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王富仁充滿了體係精神，但卻不曾有過僵死不變的體係，如果說他的全部的學術研究也構成了什麼“體係”的話，那麼也隻是18世紀啟蒙文化式的體係而不是17世紀新古典主義的體係。是康德式的體係，而不是黑格爾式的體係。構成這種重要的區別的正是王富仁特有的富有創造能力的感覺和生命，不能明白這一層，似乎也無法理解啟蒙文化追求的獨特價值。
寬容與堅守
對僵硬的理論體係的突破實際上也帶來了啟蒙思想的寬容性。所謂思想的“寬容”，指的是對新異觀念的容忍和理解，它不會因為其他思想的異己特征就予以排斥和打擊，相反，倒更能從一個學術發展與文化發展的高度作出及時的中肯的評價。在這裏，啟蒙主義的鮮活的理性的確顯示了“它的廣大的應用洞徹的理解力”。當王富仁以“思想革命”的研究係統完成了對“政治革命”研究係統的反撥之時，這其實並不像某些同誌所想像的那樣是王富仁企圖排斥和否定傳統研究的學術地位，王富仁多次講過“我與陳湧同誌的不同，絕非在絕對意義上的對立，而是在我充分吸收了陳湧同誌的創造性研究成果之後，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研究魯迅小說的結果”。這種學術意義的寬容在他的長文《中國魯迅研究的曆史與現狀》裏更是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王得後先生認為這篇長文首先打動了他的便是“作者的寬厚”，“富仁不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不以自己的利害為利害，他力求客觀而公平地寫出曆史狀況及各派的得失。不寬厚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其實，與其說這種“寬厚”是一種待人接物的態度，還不如說是一種啟蒙思想家特有的學術眼光和胸懷。早在當年的《（呐喊）、（彷徨）綜論》裏，他就表述過這樣的鮮明的啟蒙意識：“文學研究是一個無限發展的鏈條，魯迅小說的研究也將有長遠的發展前途，任何一個研究係統都不可能是這個研究的終點，而隻能是這個研究的一個小的鏈條和環節。”
基於對曆史發展的這種“鏈條”性質的清醒認識，王富仁的學術“寬容”事實上就不是那種毫無原則，毫無主見的遷就和懦弱，而是站在曆史發展的製高點上，努力為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尋找到它們居於曆史“鏈條”中的應有之位，就像當年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們那樣，清理各種文化產品看來要比簡單的否定和拋棄更有意義。這裏也清楚地呈現著王富仁式的學術思維方式：他總是從一個具體的文學現象出發，庖丁解牛般地層層剔抉，步步推進，最後開掘出這一現象背後的文化精神，曆史意蘊，從而在一個十分宏大的文化背景上予以“定位”，在這種學術思維的觀照之下，不僅孤立的文學現象在廣闊的時空中凸現了獨特的意義，就是在常人眼中普通平凡的現象也內涵豐厚、意味深長起來，比如他對電影《人生》、《野山》及農村題材影片的評論。甚至某些人們一時還難以接受的東西，他也能夠獨具慧眼，發現其不可替代的文化意義，比如他對《廢都》的評論。經過他的深入開掘、四方拓展之後，一種文學現象的內涵往往獲得了遠遠超乎於旁人的“打撈”，以至一時間，真有點讓人再不敢輕易涉足的味道！
宋益喬先生是王富仁最早的評論者，他當時曾提出過這樣一個看法：“王富仁的研究從‘麵’上看，涉及的範圍不算廣，但他卻牢牢地抓住幾個‘點’，而且是極富思想意義的‘點’。”從那時（1986）到今天又過了整整十年，王富仁研究的“麵”顯然拓寬了許多，從魯迅到茅盾到鬱達夫，從小說到詩歌到電影電視，從中國到外國到古典，從文學到文化，不過細讀他所有的這些研究成果，我又感到，他好像還是無意過多地展示自己在這些廣泛的“麵”上的知識，他涉足了眾多的課題，但吸引著他的不是有關這些課題的豐富的知識性背景，而是它們各自所包涵的文化內蘊，正如前文所說，在透過具體文學現象揭示深層的曆史文化意義這一點上，他的思維方式仍然是一以貫之的。與其說王富仁是要在“麵”的馳騁上作知識的積累，還不如說是他繼續在“點”的開掘上讀解著精神世界的奧秘。這種似“麵”而非“麵”，非“點”而是“點”的研究立場，在當代中國學術研究可謂別具一格。如此說來，王富仁多年以來學術研究一方麵的確是在不斷地演進發展著，但也依然存在著一以貫之的態度和方式，構成他作為啟蒙學者的最基本的學術個性——這種透過具象看文化，點麵結合由小及大的思維習慣似乎始終堅持著，而這種堅持本身在當代的啟蒙文化思潮中也是格外的特別。
