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的“衝擊波”
焦慮重重的中國文化界早在數年前就啟用了“跨世紀”、“百年中國”之類的概念，今天，當2000這一真正的跨世紀之年到來的時候，數年來的“世紀之思”也因此而達到了高潮，隻是，這一高潮的出現也經受了90年代所特有某些浮躁的衝擊，這就是走向新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留給我們的“第一印象”。
新年伊始，本來已經“失去轟動效應”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就讓葛紅兵與王朔的“批判”給攪動了一番。先是葛紅兵以專業文學工作者的身份連續在《芙蓉》發表“悼詞”（《為二十世紀中國寫一份悼詞》、《為二十世紀中國文藝理論寫一份悼詞》）這份“悼詞”並沒有多少沉重的哀痛，倒是滿懷著橫掃千軍的批評的快意。“在這個叫二十世紀的時間段裏，我們能找到一個無懈可擊的作家嗎？能找到一種偉岸的人格嗎？誰能讓我們從內心感到欽佩？誰能成為我們精神上的導師？”“很遺憾，我找不到。”“那些在各種各樣的文學史書上流光溢彩的人倒是應當感到汗顏，他們應當羞愧而死。”緊接著，素來不懼“流氓”之名的王朔又將他特有調侃“肆無忌憚”地對準了魯迅。“阿Q講過：尼姑的光頭，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麼？對魯迅，我也這麼想。”這些似是而非、漫不經心卻又火藥味十足的議論造成了中國文學批評界迎接新千年的第一幕景觀。
無論是王朔還是葛紅兵都顯然無意在自己的“批判”中建立一種學術的嚴肅，他們所要呈現的與其說是立於世紀這之交的深長曆史的反思，還不如說是一種即時的情緒或特殊的心境，如果我們仍然要將它們納入到學術批評的範圍之中，那麼首先需要討論的恐怕就不是其中的具體觀點而是支持著這些觀點的學術標準。世紀之交，我們發現，發展了一個多世紀的現代“學術標準”似乎還真的存在問題！秦弓《學術批評要有曆史主義的態度》、吳中傑《評一種批評邏輯》、李潔非《文壇怪景：罵的流行》等京滬學者的回應都不斷提醒我們注意“標準”的問題。不過，值得注意的還在於，以上這幾篇來自知名學者的回應都無一例外地見諸於報端（而非嚴格的學術雜誌），這種回應方式本身仿佛倒是對於那種貌似學術問題其實不過是的“新聞性”的社會現象的最好的回答——90年代的“批判”的熱鬧不時都帶著極強的世俗化市場化的自娛追求，到底與80年代的“反思”與“批判”有了太多的差別。
在北京、上海等地就王朔言論召開的“魯迅熱點問題”研討會上，我們也聽到了類似的聲音，除了討論“學理化”和應有表態之外，更多的卓有成就的魯迅研究專家都體現了一種令人稱道的冷靜和睿智，“這些意見的發表，是正常的思想現象。問題在於，怎樣用平常的心態，來對待這些通向認識真理道路上的質疑”、“過分計較那些意見言辭不恭的外表，會造成對真理認識的阻塞。”“新時期以來確確實實有好多對魯迅不滿的言論，甚至有的言論充滿了明顯的敵意，但我認為，這都是一些過渡性的現象，不會構成統一的潮流，也不會有持續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非議魯迅這現象的出現，也許是學界環境正常化的一種表現。”畢竟，如果有人在學術話題中尋找世俗的自娛和表達，那麼我們又何必以情緒性的“捍衛”來重蹈這些“市場運作”的陷阱呢？將他人的自娛自樂與我們自己的學術事業劃分開來，這種冷靜不正是迎接新世紀的成熟嗎？我以為，從80年代的魯研界馬克思主義之爭、《青海湖》事件所引起的騷動到世紀末王朔、葛紅兵“批判”下的冷靜，中國現代文學界在調整自己的學術位置方麵已經獲得了足夠的經驗。
文學史的討論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在冷靜中走向新世紀，這一年，繼續進行著“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與編寫的話題，且多有紮實的成果，顯示了世紀之交的學術理性的高度。
