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是為了再一次出發。如果我們把1979年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成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創辦作為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現代詩歌研究在新時期全麵展開的標誌，那麼15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首無限曆史長河的這一段有限的航程，除了感歎和欣慰，被一再掀起來的其實還是再一次“出發”的欲望，特別是，每當我們在反省當中隱隱感到，15年來的中國現代詩歌研究在它的繁榮景象背後也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失之時，我們“出發”的衝動就愈加強烈了。
返回，再出發。在對15年的對照和對未來的猜測中，一個感覺在我心裏越來越強烈了，這就是“走向現代詩歌本體”是多麼的重要而且迫切啊！進入本體性的研究，這既是15年來現代詩歌研究給我們留下的經驗，同時更應該在未來的歲月中成為我們一種清醒的而自覺的理性目標。因為，我們開始注意到，隻有進入“本體”的研究，才能更好地與我們的研究對象——那些並不完全成熟的現代詩歌對應起來。
還曆史以本來麵目：關於一個口號的辨析
顯然，當中國現代新詩伴隨著整個中國文學在“撥亂反正”、“實事求是”的時代大潮中重新進入到我們的學術視野時，沒有什麼“走向本體”的要求，那個時候，人們談論得最多的話題還是“還曆史以本來麵目”。“還曆史以本來麵目”拉開了新時期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序幕，而現代詩歌研究又最迅速最積極地實踐著這一口號的要求。乘著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60周年的感奮，我們試圖重新評價新詩史上“首開風氣”的胡適，“重讀”徐誌摩，接著是“重新認識”新月派，再接著便是象征派、現代派、七月派、九葉派等等，一些有所忌諱的話題被提了出來，詩歌研究中“左”的流毒不斷受到清除，在“主流”、“支流”、“逆流”的豐富景觀裏，“主流”似乎亦能寬容若幹的“支流”，即便是“逆流”，也並非一無是處。於是，“曆史”軀體上的斑斑汙跡被洗淨，它的“本來麵目”呈現了出來。
但我認為，作為學術研究的口號，“還曆史以本來麵目”並不等於是我所謂的“走向詩歌本體”。
所謂“本體”，指的就是存在著的事物“本身”。這一術語借之於西方詩學，在西方哲學裏，它因康德的應用而聲名大噪，後來又幾經內涵上的“翻轉”變遷，在本世紀中期被新批評大家蘭色姆引入到文學（詩學）批評的領域。從此，“文學本體”、“藝術本體”、“詩本體”就廣為流行了。韋勒克、沃淪的《文學理論》就認為“藝術品似乎是一種獨特的可以認識的對象，它有特別的本體論地位。”在新批評家們看來，“本體的研究”就是要關注詩歌的內在元素，關注詩歌作為語言藝術產品的話語特征。不過，我還是想擴充一下新批評所謂的“本體”範疇，我認為，中國現代詩歌在其發展過程中麵臨的問題是極其複雜的，僅僅從語言結構的角度其實並不利於研究者的闡述，而且還可能因此而掩蓋了其他的問題。於是，我所說的“本體”包括了現代詩歌審美意識的生成發展，文化屬性的存在，以及語言模式的特征等，包括了詩歌作品，也包括了詩人和詩史，隻是我們主要應當從詩歌藝術、詩歌文化自身的演化中加以認識和說明，而不是簡單地從客觀社會生活角度來尋找動力，“本體研究”也不是要從根本上否定詩歌作為意識形態產品對客觀社會生活的“反映”，而是標誌著一種學術研究的“自覺”，是文學研究，詩歌研究在新時期以來深化發展的結果。
作為口號，“還曆史以本來麵目”顯示了一代學人對長期以來“以論代史”流弊的痛疾之情，這裏的意義自不待言。不過，可能又恰恰是這一口號泄露出了至今還影響著我們思維的一種對曆史的“純客觀”性的執迷，我們自覺不自覺地相信了“曆史”有著一個完全獨立於“主觀意誌”的“本來麵目”。事實上，批評家的個性氣質同他的研究對象纏絞在一起，這幾乎就是別無選擇的，“曆史”如果不關聯著今人的命運和境遇，個性與追求，那它也就沒有了研究的價值。一位對中國現代社會諸種弊陋痛心疾首的批評家似乎很難將新月派和九葉派等量齊觀，在徐誌摩與穆旦之間，他的情感必然會偏向穆旦；同樣，所謂“純客觀”的曆史隻能存在於不複出現的“過去”，曆史一旦進入我們的研究領域，就必然麵臨被刪減被整理的命運，“純客觀”也就成了虛妄，一部中國現代詩歌史寫不寫李金發，又如何來估價穆旦的分量，這是至關重要的；新的材料的發現也會改變曆史的麵貌，而“發現”所需的慧眼又往往來自研究者主體思維的調整。