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世紀90年代已經被證明是一個具有特殊學術意義的時代，一方麵，整個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都籠罩在了“知識貶值”、“知識分子文化邊緣化”、“人文精神失落”等等前所未有的社會氛圍當中，另一方麵，在狹小封閉的思想學術界內部，一係列可以說是“聲名顯赫”的思想學說，特別是伴隨著這些新銳學說而來的整個社會文化環境的巨大改換又極大地牽動、衝擊著整個中國思想學術的固有格局，80、90年代的政治式交替有力地阻擊了當時似乎是勢不可擋的主流精神，使那個波瀾壯闊、絢爛一時的80年代的思想大河陡然改道，之後便是明顯的回返、動蕩與轉折，從“告別革命”到“市場經濟”，從“學術規範”到“後學”的異軍突起，從“重估現代性”到“審判”五四，無論你有過怎樣的思想追求與學術立場，在這樣的一場社會與曆史的漩渦當中都不得不開始自己緊張的觀察和思考，選擇、調整和回答似乎也成了不可避免的現實。
當然，我們各自的選擇與回答是大相徑庭的，正因為是這樣的大相徑庭，所以我們才格外看重這“90年代”之於中國思想與學術的“特殊”意義，才格外重視在這場“事關重大”的思想流變過程中，一些曾經的思想代表的獨特表現。
我們在“20世紀晚期的啟蒙文化思潮”的背景上談論了王富仁的思想與學術價值，我以為，如果放在90年代中國學術思想變遷的這一角度上，那麼王富仁的選擇與回答同樣是意味深長的，它不僅體現了一位80年代的卓有影響的思想家的獨立姿態，而且還反照出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乃至整個中國思想界的某些不一定為人所覺察了的本質性特征。
這就是我所謂“王富仁的‘90年代’”的意義。
80年代的王富仁，以“回到魯迅”、恢複魯迅小說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旨、重塑魯迅作為反對封建專製主義的思想啟蒙者的“本來麵目”而享譽學界，作為當時新時期啟蒙文化思潮的主要代表性學者，他關於魯迅和中國新文化的一係列論述都相當明顯地體現了啟蒙文化所特有的那種除舊布新的“過渡性”特征，例如他對《呐喊》、《彷徨》的“意識本質”的揭示還常常置於魯迅對於“反封建思想革命”這一宏大“任務”的領會與完成中，且繼續使用了頗具反映論色彩的喻象——鏡子，同新時期的其他的啟蒙學者一樣，他的關於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文化現代化進程的論述也不時包含了對於“中國走向世界”這一過程的相對單純的激賞，而進化論之於中國新文化觀念的意義也獲得了更多的肯定，其內在的複雜性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視。
就是以上的這些啟蒙文化思想的代表特征在90年代遭受了一係列新銳學說的激烈挑戰，這裏的“新銳”其主力是中國式的“後學”（它從根本上質疑了現代中國的“現代化”目標、自居於“世界”之外的“邊緣”意識以及文化“進化論”的荒謬），其後盾是新儒家的民族主義立場與情緒，其友軍是學院派的對於純藝術理想的肯定和發掘——麵對這樣的挑戰，原本就從“文革”廢墟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啟蒙文化明顯體現出了一種的根基不穩、先天不足的狀態，一時間，80、90年代之交的政治性“失語”竟演變成了啟蒙自身的“失語”，不少的學者開始從先前“激進”的啟蒙行列中悄然告退，轉而在其他更可能“恒久”的學術話題中尋找自己的位置，或者至少也需要在對於這些咄咄逼人的新銳學說的某種方式的順應裏求取自我的新的安穩，進步、進化、思想啟蒙……這些新文化與新文學的曾經的“關鍵詞”盡都灰頭土臉，甚至羞於重提，爭論似乎還在進行，但更好像是已經停止，因為舊有的討論和立場都失去了先前的激動人心的魅力，討論和不討論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意義，種種的一切連同那些數量可觀的也曾經活躍與激烈的知識分子們的“下海”、撤離與轉行，都是那樣讓人無可奈何！
同樣曾經置身於啟蒙行列，同樣曾經使用過一係列在今天看來大可質疑的“過渡性”理論術語的王富仁也進入了這個大回旋的90年代，所不同的在於，好像一跨過這時代的門檻他就以自己的特有的冷峻拉開著自我與整個外部世界的距離。在一份影響不大的非純粹的學術刊物上，他表達了對於這個年代的基本判斷。就好像是這個時代的必然，也仿佛就是王富仁此時此刻的一種低調的悄然的人生姿態的象征，這番言語並沒有得到學界的足夠的重視，幾乎就等於是他的自言自語，然而在一個10年已經結束的今天，當我們再次翻檢著這些文字，卻不能不為其中那些冷靜的深刻而感歎！在這篇文章中，王富仁將自己從80年代的絢爛繁榮進入90年代的迷離無奈總結為一種文化發展的“周期規律”，他不僅準確地概括了當下正在發生著的“文化危機”的重要特征（諸如文化上的悲觀主義，知識分子開始自己軟弱而散漫的反思，文化由雅趨俗，“為學術而學術”的追求以及文化界成員向著其他行業轉化），而且更是深刻地從知識分子自身追求演變的角度分析產生這種“危機”的原因，為了讓大家更多地了解這篇並未獲得普遍重視卻又特別重要的文章，請允許我在這裏較多地引用其中的一段論述，王富仁認為，在前一個文化的發展上升期，知識分子是帶著對於文化傳統的真切感受和獨立的文化取向進入“職業”的，“一般說來，他們的各種語言概念都有一種比較確定的內涵，他們與其說更重視自己的理論，不如說更重視這種理論背後的那種更具實質性的意蘊本身。”然而，隨著文化的持續發展，一旦“職業”本身成為了權威與物質收入的方式，那麼這種理論追求也就構成了某種幻象：
在這時，有更多的人是從這種理論自身的威力出發而去信仰這種理論的，似乎這種理論之所以在社會上發生了強大的影響是因為這種理論比原有的理論更“正確”、更“全麵”，似乎這種理論本身便有一種點石成金的力量。正像當前社會上很多人看到做買賣的賺了錢，便形成我做買賣也會賺錢或做買賣就會賺錢的幻象一樣，這時的文化界也形成了一種隻要掌握這種理論便一定會有文化建樹的幻象，而在這種幻象形成之日，也便是這種理論的危機之日，因為他們是帶著各種不同的人生體驗和感受理解並運用這種理論的，各種不同的乃至相反的人生體驗和認識都被納入到同樣的理論概念中來表述，這種概念的不確定性便加強了，各種名詞概念像斷了線的風箏，漫天飛舞。但這時的爭論卻更多是由根本不同的思想感情之間的差異造成的，理論的爭論隻起到自我詮釋的作用而沒有增加新的內涵，當各自都把自己的意見闡述出來，交流的梗阻便在這爭論中形成了。
在每一個發生著嚴重爭辯的領域，對立雙方都在當時的條件下盡其所有地發掘著文化的潛力，但很快便發掘盡，能說的話已說盡，不能說的話仍然不能說；對方能接受的話都已說盡，對方不能接受的話已經說得太多，如若對立仍難以交流遂告中止，梗阻隨即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