒有把它束縛於一成不變的定理以及從這些定理演繹出來的東西，反而想讓哲學自由運動。”是的，就如同西方18世紀的啟蒙文化既需要用理性的體係精神來建構足以代替舊傳統的新文化大廈，同時又力圖“屢屢衝破體係的僵硬藩籬”，不斷讓新的自由的思想得以孕育和發展一樣，像王富仁這樣中國新時期的啟蒙學者也的確同時麵臨了“建構”和“自由”的雙向選擇，在曆史轉換的這個特殊時期，或許體係的誘惑與自由的衝動都是不可避諱的事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