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後的中國文學研究曾長期陷入社會經濟決定論的窠臼，這是一種機械論的思維模式，因為社會經濟對於研究者而言往往隻是一些空疏的理論教條，我們其實何嚐認真考察過影響中國文學發展的社會經濟的具體形態，在今天在號稱“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並重的曆史時期，重新考察社會經濟之於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便成了一個頗有意義的課題。欒梅健曾在他數年前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中涉及過相關的話題，2000年，他又在《前工業文明與中國文學》一書中，比較係統地為我們展示了這一獨特的研究視野。他努力用“前工業文明”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來解釋中國近代文學發展中的諸多重要現象，如造紙工業的現代化、印刷條件的機械化對於小說形質的影響，文化教育市場的需求提升了小說與戲劇的地位，“小城鎮意識”的特殊性之於中國現代作家的意義等等，欒梅健的研究為我們展示了真正的社會經濟分析的學術魅力。
考察中國新文學發生發展的文學與文化背景是我們研究的“熱點”，問題在於我們究竟怎麼樣來概括這一“背景”。朱壽桐提出了一個別致的概念——“負性背景”，他認為，影響新文學的不僅有促進性的“正麵因素”，更有“負性成份”，但這些負性成份並不隻是起阻礙作用，它們也反過來“激發、推動了新文學的發展”，如思想文化界的沉悶僵化激發了五四先賢的文學革命的熱情，文言創作的萎縮和白話創作的幼稚鼓勵了大量的新文學作品，然而，值得注意的還在於，傳統文學在新文學倡導者那裏，“並沒有形成足夠巨大的負麵力量，這也鼓勵了新文學反叛過程中的浮躁和輕率，”此外，“構成新文化和新文學背景的儒家文化，至少在‘五四’新文化的倡導者的嚴正對待中隻不過是紙老虎，於是，從新文化和新文學發生和發展的意義上說，其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負性背景實際上已經相當弱勢，”這便助長了“西方文化大肆滲入的迅猛態勢”，“造成了新文化和新文學與生俱來的全盤西化偏向”。我以為，重要的不是朱壽桐在這裏所提出的概念本身，而是我們究竟應當如何來估量新文學發生發展之中的“負性”力量，或者說我們應當怎麼樣更好地來描述傳統文化和新生的文學之間的關係，在文學生成的意義上，它們是否可以概括為一種“正”與“負”的關係。對正/負思維的清理，將有利於我們更加準確地來闡述一些爭議不休的問題，如現代/傳統，西方/中國，新/舊，落後/進步等等。
現代性資源和知識譜係的分析在近年來也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生成背景研究的熱點。在這一年，值得注意的有曠新年的論文《現代文學觀的發生與形成》、逄增玉的論文《中國現代文學觀念與進化論》及陳建華的《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與我們不時可見的那種純粹從西方“現代性”知識概念考察中國現代文學不同，曠新年、逄增玉、陳建華的研究都比較注意從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的事實出發梳理其現代性的觀念和追求，從而更多地呈現了中國文學的複雜形態。僅以逄增玉的“進化論”考察為例，當某些“現代性”的文學研究僅僅將中國現代文學斥為“進化論”的謬思就萬事大吉，逄增玉顯然更加深入也更加全麵地展開了這一西方思想在現代中國文壇的複雜演變：其理論與現實的分歧，優長與謬誤的不同，以及不同作家各自理解的巨大差異。這樣的思路無疑將啟示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文化觀念的實際關係做出更充分的更實事求是的考察。
思潮、流派與文體
思潮、流派與文體研究同樣是2000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點。
由嚴家炎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研究叢書”在這一年出齊。全套叢書共10冊，重點研討了中外文化與文學思潮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中的輾轉流變，因其考察的整體性也基本可以劃作前文所述的“宏觀研究”的範疇。這些研究涉及內容相當廣泛，有西方文藝思潮在中國的引入、接受和演變，如吳曉東的《象征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徐行言、程金城的《表現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肖同慶《世紀末思潮與中國現代文學》、陳國恩《浪漫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陳順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有中外宗教文化思潮對中國的影響，如譚桂林《20世紀中國文學與佛學》、王本朝《20世紀中國文學與基督教文化》、馬麗蓉《20世紀中國文學與伊斯蘭文化》，也有某一種現代文化形態對中國文學的作用，如李今《海派小說與都市文化》、劉為民《科學與現代中國文學》等。這些選題基本上架構了20世紀中國文學文化與文藝思潮的基本框架，代表了近年來相關研究的最高成就。其中有的研究（如“佛學”、“伊斯蘭文化”、“科學”）在過去鮮有涉及，論者在生荒地披荊斬棘，為學術研究開拓了新的空間；有的研究（如幾大文藝思潮的研究、基督教研究）近年來雖然已經成為“熱門”，但論者皆努力以自己周密的考察梳理呈現對象的細節，在迄今為止最為係統而完整的詮釋中表達自己獨特的體悟，有的研究麵對近年來原有的研究成果另辟蹊徑，在克服前人成就所製造的“困難”的同時實現了學術的“突圍”和自我的超越，李今對“海派小說”的研究就是這樣。
出現在這一年的其他思潮與流派研究也多有論者獨具慧眼的發現，如高恒文從學院派文化研究的角度研究“京派文人”，他從學院派自得其樂的學術旨趣出發研究這一流派的個性與曆史，馮奇從自由與責任的矛盾衝突出發剖析中國現代浪漫派作家的精神困境，耿傳明為我們解讀了三四十年代中國“浪漫派文學”的“黑色情調”，龍泉明以“新生代”來重新定位四十年代的“中國新詩派”，淩宇在二三十年代中國鄉土小說中發現了三種不同的“鄉愁”。
