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行人走出“掛甲屯”時，悲痛的淚水和喜悅的淚水攪合在一起，堵住了每個人的喉嚨，誰也說不出話來。
大家在沉思，在明媚的陽光下沉思。
一個真正的人，一個為人民獻出一切的人，會被人民忘記嗎？
高尚的品質，堅強的意誌，無私的剛直，勇敢的風格，這一切，將被我們的民族所繼承。它將永遠保存在我們革命人民的品質中。這樣的人，則是九億人民的脊梁，中華民族的擎天柱！
遠處，圓明園的廢墟在陽光下裸露著殘破的身軀。一百年了，封建專製的罪證啊！你不要消失吧，讓我們不斷地看著你：記住那拉氏的繼承者林彪、“四人幫”，記住那位想當皇帝的女人。
民族悲劇，不能重演！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揮淚疾書於北京
§§懷念老舍先生
那一年，我在鞍山。有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給我出了新花樣。一是除去在我胸前掛上寫著我的名字、打了×的大牌子外，還叫我手舉一個靈牌，靈牌上寫著一個才被害死的共產黨員的名字；二是突然在這會上追問我和老舍先生有什麼勾結，為什麼他會送我一幅國畫。仿佛那是幅秘密聯絡圖。他們喊靈牌上寫的那個人的名字時叫我彎腰低頭替他接受鬥爭；叫喊“打倒反革命分子老舍”時也叫我低頭彎腰替他接受批判；我心裏一激靈，心想：為什麼要把老舍拉來和死者一塊批判？難道他也不在了？老舍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就是這樣猜到的！
在這以前，我曾聽說過造反派們對他的侮辱。以他的性格，這樣的結局並不使我感到意外。他死得很壯烈，使我也不感到太悲傷。隻是心裏空落落的，有一種無可名狀的冷寂。甚至對自己的遭遇也看淡了，心想：“老舍先生都這樣了，我之遭受非人待遇還有什麼可想不通？”倒是這兩年，看到許多絕處逢生的作家又為四化而拚搏，想起他來，由衷地有些悲痛了。我們失去了多好的一個作家，多好的一個老人哪。
認識老舍先生那年，我剛十九歲。是在北京市的“大眾文藝創研會”裏。這個創研會是個團結、改造章回作家和舊文人的一個群眾性組織，由趙樹理、康濯、馬烽、苗培時等解放區來的作家擔任領導工作。有陳慎言、陶君起（是否有還珠樓主李紅，已記不清）等老北京城內的章回、武俠作家和記者參加活動。老舍先生剛從美國回來，也參加了創研會，並成了解放區來的作家和這些職業文人之間的橋梁。他和這兩邊都有交情，都能過話。他穿著講究的西裝，說著道地的京白，三天兩頭在東單三條一間光線極暗的屋子裏談笑風生。為了引用一句唱詞他可以一口氣背下半段《劍閣聞鈴》或是《黛玉焚稿》。碰上對一件事有意見，又不便直談，他能即興說一段單口相聲式的笑話，讓大家哈哈大笑之後，悟出這裏另有深意。記得有位正在發紅的同誌寫了個劇本，雖然有不少人奉承叫好，明眼人一看就看出這作品是不行的。可這位同誌自視過高，又被捧得昏昏然，聽不得一點批評意見。於是討論這劇本時，大家都緘口不言。老舍說：“有悶著這功夫，我給大夥說個笑話吧。”他說有一個唱花臉的演員，專愛唱黑旋風李逵，戲癮極大，可玩意兒極糟，哪個劇團都不敢約他。他犯了癮就自個在家裏唱，唱了幾天，周圍的鄰居找到派出所，說他再這麼唱我們大夥都得搬家。我們情願捐獻一張月票，讓他天天上郊區唱去。派出所就以維持治安名義給這人下了個通令，隻許他上郊區唱，不許在家裏唱。他倒聽話，就帶著行頭，夾著板斧上西山唱去了。這地方雖然沒人管他了，可也沒人聽他的了，唱了幾天沒有一個聽眾，實在感到寂寞。
