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傳記文學開始引起了一些學者的興趣。戴光中從宏觀上總結了客觀存在在20世紀的發展軌跡，陳蘭材考察了胡適對這一文體的曆史貢獻，張夢陽專題研討了魯迅傳記的寫作曆史。
對中國現代文學各體批評曆史的回顧與總結也似乎具有世紀意義。範培鬆出版了近50萬字的著作《中國散文批評史》，對20世紀中國散文批評（包括香港）作了全麵的總結。丁曉原出版了《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對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這一“冷門”的領域作了初步的梳理和小結。
中國現代詩歌的文體研究一直存在著不少的難度，在2000年，除了劉揚烈《中國新詩發展史》作為公木先生多年前主持的“中國詩歌發展史”項目得以出版外，從整體上研討中國現代詩歌的力作還是沒有出現，2000年人們對詩歌研討的成果主要在於一些具體的作家作品上，我們將在下麵的追述中加以論及。
魯迅和其他的作家作品
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作品研究在2000年雖沒有多少熱鬧的場麵，但它卻在平靜中取得了不少頗具價值的成果。
魯迅仍然是人們研討的重鎮。這一年的魯迅研究也基本上是沿著近年來形成的兩個方向繼續推進：一是對魯迅文學作品的理解和闡釋，二是魯迅與中國現當代文化發展的關係。
關於魯迅文學作品的理解和闡釋，這一年出現了不少的新穎之作。餘宗其從法律學的角度解讀《阿Q正傳》，從中探討了民法、刑法之於公民個人的關係，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唐利群從中國兩性文化出發闡釋了《阿Q正傳》的特殊意蘊，黃開發讀解了《狂人日記》作為“寓言小說”的意義，鄭家建從色彩、線條、明暗對比、漫畫性等幾方麵分析了《故事新編》的“繪畫感”，李繼凱從“文體史”的角度重新分析了“魯迅文體”，段從學比較了魯迅與穆旦“現代性衝突”的體驗，趙卓為我們剖析了魯迅小說的“語體形態”，張箭飛討論了魯迅小說的“音樂性”，李天明一反人們對。《野草》的象征性解讀，著重開掘其中隱匿的“私人典故”，郜元寶連續發表了幾篇論文，從魯迅“詞語”的發現中解析魯迅之於中國現代文化的獨立思考，文章寫得別致而紮實，是開啟“進入”魯迅世界的一把詞語的鑰匙。
近年來人們對於魯迅和其他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的研究都比較注意其“形式的意義”、“話語的意義”。這樣的藝術研究方法又多半來自於西方文學批評，那麼，西方文學的批評模式與中國文學的複雜形態究竟有何大的相容性呢？這應當說是我們不能不追問的事情。在目前，這樣的追問尚不多見。因此，我特別要提到王富仁的《魯迅小說敘事藝術》。在這篇論文裏，王富仁不僅第一次揭示了存在於魯迅小說中的“有主句”、作者與敘述者的複雜關係、隱喻與換喻的功能以及其獨特的時空結構，而且更有意義的還在於，論者對於敘事學進行了自覺的探測和反思：“如果說西方敘事學是一種小說的‘語言學’，是指向抽象概念的，是在紛紜複雜的世界小說作品中，尋找一個維係全部小說作品命脈的永恒、普遍的結構模式的，那麼，中國新時期的魯迅研究則與之相反，它不是小說的‘語言學’，而是小說的‘言語學’。”在對於學術方法的“有限性”思考的基礎上，王富仁表示他所“使用的是文化分析與敘事學研究的雙重變奏。意圖通過魯迅小說的文化批評的意義發掘魯迅小說敘事藝術的特征，也通過魯迅小說敘事藝術特征更深入地感受魯迅小說的文化批評的意義”。
世紀之末，有一些對民族文學與文化生存現狀的憂心忡忡的人們將若幹的不滿歸罪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其中也包括了所謂的“激進”的啟蒙者魯迅），因此，當下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的關係問題也就是一個如何回應這些指摘的問題，是如何認識五四新文化（文學）運動在中國現代文化與文學發展中的獨特意義的問題，也是如何理解魯迅與五四新文化（文學）運動的關係的問題。對此，《魯迅研究月刊》上發表了李新宇、高遠東等人的論文，重新肯定和闡釋了魯迅及“五四”的文化意義。李新宇論文的題目似乎就表達著對這類挑戰的最明確的立場：《麵對世紀末文化思潮對魯迅的挑戰——兼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合法性問題》。王富仁連續發表了關於“魯迅哲學思想”的長文《時間·空間·人》，可以說是代表了近年來魯迅文化思想研究的最為厚重的成果。在王富仁看來，魯迅的哲學思想並不在於他對中外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解和回答，而是他在特定的時空結構中對文化與生存、文化與生命等典型的中國問題的思考選擇。王富仁通過自己細致而深入、周密而恢宏的闡述開掘了魯迅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對於一係列生存、生命與文化問題的獨特的把握，關於時間意識、空間選位、空間關係，關於中與西，傳統與現代，關於啟蒙，關於“進化”，魯迅都有著既不同於中國古代文人，又不同於西方知識分子，甚至也迥異於同時代人的個體認識。王富仁潛入思維的基本框架——時空意識，可謂打開了一道進入魯迅精神空間的門扉，也找到了研究者自我精神形態與研究對象精神形態互相溝通與對話的絕佳的通道。正是借助於這種精神交流的可能性，論者以返回魯迅思維“原點”的方式有力地回答了10年以來幾乎所有的對於啟蒙、對於五四的挑戰和對於魯迅理解的種種歧見。在這樣一種研究姿態和立場上，魯迅之於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的價值獲得了充分而有說服力的肯定。
