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優先。
在香港，“公交優先”的含義不僅是公共汽車優先占用行車道，更重要的是優先發展公共交通。
香港公路交通係統包括大巴、小巴、電車、出租車以及渡輪等，運客量占公交總運量的64%左右。
此外還有地鐵和往返深圳邊境的東鐵火車（紅磡→羅湖、落馬洲），高峰期不到一分鍾就有一班，舒適快捷準時。
公共交通發達而且廉價，90%的香港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降低了道路占用率。
交通擁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私家車過多，內地公交極差，沒有私家車寸步難行；但私家車越多，道路占用率越高，交通越加擁堵，惡性循環。而富豪雲集的香港，私家車僅35萬多輛，每千人僅50人有私家車，低於內地許多發達城市水平（當然也有人指出，內地城市私家車保有量數字水分極大）。
香港人不愛私家車的原因之一是：買得起養不起。
香港購車很便宜，一般人半年到一年的薪水就可以買一輛不錯的車，但購車之後其他費用很高。
香港是自由港，不征收汽車關稅，但要按車輛排氣量的大小征收相當於汽車價格40%—60%的“首期登記稅”。越高級的車登記稅越高。
還有：牌照費、保險費、停車費、隧道費、年檢費，等等，都高得驚人。
年檢費，6000港幣以上。
停車費，剛好一年前的數字（2009年6月），香港是亞太區內停車收費最貴的城市，在全球列第四高，每月平均停車費用為748美元。同期北京每月平均停車費用為146.70美元，約合人民幣1000元左右。
香港的汽油價格是內地的3倍左右，其中燃油稅占54%左右。而公交車享有免燃油稅優惠。
還有一係列非經濟因素，比如停車難，你開車兜上好久都找不到停車位的事情常常發生。
這就在很大程度上製約了私家車的增長，促使人們選擇公共交通；越多人選擇公共交通，公交企業就越有錢賺，公共交通就這樣良性循環發展，大大降低道路占用率，成為道路暢通的重要保障。
內地何時才能像香港一樣交通順暢？就看內地的公共交通何時有香港這麼發達方便——我估計至少還要30年。
好萊塢的政治發燒友（一）
目前好萊塢的頭號政治發燒友，當屬喬治·克魯尼，發燒的程度非常嚴重，2006年早些時候，曾盛傳他有意競選總統。
這位大帥哥是新聞記者的兒子，也曾當過記者，後來說是為了不跟老爹爭飯碗，改行當了演員。
眾所周知，新聞記者除了娛記，個個都以為自己是政治家，離開了新聞界，克帥哥的記者情結始終揮之不去，政治家的感覺竟日久彌真。靠著《急診室的故事》、《11羅漢》、《12羅漢》等影視作品，為華納為自己都帶來了滾滾財源，但他多年來的心願還是要拍政治電影，蒼天不負有心人，終於，《晚安，好運》（Good Night，And Good Luck）問世了。
猶如“四人幫”代表了中國的十年浩劫一樣，麥卡錫代表了美國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段時期。
上世紀中葉美蘇冷戰，美國人全體陷入沮喪鬱悶之中，人一鬱悶就喜歡玩政治，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利用美國民眾的鬱悶心理，發動了一場針對共產主義者的“文化大革命”，演員查理·卓別林，科學家奧本海默等名人都被指控為蘇共間諜，科學家艾瑟爾、朱利葉斯·羅森堡夫婦被送上電椅處死。根據20世紀末解密的文件，其時控製演員工會的裏根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總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和我們記憶中的那十年一樣，是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莫羅，挺身而出跟麥卡錫展開麵對麵的抗爭。《晚安，好運》就是再現莫羅同麥卡錫以及“非美活動委員會”的一段被寫入史冊的矛盾衝突。
莫羅同麥卡錫死掐的時候，還沒有克魯尼。作為新聞界的晚輩（雖然短暫而且中斷了，但好歹曾經是），44歲的克魯尼也隻是從資料裏看到過莫羅當年的光輝事跡。莫羅老師1953年導致麥卡錫下台的那次“See It _disibledevent=中央委員會。他們自己，他們的領導，他們領導的領導，全國的觀眾，差不多都這麼看。
於是，央視便負有勸服、教化、訓導觀眾的責任。
於是，央視便一方麵小心謹慎，生怕說了什麼不妥的，變得太像電視台不像委員會；另一方麵他們也擔肩自詡心懷壯，認為自己真理在手正義在胸，說話時，一股子一股子的凜然正氣往外冒。