當我們深感西方詩歌對中國新詩的啟示意義時，《女神》與《草葉集》的聯係就格外地引人注目，而當我們重新意識到傳統文化對中國新詩的“規範”作用時，《女神》與屈騷，與楚文化的原型意象的聯係又敞現了出來。這都說明，走出“純客觀”迷信的時候到了。“走向詩歌本體”就是對“還曆史以本來麵目”的反撥性深化，它不再執著“純客觀”而是在尊重基本史實、尊重藝術自律性的前提下，加強著研究者的主體性，努力拓展研究的思路，多角度、多層麵地立體地呈現現代詩歌的曆史存在。在強化主體性和肯定對象的自律性方麵，它進行著“雙向的運動”。實際上，也隻有強化研究者的主體性，才可能真正“進入”研究對象自律性的存在本身。
但是，我們還得返回頭來繼續肯定“還曆史以本來麵目”的曆史意義。因為，可以說正是它為15年的詩歌研究奠定了基礎。沒有它為我們解除極“左”政治的壓力，整肅學術研究的環境，以後的更深入的學術探討也是很難展開的。我們注意到，在“本體研究”這一理性目標尚不完全自覺的時候，我們的研究者也正是在那樣一個並不十分確切的口號的召喚下開始他們日漸深入的研究活動的。那麼，在我們今天的“斷想”中，為什麼要首先突出“走向本體”，進行“本體的研究”呢？我認為，這一新的口號主要不是對舊有口號的否定、批判，而是標識出一種新的研究的姿態，我們試圖從學術自覺化的特定角度出發，對15年來現代詩歌研究中那些卓有成效的成果作一番新的總結，一種力圖“指向未來”的總結，我們將竭力突出這些研究成果中“指向未來”的因素，並由此而提出對未來的種種猜測。個人與集團，部分與整體：關於我們的研究對象我們的“斷想”先從研究對象談起。
眾所周知，詩人、詩派、詩史這是中國現代詩歌研究的主要對象。研究者如何把握自己的研究對象，如何理解和處理這些對象之間的關係，應當就可以衡量學術自覺化水準的高低了。當我們還普遍趨向於把它們置於現代社會鬥爭的框架內加以定位，或者所謂的研究也就是對具體的詩歌現象的單純描述時，都絕不能說是達到了學術探索的“自覺”，也就是說還不是進入“本體的研究”。在我看來，本體性的研究應當是努力“返回”對象的自律性與渾融性，亦即需要發掘各個對象自我存在的狀態和根據，需要有機地把握詩人與集團（詩派）、部分與整體的內在聯係，我們的闡述和說明不應周旋於對象之外，而應是對象內部的關係的自我呈現。
詩人、詩派、詩史的研究從一開始（1979、1980年前後）就存在，但是，能夠將這幾種對象自覺地聯係起來，作為中國現代詩歌自我構成、自我發展的基本，特別是對“史”的闡述能夠在詩歌基本元素互相作用與轉換的程序裏進行，卻還是出現在80年代中期前後。李俊國《新詩曆史的演進》一文是本體研究意識較早覺醒的一個代表。該文認為：“如果將現代新詩的發展完全等同於現代革命史的運行步驟，顯然地，忽視了事物運動的特殊性，”雖然該文的一些具體論斷也還可以再討論，但是，這種努力尋找新詩運動“特殊性”的意向卻分明標誌著一個新的研究時期的到來。從1984年前後直到今天，我們已讀到了唐祈《論中國新詩的發展及其傳統》等多篇論述，這些論述都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中國現代詩歌自身的探索曆程做出了獨立的解說。而一旦我們的解說回到了現代詩歌生存發展的內部，把種種的客觀社會意義“返回”到詩歌自我生長這一意義上來重新認識，那麼，詩歌運動的種種流派、思潮就將從機械的社會鬥爭模式中掙脫出來，眾多的派別之爭就更能顯示它們作為藝術探索本身的規律性，比如，“20年代新詩人對初期白話詩的批評”就是為了“清理新詩藝術結構的內部要素”，“強調新詩的整體機能。”不同的藝術探索雖然此起彼伏，甚至前後否定，但又都有不容代替的成分。於是，詩歌的本體研究也能對諸種的“主義”之爭抱一個寬容的態度，比如，20年代的各派自由體詩都為新詩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寫景記事因素的增強，使白話新詩由嚐試初期的注重音節轉向詩句內部的組織結構”，“小詩的流行，加強了自由體新詩的哲理化傾向，也使自由體新詩的句法和章法因受到一定的約束而趨於簡約化”，“郭沫若對新詩自由體的發展，有特殊的重要意義”，“象征對自由詩體的影響，主要是觀念上的和手法上的。”