啟蒙，就如同這個詞語在西方語言中的涵義（照亮、開啟光明）所顯示的那樣，帶有某種時間交替上的“過渡”意味，它除舊布新的曆史轉換地位注定了它的命運多少有點令人遺憾：雖然啟蒙的光輝映照著新世紀的黎明，但啟蒙運動中所產生的具體思想結論卻不能像它所顯示的思想姿態與思維方式那樣保持長久的生命力，曾經投身於啟蒙文化運動的學人也未必都能保持長久而集中的熱情。恩斯特·卡西勒在評述西方18世紀的啟蒙文化思潮時就切中肯綮地指出：“啟蒙思想家的學說有賴於前數世紀的思想積累，這一點是當時的人們沒有充分認識到的。啟蒙哲學隻是繼承了那幾個世紀遺產；對於這一遺產它進行了整理，去粗取精，有所發揮和說明，但卻沒有提出什麼新的獨創觀點加以傳播。”活躍在20世紀晚期的中國啟蒙思想家們又幾乎都是在中國文化的封閉時期接受教育的，就知識貯備而言，他們似乎還不能與西方的啟蒙學者相比肩，就是與“五四”一代的中國啟蒙先驅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他們新時期的啟蒙活動是在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時候展開的，這時候與其說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發展的豐富事實讓他們作出了“啟蒙”的選擇，還不如說“啟蒙”是他們從個性生存的要求出發所舉起的武器。以後，隨著國門的進一步打開，西方幾個世紀以來的各種文化思潮紛至遝來，當他們最不熟悉的其實又是最渴望了解的人生哲學、生命哲學、藝術哲學以更親切的方式呈現在眼前的時候，特別是當更年輕的一輩已經無所顧忌地轉向更誘人的對藝術對人生的思考的時候，中國20世紀晚期的這一文化思潮實際上便開始出現了動搖，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啟蒙思想家們完全放棄了或否定了啟蒙的理想，而是說在他們先前的相對單純的啟蒙理想當中，已經不同程度地滲入了較多的其他文化追求。比如，有的學者逐漸淡化著啟蒙時代特有的文化建設（包括政治文化建設）的激進，轉而在更細致也更平靜的學院化學術活動中找到了自己的一方“淨土”；有的學者竭力從當代西方的藝術哲學中汲取營養，調整自己固有的知識結構，調整使得他們逐漸從啟蒙主義的“文化之思”中擺脫出來，那豐富的屬於藝術自身的問題好像吸引更多的目光；有的學者從當代西方文化“超越啟蒙”的努力中洞見一片新意，甚至也開始了對中國啟蒙文化思潮本身的“再思索”……
但恰恰是在這樣一個讓人無所適從的“文化的動蕩”之中，王富仁又一次表現出了他特有的冷靜。在《中國魯迅研究的曆史與現狀》一文中，我們可以讀到他對新時期啟蒙文化派的相當清醒而深刻的反省，同樣，在《文化危機與精神生產過剩》一文中，我們也讀到了他堅定的選擇：“中國知識分子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的主要方式是更加充分地調動自己主觀意誌的作用，把自己的思想追求貫徹下去。”的確，在其他的一些啟蒙同道紛紛轉向的時候，王富仁似乎又成了一位相當“固執”的思想家，迄今為止，他依舊堅守著自己先前的立場，依舊將對文學現象背後的文化精神的不斷發現，將點麵結合、由小及大的思維方式，將中國文化現代化建設的這一係列的“啟蒙事業”堅持著，推進著。這當然也不是說王富仁不曾為自己的學術活動增添新的內容，新的養分，而是說來自其他思潮的新內容仍然不可能衝淡王富仁追思和建設中國新文化的主導目標，也更不可能改變他的基本思維方式和清醒的角色體認。
勿庸諱言，這樣的堅守或許會繼續保留王富仁作為中國這一代啟蒙思想家的某些“先天”的遺憾，不過，在我看來，清醒的缺陷無疑要比盲目的完滿好得多，何況在曆史無限伸展的鏈條上，誰又不是包藏著缺陷的“中間物”呢，誰又留得下真正的完滿呢？20世紀的晚期，中國還在為建設自己的新文化而苦苦探索，掃除蒙昧，迎接新生的啟蒙事業遠遠沒有完成，在這個時候，一位思想家的堅守本身就具有無限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