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變》是劉納先生的近作，也是我近年來讀到的最好的現代文學史論著之一。它帶給我一種久違的閱讀的快感，那份重返曆史的欣喜，那份學術真知的激動。興奮之餘，我也生發了更多的思考：究竟什麼是曆史的“還原”，什麼是曆史的“意義”，學術活動應有的意趣和魅力在哪裏？
這些問題都是在90年代以後引出了許多的議論，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正反映著我們當前文學史研究的重要思路：倡議“曆史還原”，強調“學術規範”。不過，有一個事實卻也撼動著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陣地，那就是學術思潮的新變又經常伴隨著對“五四”、對新文學傳統的激烈的批評。這種撼動與其說對我們新文學的“安身立命”構成了莫大的威脅，倒毋寧說是帶來了許多學術的困惑。一方麵，學術自身的發展注定了它必然要對一切曆史現象進行持續不斷的闡釋和“重估”，我們畢竟不會永遠滿足於“五四”（哪怕它是一個古希臘式的美夢），我們都得走向新的世紀以至更遠更遠；另一方麵，當前呈現在人們麵前的“還原”對“五四”的清算卻又每每是以犧牲曆史事實的豐富性為前提，而且滲透著或隱或顯的情緒化色彩，這樣，原本是理直氣壯的曆史重估就不得不讓人疑慮重重了——這就好像支持著這些清算活動的後現代主義中國版給人的印象一樣。
那麼，沿著曆史主義的“還原”之路，我們應當如何行走，當代學術的理性之光究竟應當照耀在何方？我以為劉納先生的《嬗變》可以給人諸多的啟示。
《嬗變》後記告訴了我們一個特別的事實，這部充分代表了90年代學術前沿的論著竟然“開始於1984年”，並且“1986年起就陸續在刊物發表了大部分章節”。80年代中期，那是一個文化激進主義的年代，對“五四”的頂禮膜拜幾乎就是不假思索的。那樣的一種意識形態氛圍是如何誕生了本書的冷靜、理性和超越“五四”“神話”的嶄新構想？
其實，沿著個人獨特藝術感受的方向從容地推進自己的研究，置任何外在的浪潮於不顧，這正是劉納的學術個性。正如樊駿先生所總結的那樣，她的著作總是“娓娓道來，瀟灑從容。她長於描述，能將複雜的問題梳理清晰、剖析分明；在敏銳的藝術感受與雅致的審美品味中，包含著對於一些重大問題的獨到見解”。《嬗變》描述的是“辛亥革命時期至五四時期的中國文學”，十多年來，劉納圍繞這一課題作了大量的鋪墊、準備和梳理，從編選“清末民初文人叢書”、仔細盤點這一曆史階段的文學遺產到解讀、闡釋近代女性作家的《顛躓窄路行》，她是如此有條不紊地走在自己既定的軌道上。
正是這份從容讓劉納以“五四新文學”論者的身份出現於學術界卻又自如地超越了研究對象的話語陷阱，在80年代的啟蒙大潮中釋放熱情卻又對啟蒙話語本身保持著清醒的審視。在這個意義上看，《嬗變》最根本的價值其實還不是“填補研究的空白”（在學術“繁榮”的今天，有時候“填補空白”也會墮為某種取巧的代名詞！），而是標誌著一種新的“近代一五四”文學史觀的成型。在這種新的文學史觀念中，近代文學不再是作為五四高峰的反襯，五四文學也不再以光芒萬丈的神聖而暗示著後繼者的卑弱與闡釋者的稚嫩，它們都不過是曆史發展這條永恒的螺旋線條上的一個環節，它們都不過是中國文人在特定時代的精神結果；近代文人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無能，可以被我們居高臨下地隨意臧否，而五四文人也不都是那麼的高不可及，剖除那些人為的油彩，新文學的“貧瘠”便赫然在目了。通過對大量的原始材料的掌握和分析，劉納為我們貢獻了一個驚人卻又極具說服力的結論：五四新文學實績貧瘠，而當時大多數的作者又都才情薄弱、缺乏更多的文學修養。
這份從容也讓劉納在90年代的“前沿”思想嚴格區別於時下某些躁動著的“新潮”。同樣是超越五四的“神話”，劉納完全沒有那種“現代性”質疑者的潛在焦慮，她既不癡迷於“現代性”神話，也顯然更不迷信於“後現代性”神話或者其它任何一種暫時不被稱為神話的神話（在這方麵，主持叢書審視過中國後現代文化的她是有發言權的），她所感興趣的僅僅是曆史的“故事”，是曆史過程中各色人物的精神狀態，她所想做的主要還是觀照和敘述，再現曆史的悲悲喜喜。既然不想刻意顛覆什麼權力話語，那麼她便無甚焦慮，她對五四神話的消解也僅僅是出自於個人對曆史的慧悟，而消解了神話也並不就意味著她要為自己構築話語權力的基石，她不過是道出了一些長期為人們所忽略的事實罷了。這裏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仍然是“從容”，因為從容，劉納所呈現的“新見”便不是粗大雄健、咄咄逼人的，它有的是細密與深刻。她告訴我們：“在五四新文學發難時，先驅者並未全盤否定‘古典’，並未斬斷與既往文學曆史的聯係，他們所要決絕地斬斷的是與‘今日’文壇的聯係。”她又發現，“在發難者引導下站到新文學營壘裏來的年輕的五四文學作者們，卻並沒有以那樣強硬的、決絕的態度去批判傳統文化”。這樣的敘述顯然有別於後現代論者對五四的粗魯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