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天，程老漢還沒成為老漢，20歲，剛從地處南平市的一座隸屬於福建省廣播事業局的電台轉發台調到福州，任省電視台值機員。不過，省電視台的機房我這值機員一天也沒進去過。當時正鬧運動，是“文革”後的運動，清查批鬥所謂“四人幫餘孽”的運動。局機關就把我們這一批新來乍到的年輕人留在局機關，負責監管“清查對象”。
分配給我“監管”的是福建人民廣播電台副台長老李，他的罪行之一是泄露國家機密。啥機密？王張江姚四人幫被抓了。
30多年後，我的同事、鳳凰網副總裁喬海燕的回憶文章講他當年最早獲知“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是通過“偷聽”美國之音：“到了（1976年）10月8號，還是在半夜，美國之音突然中斷正常節目，開始播出‘據北京消息靈通人士提供’的消息，說江青、王洪文、張春橋等，已經被逮捕。第一次播出沒有提姚文元。又隔了一會，到第二次播出時，就加上姚文元。提供消息的人好像還很知情，說‘從汽車裏一個一個核對’。”
作為福建人民廣播電台分管新聞的副台長，李先生大約有著“收聽敵台”的職務便利，不用像喬海燕那樣“偷聽”。
但問題在於收聽之後怎麼樣。
當年，中共中央正式對外公布這個消息，是1976年的10月14日。老李從美國之音那兒聽到這個消息時，早於這個日期。這不要緊，工作需要嘛；要命的是老李按捺不住，把這個消息悄悄傳播出去了。
這難道是個問題嗎？——端看誰來判斷，政治的是非從來都沒有客觀標準。
1977年秋天，四人幫倒台都一年了，老李還因為傳播四人幫倒台的消息而被列為“四人幫餘孽”而遭清查，被軟禁在福建廣播事業局的辦公樓裏。在奉命負責“監管”他的20歲的程鶴麟看來，這事非常不可思議。
多年之後我回到這個地方工作，漸漸了解到，老李之所以被清查，除了當年人們喜歡上綱上線喜歡整人的慣性使然，還有派別鬥爭的原因。那年頭，人們常借此起彼伏接踵而來的政治運動收拾自己的職場對手。老李的對手們指出，李違反工作紀律，傳播敵台消息，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我“護送”老李出席過幾次小型批鬥會（在會議室內舉行，規模小，挨批的老李可以坐著），發現批鬥者都刻意不提老李傳播的是什麼內容，反正你傳播了美國之音的內容就是不對。
當時國人的思維邏輯就是這樣，就算美國之音說一句“人要吃飯”，也不能傳播。
監管清查對象，這個工作是這麼做的：跟他同住在辦公樓臨時騰出來的房間裏，同睡（一人一張床），同吃（一同到局機關食堂吃飯）。
周日，李太太會來送衣物讓他換洗、送點心給他打牙祭。記憶中李太太身材嬌小消瘦，臉色蒼白還有點憔悴，眼神憂鬱。她每次把衣物點心送到傳達室，我到傳達室接過新送來的衣物點心，又將舊衣物和空飯盒交給她。送了幾次她跟我說，你讓我看看老李。我想都沒想就把老李領出來，讓他倆在傳達室說說話。
後來我又跟上麵提出，讓老李每周去澡堂一次。上麵答應了，要我“護送”著去，我也樂得一起去洗澡。於是到了周日，我們一老一少，從福州環城路（現在的白馬北路）省廣播局機關大院出發，步行二三十分鍾，到福州市溫泉路溫泉澡堂洗澡。
時間到了1977年的10月下旬，教育部宣布，恢複高考，全國範圍裏，一時多少蠢動。我也因為整天守著個清查對象無事可幹，聽聞此事也動起了參加高考的念頭。
當時，我和老李合住的房間裏，擺著一張辦公桌，供老李寫交代材料（交代罪行，檢討錯誤）。但他一個字都不寫，那桌子就一直閑著。征得老李同意，我占用辦公桌複習。
複習就該去聽聽課。當時全國各地都大辦高考補習班，為10年沒有高考的學生們惡補高考秘笈，我也想去補習班聽聽看。但我去聽課了，清查對象沒人監管怎麼辦？
我跟老李談了一次。
我：我想去聽輔導課，你不會趁我不在逃跑吧？
李：不會，我問心無愧我跑什麼？
我：你不會自殺吧？
李：不會，我清清白白不會自殺。
得，我聽課去了，放任老李一個人愛咋咋。老李夠意思，沒逃跑，沒自殺，乖乖待在那間小屋裏聽收音機看報紙，等著年輕的程鶴麟聽完課“回家”。