近年來，藉著各種文學史觀念的嬗變和國家教育部對教材改革的推動，各種版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20世紀中國文學史”著作陸續問世，一係列有關“文學史”研究與編撰的筆談、專論和學術會議也頻頻出現。朱棟霖以“經典的流動”闡釋了新文學經典標準變化的可能性，從而為文學史的不斷“重寫”尋找了基礎。“文學史研究的任務就是遴選經典，詮釋經典，闡發文學史發展的規律。而經典是流動的。每個文化時代有自己的文學經典，不同的時代認同不同的經典。”“流動的經典隨時代而嬗變，正如曆史在不同時空中流動。因為遴選經典，評價經典的標準是流動的，隨時代文化思潮的變遷而流動，並無一個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固定的評價標準。”楊劍龍反對“拘泥於某一種視角與標準”，他認為，過去我們“對於文學的評價往往出現一些偏向，常常注意對於再現性寫實作品的肯定，而忽視對於表現非寫實作品的評價，常常注重對於具有啟蒙意義純文學作品的肯定，而忽視對於具有娛樂作用通俗文學作品的評價；常常注重對於大眾化作品的肯定，而忽視對於先鋒性作品的評價；常常注重對於理性化作品的肯定，而忽視對於非理性作品的評價”。新文學史研究的“評價標準”問題成了這一年5月在重慶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八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之重要議題。與會者普遍認為新文學史的“評論標準”應該是開放的、多元的、個人化的，同時這種標準之間也應該形成對話局麵。
《福建論壇》2000年第4期推出了由朱壽桐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學學術規範筆談”，朱壽桐、汪應果、朱德發、朱棟霖等人針對中國現代文學評價標準或學術研究現狀等問題發出了“亟待建立學術規範”的呼籲。較之前麵所述的那些“標準”多元化的主張，這一組筆談傾向於以相對明確的“規範”來救正目前已經存在的某些研究混亂的學風，汪應果質疑了“主編製”的學術著作，朱壽桐論及了學術研究中的“強詞奪理”現象，朱棟霖為研究生學位論文水平下降而憂慮。顯而易見，“學風”問題的出現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90年代學術界的浮躁，它雖然不能掩蓋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在不斷成熟中走向新世紀的主流，但畢竟已經成了活躍於當今學界的一股不可忽視的潛流，聽任它的滋生蔓延，必將嚴重破壞我們賴以生存的學術事業，因此，一位嚴肅的學人不僅應當貢獻自己的學術思想，而且同樣有義務來清潔基本的學術環境。
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編撰的一些基本問題在2000年3月海口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研討會”中得到了集中的討論。與“評價標準”問題的相對寬容的態度相一致，龍泉明分析了文學史多種並存的可能性，周曉明主張以“現代中國文學”取代“中國現代文學”，以賦予這門學科更大的開放性、包容性、過程性與現實性，張福貴論述了文學史寫作的“人類性和個性化追求”另外，董健、逄增玉等人則反駁了近年來一些理論主張（諸如反理性、反啟蒙、反現代）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幹擾，強調要充分重視現代文學的成就，強化“現代性意識”，這顯然有利於清理和維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陣地，使之不致於在所謂“多元”的包容中喪失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
高遠東、王攸欣在認真思考近年來文學史寫作重要演變基礎上提出了具體的建設性意見。高遠東分析了自80年代以來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先是“向內轉”繼而又“向外”突圍的曆程，他認為這一演變過程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一係列的重要問題（諸如“重估現代性”、“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近代”、“當代”三分法的傳統分期），而現在有必要從“內”“外”的張力中尋找現代文學的本質，以確立現代文學史的科學思路。王攸欣從創造性、開放性、多元性、敘述對象、敘述語言、敘述方式等方麵闡述了關於文學史教材的建議。
在海口研討會和在以後整理發表的論文裏，王富仁就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提出了自己獨特的意見，他認為，“要清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中的問題，必須弄清楚一些基本的觀念”，針對目前對文學史編寫的高度重視，王富仁卻提出現，當前在其實更像是一個“批評與史論”的時代，對於“史”，“不可輕看，但也不必特別看重它，”“對於文學史家，文學觀念的問題根本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他依靠的是自己對曆史上的文學作品的實際感受，不是依靠的理論”。