對詩史而言，“返回”到詩的自我生長就是要把曆史看作是由有獨立價值的種種詩藝探索在總體上形成的鏈條，對個體的詩人、詩派而言，“返回”卻又要把個體與整體的詩史背景結合起。隻有在前後左右的比較甄別的，個體的獨特位置才能得到確定。個體詩歌現象的本體研究與那些泛泛的生平過程介紹，空洞的思想藝術特點概括大不相同，其中灌注了研究者對詩歌史整體發展格局的深刻把握。回首15年來的“個體”研究，我們看到，已經出現了不少的富有啟發性的成果，這都是研究者“走向”詩歌本體的表現。如劉納對郭沫若詩歌的研究，駱寒超、楊匡漢、楊匡滿對艾青詩歌的研究，陸耀在對聞一多詩歌的研究，闕國虯、鄭擇魁、王文彬對戴望舒詩歌的研究，袁可嘉對九葉派的研究，孫玉石對李金發與象征詩派的研究，藍棣之對新月派、象征派、現代派及九葉派的研究，以及蔡清富對臧克家與中國詩歌會的研究等等。一些單篇的比較研究論文也值得一讀，如呂家鄉《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詩》，王培元《郭沫若、聞一多、艾青詩歌創作的愛國主義及其文化內涵》，龍泉明《詩歌雙重性格的展示，“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的凸凹》及《七月詩派與九葉詩人：在曆史與未來的交彙點上》等等。限於篇幅，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人們又越來越多地感到了近代詩歌、現代詩歌與當代詩歌的曆史性聯係。這實際上也就是說我們的現代詩歌又被當作了“整體”之中的“部分”，於是，“返回”詩的自然生長，“走向”詩歌本體也就意謂著我們有必要在與近代、當代的承傳演變過程中來把握現代詩歌。
在這方麵，劉納從近代詩歌出發所作出的“比較”特別的引人矚目，在《青春生命的感悟》一文中，她從心理年齡的比較人手剖析了“五四”新詩與辛亥革命時期進步詩歌的根本差別，那令人信服的論斷可謂是抓住了“五四”新詩革命的本質。辛亥革命時期的一代進步詩人“在輾轉苦辛與心理疲勞中幾乎損盡了天真”，“剛二十出頭就開始感慨中年哀樂”。而“五四”一代詩人則激蕩著青春的熱情，“即使儼然中年的作者也歌唱童真返歸的快樂”，“希望喚回未損的天真”。近現代演變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還有陸草《從“神的文學”到“人的文學”》和龔喜平《新學詩·新派詩·歌體詩·白話詩》，陸文開掘了近現代詩歌演變中的哲學意義：“這次詩壇的重要標誌之一又表現為佛學影響的明顯削弱和泛神論思潮的崛起。”眾所周知，大多數評論中仍堅持以“形式革新”與否來簡單區別近代詩歌演化，龔文卻第一次詳細地考察了從“詩界革命……五四”白話新詩的詩體漸次演變過程，將之劃分為“詩界革命”前夕的“新學詩”，“詩界革命”的“新派詩”，變法改良、民主革命時期的“歌體詩”以及“五四”的“白話詩”，從中，我們的確較以往更多地看到了詩體自身的漸變事實，而並非如傳統所說隻有到了“五四”才出現了“形式革新”。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現代詩歌向當代詩歌的演進，我們卻得之不多。涉足當代的現代詩評家似乎對新時期以後的新詩運動更感興趣，對當代詩歌“超越”現代的種種新詩潮更感興趣。人們還很少思考在現代詩歌史上的種種藝術經驗是如何滲透到當代詩歌，並在其中得以改造和發展的。比如有些東西一度是加強了，如格律化與歌謠化，有些東西是再造了，如浪漫式的激情。拋開當代曆史的政治因素不談，詩藝自身的演化規律也值得我們深究。而且，從當代發展這一角度來談，有些藝術深層結構的因素可能才看得清楚。這就是說、研究現當代的“演進”也將反過來有助於我們對現代詩歌的特質的認識。評論界對這一問題的某些冷漠，反映出了我們對現代詩歌曆史形態中屬於20世紀的某些更具規律性、普遍性特質的忽略，在這個時候，人們似乎又脫離了現代詩歌本體。
當然，在史的研究中脫離詩歌本體的行為又並不僅僅於此。閱讀15年來的一些現代新詩研究，我仍然不時感到深深的遺憾。不少的詩人、詩派與詩史的論述，還繼續停留在最簡單的史料陳述上，生平的交代、泛泛的思想藝術歸納，詩人與詩人難以區別，詩人在詩派、詩派在詩史中形象模糊，個體與群體，部分與整體缺乏內在的聯係，閱讀這些論述，實在無助於我們建立起一個完整的曆史形態，無助於我們對新詩的內在本質的把握。
主題思想、情感特征與形式追求，這是走向詩本體的三部曲
對詩人詩派的曆史地位的考察，對詩歌發展的內在脈絡的清理，都必須立足在一個最基本的層麵上，這就是詩歌作品的解讀和闡釋。回顧15年來的詩歌研究，我認為，我們對新詩作品的解讀比較清晰地呈現為三個發展階段，主題思想、情感特征與形式追求，這三個發展階段實質上又代表著人們對詩本體由淺入深的探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