自嚴家炎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在1995年推出以後，廣大的中國的各區域的精神差異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人們逐漸達成了一個共識，即抽象的“中國”還不能更準確地概括眾多區域的眾多作家的個性追求，有必要對不同區域以及不同區域在不同曆史階段的文學思潮進行具體的考察。從1999年底至今，這一方麵有代表性成果有孫中田、逄增玉、黃萬華、劉愛華合著的《鐐銬下的繆斯——東北淪陷區文學史綱》，蘇春生《中國解放區文學思潮流派論》，艾築生《20世紀貴州教文史》，王穎康《20世紀貴州戲劇文學史》、何光渝《20世紀貴州小說史》，貴州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隆重推出了多卷本的大型叢書《貴州新文學大係》（1919-1989）。對區域性文學現象的發掘和反省並不僅僅是為了在一般意義上“填補”中國文學史的遺漏，在一個更為深遠的意義上，它完全可能為新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乃至中國文學的發展增添“自我發現”的新機，因為，區域性的學術個性的顯現在某種意義上標誌著整個中國的學術成熟。
評論標準的相對寬鬆擴大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研究格局，一些在過去並不屬於“現代文學”研究範疇的文學現象越來越多地被納入了我們研究者的視野。舊體詩、港台文學、通俗文學、兒童文學等繼續受到我們的熱情關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開始發表關於台灣與香港文學的論文，王泉根《現代中國兒童文學主潮》出版，其中的“上編”比較細致地敘述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大潮中兒童文學的發展，王富仁在為本書撰寫的“序言”中表達了一位現代文學工作者的“兒童文學觀”，範伯群主持的國家“七五”重點項目——《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在這一年完成並出版，全書分為上下卷共130餘萬字，十分詳細地敘述了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發生發展的流程和總體麵貌。這一巨著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通俗文學資料，填補了長期以來現代中國文學專注於“高雅文學”主流的視野的空白，為完整中國文學的研究體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以上我們提及的思潮流派研究大多具有中外文學與文化發展的深刻背景，其實，除了這些可以“言明”的藝術與文化旨趣而外，牽引、影響著中國現代作家的還的某些不易“言明”的“特殊行為”，那往往是一種並不見於典籍的潛在的“行為”文化，因為潛在所以不易被人覺察，雖然不便於被我們的理性加以覺察，但卻同樣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文學與人生。劉納《“打架”，“殺開一條血路”——重評創造社“異軍蒼頭突起”》所揭示的就是這樣的潛在的“行為文化”：“從1921年下半年至1923年上半年，創造社屢屢在新文壇挑起‘打架’，他們幾乎‘打’遍了新文壇，而且尤以名人為對手。‘架’越打越大，越打牽扯的名人越多，就這樣，創造社在自己的行進曆程中將《新青年》的戰鬥精神演化為‘打架’，又由‘打架’引出激進的‘階級鬥爭’，其間他們自己也無法回避對‘黨同伐異’等政治鬥爭方式的參照。中國現代文學30年的運動、論爭、社團史以及文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能由此尋出緣由。”的確，支配現代中國作家思想感情的除了那些“顯性”的儒釋道精神和藝術思想外，還有這些幾千年人倫社會環境中積澱下來的行為模式，對照世紀末依然持續不斷的種種意氣之爭，誰又能否認“黨同伐異”精神的潛在意義呢？劉納的研究將我們的思路引向了一個幽微而切實的所在。
2000年是“左聯”成立70周年，上海舉行了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會，在重慶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理事會上，“左聯”也是熱烈討論的兩大議題之一。由此引發了對“左聯”的新的認識和爭論，有的學者（如王富仁）從文學發展史的意義上肯定了左聯反抗文化專製、爭取生存自由的現代意識以及“左聯”文學的創新精神，有的學者（如朱曉進）從“亞政治文化”形態的角度闡釋了“左聯”的組織與活動方式，提醒人們注意其中新的話語霸權特征，有的學者以詳實的材料考察了左翼文學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文學現象（比如“高爾基熱”），厘清了左聯與魯迅的複雜關係。
2000年的中國現代文學文體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現在小說、戲劇、傳記文學的研究以及一係列批評史著的出版。
小說研究方麵值得一提是徐德明的《中國現代小說雅俗流變與整合》，它側重於晚清——五四前後現代小說誕生的“變體”的考察，與我們已經見到的在中西敘事模式的框架中的討論不同，論者將現代小說的出現置放於雅俗對立的模式中，通過討論“雅”與“俗”的不同意義及其複雜關係來重新認識小說的發生發展。戲劇方麵值得注意的是胡星亮的著作《中國話劇與中國戲曲》。長期以來，我們對於中國話劇這一“舶來品”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西方戲劇的影響方麵，古希臘悲劇、莎士比亞、莫裏哀、易卜生、奧尼爾的文學遺產是我們經常關注的對象，胡著卻從民族審美心理的源流出發，深入研討了20世紀中國話劇與傳統戲曲的美學淵源，而且這種研討不僅在於戲劇文學的創作上，論著也格外關注戲劇舞台的實踐，所有這些研究的結論和思路都給了我們新的啟迪。解誌熙近年來比較注意對唯美一頹廢主義思潮的研究，他為我們描述了這一思潮對中國現代戲劇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