這一年的3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錢理群兩年前編就的文集《返觀與重構》，這是作者多年來對“文學史研究與寫作”的心得，其中既有對現代文學史學科開創人王瑤先生治學成就的總結，也有自己多年來的文學史研究的回顧，還有“從現代文學史整個學科研究實踐中去思考具有前沿性的理論方法問題”，與前麵所述的那些相對抽象的文學史理性反思不同，錢理群力圖在這本文集中呈現自己在一些具體的文學史研究與寫作問題上的思路與方法，以豐富的文學史研究的實踐來揭示蘊含於其中的規律性的東西，正如作者所說：“我並不奢望構建理論體係與模式”，“但又確實期望提出一些能引起人們思考的命題，以為後來者的理論建構提供或許有用的斷磚片瓦。”
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研究
盡管有的學者在反思“20世紀中國文學觀”的時候，對“從文化、思潮、技術和材料等角度對文學的觀照”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我們應當承認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宏觀研究在2000年仍然較多地集中在文化與文學的關係上。
中外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是80年代以來的一個持續不衰的論題。世紀之末，中國學人在繼續深化這一課題的時候已經不再滿足於那些空疏的中外文化比較，而是努力於開拓與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形態相適應的具體的文化現象，如羅成琰、閻真對儒家文化討論，梅雯對家族文化的討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朱曉進對“政治文化”的思考，他連續發表了《政治文化心理與三十年代文學》《“遠離政治”：一種對“政治”的姿態》等論文，對政治文化語境之於三十年代文學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考察，據他分析，濃鬱的政治文化不僅在當時形成了一種普遍的閱讀期待，從而在創作及出版方麵都牽引著那些反映時代麵貌的文學，而且也同樣對那些試圖“遠離”政治的作家群施加影響。朱曉進提出“政治文化”這一研究視角為考察深受政治文化影響的20世紀中國文學的開辟了新的天地，相信在未來的幾年中，還會有更紮實的更深厚的論著問世。
由錢理群主持並已經開展有日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大學文化”研究在今年推出了黃延複的《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姚丹的《西南聯大曆史情境中的文學活動》，它們和1999年5月出版的王培元的《抗戰時期的延安魯藝》一起初步展示了這一課題的實績。現代高等教育不僅培育了一大批的現代作家，而且大學校園這一特殊的生存環境也直接影響了一大批的生活於其中的眾多學院派文人的情感與思維方式，深入研討大學文化與文學的關係，將可能更加準確地揭示作為時代精英的知識分子群體的特殊精神追求，以及大學文學教育在文學發展及整個現代文化發展中的特殊作用，雖然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傳統曾一度被批評為“外部研究”，但像“大學文化”這樣的文學“外部”我們的確又知之不多，因此，黃延複、姚丹、王培元幾位論者在各自的研究中都盡力為我們發掘了大量的原始資料，他們的論著都“特別重視曆史細節的運用，重視日常生活的再現，在曆史的敘述中追求報告文學式的現象感”，在細膩的描述中自然地融入論者的分析和理性的智慧，這樣學術方式也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此外，論者對於“校園文化”的複雜性的把握也值得我們注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現代中國，大學校園實際上並不是一處自我封閉的獨立的精神天地，烽火連天讓西南聯大無法安居於西南邊陲，紅色延安的意識形態不斷完成著對魯藝這一特殊大學的全新塑造，姚丹注意到了“走出院牆”的事實，王培元注意到了魯藝對毛澤東講話的接受與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