如今想來當時也真是膽大妄為無組織無紀律，這麼大的事，竟敢未經組織許可擅自做主。不過即便如此，如今想來我也沒有啥後怕，啥老李萬一逃跑或者尋短見的，憑我對老李的觀察，那樣的事真的不會有。
有個故事說，二戰後曾有個歐洲國家被一分為二，東邊的居民老愛往西邊那國跑，東邊的士兵奉命射殺翻牆逃西的本國人，有的士兵悄悄把槍口抬高一寸，放人一條生路。程老漢認為，自己也可以做到。
不過，我隻聽了一次輔導課就不再去了，因為同場聽課的同學水平參差不齊，陷在那樣的課堂裏反而糊塗。
為啥上廣院呢？老李建議的。
“文革”後福建省第一次高考是考前申報誌願。我對語言文字很有興趣，就想報中文係。老李使勁搖頭，說做文字工作容易犯錯誤，有個北京廣播學院（那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學校），那裏的新聞係攝影專業很不錯。
嘩，新聞係還攝影專業，不要太拉風了，就報這個專業了！當時每個考生可填報三個誌願，程鶴麟的第一誌願第二誌願第三誌願都是：北京廣播學院新聞係攝影專業。咋那麼有把握？其實沒把握，但我當時那份電視台值機員的工作挺好的，上得了大學就上，上不了就不上，沒心理負擔。也許就因為沒心理負擔，輕鬆過關。
就這樣，我跟語言文字研究者的程鶴麟擦肩而過，誤入電視傳媒，變成了電視人程鶴麟。
用現在的話來說，我參加高考很“低調”，全世界隻有老李一人知道。等到老爹老媽知道時，我已拿到北京廣播學院的錄取通知書了。
許多同輩都知道自己高考時各門功課的得分，但我不知道，我沒查過。當年是考前報誌願，考完我又拿到了錄取通知書，查分還得大老遠跑去高招辦，就懶得了。
跟1977級大學生有關的幾個數字：全國有超過570萬人參加高考，錄取將近27萬人，每百名考生錄取不到5人。程老漢看到網上有曾任福建省高招辦主任的林其天回憶錄，說“1977年恢複高考時，福建錄取率是6.9%。”你瞧，我是那幸運的6.9%。
老李被監管了好長一段時間。1978年3月我去北京上學後，換另一同事去監管他。老李後來對我說，那人對他不友好。
1980年，曾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的項南出任福建省委常務書記，曾任共青團福建省委機關刊物《福建青年報》總編輯的老李向項南反映自己的境遇。老李對小程說，“項南同誌了解情況後說：粉碎四人幫，奔走相告，何罪之有？”一句話為他解了圍。
老李後來官至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括弧，正廳級，括弧完。1989年冬初，上級研究如何處置犯了事的程鶴麟，李副部長說了句：“程鶴麟我了解，是個好人。”槍口遂抬高一寸。
出鏡是電視人的出路
1982年初畢業分配回福建電視台，在新聞部當記者。雖然在校學的專業是攝影，但我隻幹了一年攝影就改行當了編輯。一來我不擅長也不熱愛攝影，在廣播學院學了四年攝影，除寫過幾篇有關攝影的論文還算湊合，攝影操作方麵的成績真是不咋樣；二來在廣院學習四年，我深刻認識到，在電視台工作，必須擠到鏡頭前去被人拍攝而不是拍攝別人。
1983年5月，機會來了。按國務院部署，全國對國營企業進行以稅代利（利改稅）改革。我的中學同學陳小平，廈門大學畢業（1978級）剛到福建省財政廳辦公室工作半年多，找我探討在福建電視台宣傳利改稅。我說好，請你們廳長接受我一次訪問。經過一番請示、彙報、準備、搗飭，頭發梳理得油光錚亮的程鶴麟領著攝影師傅燈光師傅錄音師傅浩浩蕩蕩開往省財政廳，采訪代廳長周保淵，請他把國營企業利改稅的目的意義和實施步驟等等做一番宣講，最後做了個大約10分鍾的小專題播出了。
雖然當時的台長說起程鶴麟出鏡采訪這事語帶譏諷，但也沒有禁止。從那以後，我逮著機會就出鏡。
2011年7月10日，我突然在新浪微博上看到，有福建電視台的年輕人發了一張照片，是我二十多年前出鏡報道的電視截圖（見上圖）。這個年輕人好像還加了一句話，說是看到這個片段，他忽然就“淩亂”了。從我身後的火車來看，應該是那年福州火車從燒煤（蒸汽機車）改為燒油（內燃機車），我去做了個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