魯迅之於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正期待著研究者這樣的新的“發現”，在這方麵，值得注意的還有鄭家建的論文《魯迅：邊沿的世界》，陳方競的著作《魯迅與浙東文化》。前者和王富仁的理解相似，將魯迅及中國現代作家所遭遇的“現代性”問題歸結為一個“空間問題”，由此與西方意義上的“時間問題”區別開來，這樣，所謂“曆史中間物”的含義也獲得了全新的闡釋，後者從魯迅個體精神結構出發，第一次“發現”了浙東文化的價值。在論者看來，不是固定不變的“文化”給了魯迅什麼，而是魯迅在認同——辨異——消解的複雜過程中選擇、強化了“文化”，對於研究者而言，我們所要進行的工作不是簡單的拚接和附會，而是艱苦的“剝離”。
除魯迅之外，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中國現代作家也繼續得到了關注和開掘。這樣的工作也大體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對其生平和相關研究資料的梳理和分析，二是在一個新的視角上闡釋其創作的重要精神。這一年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傳記有季紅真的《蕭紅傳》、劉川鄂《張愛玲傳》、李怡《七月派作家評傳》、黃昌勇《王實味傳》。它們都力圖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逼近傳主的“本真”，較之於前入的撰述有所突破、有所豐富。特別是黃昌勇的《王實味傳》，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長期被批判被掩蓋的傳主，其可供依據的現有材料本來就極其匱乏，作者為此而付出的心血和勇氣都著實令人感佩！另外，值得注意的其他著作還有舒濟主編《老舍文學辭典》、史承鈞《簡明老舍辭典》、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等。
季進將錢鍾書的哲學論著、文史論著與文學創作“打通”，試圖在一個更具整體性的“話語空間”中把握研究對象的藝術與學術旨趣。王誌禎自文化人格的“瘋狂性”人手，從失衡、扭曲、誇張、複調等幾個方麵剖析了路翎小說的敘述特征，支克堅從現代文藝思想鬥爭的角度討論了胡風的意義，劉永泰一反學界的共識，對沈從文“湘西世界”中的人性的“貧困的簡陋”作了新的闡釋，吳允淑討論了穆旦詩歌中的基督教話語，沈慶利從：《斷鴻零雁記》中窺破了蘇曼殊“彷徨於文化血統與生理血統之間”的衝突。江溺水從語言智慧的角度深入闡述了卞之琳的“詩藝”，此外，還有袁可嘉對卞之琳散文的研討，孫玉石對楊晦文藝批評、聞一多現代解詩學的分析，白薇對《雷雨》的男性話語的分析等等，都代表了2000年作家作品研究的新的思路的方向。
這裏需要我們提及的還有《詩探索》雜誌，在目前詩壇並不景氣，詩歌研究也相對冷落的時候，它克服困難，堅守著來之不易的藝術的淨土，並且不斷地推出現代詩人專題研究，如林庚研究、辛笛研究、彭燕郊研究、金克木研究等等，在世紀末的社會動蕩與喧囂聲中，它努力引導人們去關那些似乎已成“古典”的現代詩家，為中國新詩史研究積累著豐富的學術遺產。
在世紀末之年的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中，還出現了一個饒有意味的現象，那就是一些研究者對自己研究對象的討論已不再僅僅局限於“現代文學三十年”的範疇之中，他們有意識地將“現代”的文學現象與更廣闊的曆史（“當代”“古代”）相聯係，在曆史長河的流變中尋求彼此的溝通與參照，張夢陽《阿Q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典型問題》、趙尋《論批判性個人化與穆旦對當下詩歌的意義》、張桃洲《論新詩在40年代和90年代的對應性特征》、賈冀川《（過客）與（車站）的比較研究》、朱偉華《（孔雀東南飛）：從古代到現代，從詩到劇》，欒梅健《曆史的造化——“五四”與新時期文學的一點比較》，房向東《相對於“偏狹”的“寬容”——王蒙與魯迅價值的歧異》等都是值得一讀的論述，在這裏，我們所熟悉的那些現代文學的現象被置放在另外的語境中加以別致的審視，它所揭示的是更具有文學史涵蓋度和精神深度的話題，或許，這就是“走向新世紀”的研究者所感悟到的曆史高度吧。
§§後記
從中國現代社會自身的複雜形態出發認識中國文學的“現代”，這還是一個有待深入的新課題，本書僅僅是我這些年在自覺與不自覺的情形下所作的一些相關的思考，根據主題內容的不同分作了4輯，大體上算是勾勒出了我的這些思考的框架。
感謝我的導師王富仁教授，在離開母校10多年後他滿足了我重返北京的願望，給了我再次成為他學生的機會，因為有了這個機會，我方能坐在學院南路旁邊的這間寢室裏，埋頭整理這些文稿。
感謝北京大學中文係錢理群教授為這本小書作“序”，序言已經寫就多年了，因為種種原因，書稿卻一直拖到現在，感謝他多年來對我的諸多關懷和扶持。
感謝華夏英才基金會及重慶市委統戰部、西南師範大學統戰部特別是傅舉慶老師，沒有他們的鼓勵，這本著作是無法順利出版的。
感謝中央編譯出版社特別是責任編輯王林先生，沒有他們的支持和辛勤的勞動，這本著作也不可能這樣及時而高質量地問世。
李怡
2001年5月28日於北京師範大學13樓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