“400萬的藏獒”播出之後，立即就有人在網上撰文附和，批評“長江二號”的主人和主人的奔馳友“張揚到了極點，空虛到了極點，無聊到了極點，膚淺到了極點”。（不過，批評文章全國僅此一篇；跟長嘯所讀的那篇加起來，一共兩篇。）
“長江二號”的新主人白白挨了一頓罵，連哼一聲都沒有——他們不知道主持人那一肚子惡氣打哪兒來的啊。
程老漢試著以高屋建瓴的口吻另撰一篇評論，不是彈而是讚。
“藏獒原產於我國青藏高原，是世界著名稀有大型狗，是世界上多種大型狗的祖先，其性情剛毅、忠誠勇敢、力大凶猛、威風凜凜，能牧駿馬牛羊、善解主人之意，能驅豺狼虎豹，越雪山高原，是牧民的忠實夥伴，有‘東方神狗’的美譽，被中國民間稱為‘國狗’，深受牧民和廣大養犬愛好者的鍾愛。一隻藏獒400萬，充分弘揚了祖國的狗文化。”
說實話，把“隻是一隻藏獒”表揚成這樣還真讓我覺得理不直氣不壯，最後一句更是別扭極了。
我不免自問：何苦來呢？
網友說程鶴麟老不正經
2006年2月份，我看鳳凰博客上，有網友說我老不正經，我想了想，覺得，一點不錯，我真的是老不正經。
我是媒體工作者，我最喜歡的當然是新聞自由。我剛到香港工作時，香港同事問我，認為香港什麼最好，我答：新聞自由。傳播是自由的，接受也是自由的，想說什麼說什麼，想看什麼看什麼。在香港，沒有人敢對任何一個成年人說，這個你不能看，那個你能看；沒有任何一個人敢在媒體上做別人的教師爺。
有一回，北京有雜誌朋友打電話問，你能不能看到美國ＸＸ周刊網絡版？我說能啊，在香港什麼看不到？殺人放火奸淫擄掠，媒體上全有，你全都看得到。
香港也有電影審查，是這麼操練的：不是由官員或者所謂的專家來決定一個電影的命運，而是由民間誌願者組成臨時審查小組（類似我們所熟悉的美國法庭陪審團），按照法律的規定提出分級意見，如果定為三級片，不是不準放映，而是限定放映範圍。
香港的政府隻抓電影院，電影院就抓觀眾。所以香港的電影院放映三級片時，門口收票的要檢查觀眾的身份證，看你是否年滿18歲；放電影之前，先放一個警告宣傳片，說本片不準18歲以下人士觀看，如果閣下未滿18歲請立即離開，否則由此造成本院的損失，概由閣下負責雲雲。
如果發行商想擴大放映範圍，就必須跟製片方商量，把影片中某些鏡頭刪除，如果製片方不同意刪除，那就沒轍，不過放映範圍太小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由製片方承擔，電影院不管。
所以，在香港，我是啥都看過，葷的素的，想看就看。不過我越來越不喜歡看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作品，因為太累，作者自己苦哈哈的，連累讀者，我可不想跟他們一樣活著，犯不上。平時工作就已經夠累了，不想跟那些焦大一起接著累。
我在工作累了的時候，常常上網看看成年人的網站，調劑調劑。你會說我老不正經，我隻好回答一句：何止老不正經，程老漢根本就是低級趣味。
順便說一句，寫上述文字之際，看到《鳳凰周刊》的一篇報道，講電影《藝伎回憶錄》可能不會在內地公映。當時輪值主持《時事辯論會》的劉慶東，心癢難耐，好想就這個電影可能被禁而辯論一下。不過，他自己講完又否掉了，因為，嘿嘿嘿……
其實我覺得，《藝伎回憶錄》不是被政府禁掉的，是被觀眾禁掉的。
我們都知道，片子還沒上映，內地網民已經沸沸揚揚批判這個電影，聲討章子怡。注意哦，片子還沒上映哦！
網民們主要的批判理由是，堂堂中國女演員，去演小日本的妓女（其實藝伎跟妓女不是一回事，但許多中國人注意的不是藝字，而是伎字，而且用的是女字旁的那個字），辱華，丟人現眼。跟三十年前中國姑娘嫁給小日本一樣不可饒恕。網民認為，章子怡應該拒演這個角色，不能為了名利而損害民族的感情和麵子。
在如此這般上綱上線之後，章子怡自己都已經有點吃不消了，如果再把電影放給大家看，基本上章子怡不要再做中國人了，還得搭上電影局負責審批的官員，啊哦，誰那麼傻？
2006年3月答鳳凰網
１．與鳳凰的第一次接觸
通過電話接觸。1995年12月底的一個中午，午飯前，我騎車路過福州市委大院的門外，準備去跟一夥酒肉朋友聚餐，這時接到大學師兄鍾大年來電，說王紀言老師命我趕到北京，為即將啟播的鳳凰衛視籌備節目。第二天也許是第三天，俺就去了北京，當天晚上就到了位於人民大學北門的鳳凰會館，就見到了鳳凰的創辦人劉老板以及他的戰友們，包括崔總和王老師。當時人大周邊還不像今天那樣繁華而混亂，出租車司機甚至不知道人大北門打哪條胡同拐進去，那天晚上我被司機拋在人大附中東門外昏暗的路口，是王雪員開車來接我進了會館。
歌曰：
千紅萬紫安排著，隻待新雷第一聲。
２．最想對老板說的一句話
鳳凰衛視對於全球華人的意義，不僅僅是傳播學上的。能夠成為鳳凰的一員，三生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