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曆史主義的“還原”？在我看來，像《嬗變》中所體現的這種立足於個人慧悟的從容描述便是對曆史的很好的還原。當晚清遺老、辛亥英豪、五四先驅及其他後繼者都因論者的慧悟而確立了各自生存的“理由”，當黑幕小說、鴛鴦蝴蝶派、新文學、舊體詩詞都不再構成簡單的對立關係，當進步/倒退、革命/保守不再成為文學史敘述的惟一模式，那麼讀者便被寬厚的論者引向了一個相當開闊的曆史場景中，在這裏，人與人、流派與流派、藝術與藝術之間的許多微妙而複雜的關係便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細致耐心的剔掘。每一個新近介入的研究者都相信自己比前人更客觀更真實地還原了曆史，而事實上隻有那些以廣博的心境“包容”了更多的曆史現象，並且為這紛繁複雜的現象梳理了更多的生存理由的努力才是真正的有意義的“曆史還原”。
由此我也想到，那些自詡突破了“二元對立”、對五四新文學大加責難的後現代論者之所以未能還原曆史的真實，就是因為他們的闡釋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曆史運動的景觀。當他們竭力通過後現代性/現代性的對立來排擊五四啟蒙主義之時，我們的曆史事實上是在一種新的二元對立當中變得簡單和狹窄了，而這種對立與過去我們所熟悉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對立其實並無多大的不同。
歸根結底，“還原”是思維方式的調整，是研究者對於傳統積澱形成的各種二元對立思維的真正的突破與超越。同時，這種還原所要求的“學術規範”便不是對主觀色彩與個人感情的簡單拒絕，因為，任何學術研究都不過是個體麵對曆史的自我發言，而所有以“客觀”、“公正”為期許的發言都不可避免地烙上了鮮明的個人印跡與主觀色彩。沒有個人，沒有主觀，其實也就沒有了文學研究本身，在這裏，所有的書寫著的曆史都不可能是曆史“本身”，所有的還原也都不可能是絕對客觀的再現。關鍵在於，經由我們各自“主觀”的解釋，曆史的豐富性獲得了相當的保存，而來自不同研究者的類似的行為便在總體上擴充著“過去”的價值。還原“過去”，畢竟還是為了“今天”，脫離開“今天”的智慧與情感，其實也就沒有了“過去”。《嬗變》的從容寫作是嚴謹的、冷靜的，充滿了理性的光彩，也相當符合90年代我們對學術的“規範”。然而同樣耐人尋味的是，這絕不是一部刻板、僵硬，隨處以“學術”為標榜的著作，劉納顯然無意炫示所謂的“學養”與“學識”。書中包容著大量的新鮮而原始的材料，充分證明了論者的學術操作的功力，然而與這些數量驚人的材料相比，劉納的智慧和情感分明更加的引人注目。這裏處處蕩漾著她的機警的會悟、靈巧的構想和溫暖的情感，所有的學術性的“堅硬”都融化在了心靈流動的活水裏，所有的邏輯都伴隨著論者的情感潮汐。關於近代文學的“女性形象”與“女性寫作”，關於五四與辛亥的文學比較：從心理年齡、文學意象到審美境界，關於五四“巨人”的“名人”本質……感動了我們的都不是僵死的材料而是論者那搏動的心靈。是的，劉納是寬厚的，但寬厚並不意味著放棄個人的價值標準。劉納的《嬗變》充滿著對曆史“嬗變”的渴望和激賞，也包含了對“重複”與“遲鈍”的感慨批評。有意思的還在於，論者甚至還有意流露著自己麵對曆史的種種複雜情感，她超越了“神話”，但依舊保持著對文學的世界性進程的認識；她宣布了五四文學的貧瘠和作家才智的匱乏，但又毫不掩飾自己從內心升起的對這一貧瘠而神奇年代的由衷的緬懷和向往。在這些地方，論者曆史敘述的從容和優雅與那種動人的情感互相滲透、互相包裹，令人沉醉，令人著迷！
其實，所謂曆史的“意義”也就在這裏，而所謂“十年磨一劍”的深長而綿密的學術欣悅也正在這裏。劉納的《嬗變》是十餘年自甘寂寞的結果，但寂寞卻促成了理性與激情的更為深刻的結合。在各種各樣的“主義”與“規範”之外，她自如地穿梭往返於理論建構與藝術妙語之間，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原本無意“解構”什麼，“還原”什麼，但事實上卻更為深刻更為切實也更為動人地“解構”了傳統文學史研究的陳積，呈示了曆史的豐厚與完整。
世紀之末的文學史研究乃至學術史的發展都應當從《嬗變》中獲取更多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