這天正唱在興頭上，遠處來了個過路的。他就唱得格外賣力氣。那人一看他耍著一對板斧，又唱又叫，以為是個瘋子，趕緊繞開想另找條路走。好幾天才碰上這麼個觀眾，竟然要跑，這演員急了，追上去抓住過路人的衣領問：“你是想死還是想活？”那人說：“好好的，我幹嘛想死呢？”演員說：“要想死你就跑，我一板斧殺了你，要想活你坐下，老老實實聽我唱兩段黑旋風，唱完放你走！”過路的說：“嗨，就這事呀？行，我還就愛聽戲，您唱吧，我決不走了！”過路的坐在路邊，演員就開唱。唱了一段，舞了一回，正要開始唱第二段，那過路的站起來說：“先生，我看您還是殺了我吧……”
大家聽了捧腹大笑，老舍繃著臉坐在一邊，等大家笑完，他說：“×同誌這劇本還是寫得好。那麼多人買票來看，沒一個是被人拿板斧迫著來的……”
那位同誌卻有所領悟，連說：“大家實打實說點不足之處吧……”
老舍對那些來自底層，自強自重的文藝工作者又是極熱情的。那一年正修陶然亭，要把它開辟成公園，老舍極高興。他弄個車把幾位作家、畫家、曲藝演員拉去參觀，參觀完有兩位曲藝演員說：“我們真想寫個段子宣傳一下這件事，可惜沒文化，編不好。”（記得一個是曹寶祿，另一位可能是魏喜奎）老舍先生就說：“你們編個草稿就行，剩下是我的事。”過了兩天，老舍把一份他自己用毛筆抄好的稿子送到了《說說唱唱》編輯部，下邊署著曲藝演員的名字。我們一看，顯然是經老舍先生的大手筆重寫過的東西。他解釋說：“意思是他們的，我幫幫忙。藝人們能有這份熱心就不錯，咱有責任幫他們寫出來發表出去。”
北京解放初期，他還不太忙，總招呼我們：“明天帶包豆腐幹上我家來，我那兒還有點酒。”大家也常去找他討教和閑聊。
後來他的工作擔子越來越重，我就很少再打擾他。但每當我的稿子由編輯部送到他麵前去審閱時，他總是詳詳細細把他的意見批在稿紙邊上。有次我在一篇裏異想天開的說“晨霧升到空中，變成白雲”，又說“山穀中的停雲夜間停在花瓣上，變成了露水”，他用毛筆批道：“小鄧，雲是雲，霧是霧，霜是霜，露是露，別瞎攪和！”五三年我從單身宿舍搬出去，有了自己的房子。他聽到消息，叫林斤瀾給我送去一幅鬆小夢的畫，說：“小鄧是山東人，鬆年作過他們那兒的父母官，這畫送他掛吧。”並親自在畫上題了幾個字：“鬆年字小夢，為宦山東，以書畫名。老舍。”五七年後，我離開了北京，這畫隨手帶著，“文化大革命”便成了我和他勾結的罪名。其實，我自“加冕”之後，一直躲著不與老舍先生見麵的。隻有一年我回來探親，在青年宮劇場偶然碰上他，他抓住我的手看了半天，說道：“還年輕，還年輕，好好幹吧！”便歎口氣走開了，臉上頗有點淒然的神色。
我現在很想還有那幅畫掛在自己室內，作為對老舍先生的永遠的紀念。可惜東北的造反派把它抄走，至今沒還給我。
§§記侯喜瑞先生二三事
侯喜瑞先生謝世不久，沈玉斌先生到我住所來了。進門就長歎一口氣說：“侯老九十壽辰時我去看他。他埋怨我說，老弟兄了，見一麵少一麵，你怎麼幾年也不到我這兒來一趟呢？我想侯老身體挺硬朗，這話說得悲觀了點兒，哪知道說完就完了……”
沈先生跟侯老有六十多年的交情，深知侯老在花臉藝術上的貢獻，他的痛惜之情我是理解的。
六十年前，俞振庭組織雙慶班，老生是餘叔岩、張鳴才，花旦是小翠花，武旦是九陣風，花臉就是侯喜瑞，沈玉斌先生即在這班中操琴。不過那時候喜瑞已經是一天拿八塊現大洋的名角了，沈先生還是一天拿四吊錢的小琴師。
沈玉斌的父親沈福山先生也是唱花臉的。本身自然條件不好，終生沒有大紅。可是功底紮實，技藝全麵，會的戲多，在內行人中頗受尊敬。侯喜瑞先生個頭矮，嗓音沙啞，在科班他學的是武花臉。侯先生是個在藝術上有抱負的人，出科後多方求師訪友，加強學習。要在學習中發現、發揮自己的長處，戰勝自己的短處。他一方麵努力學習架子花的表演技巧和劇目，擴大自己的表演路子；另一方麵刻苦鑽研，根據自己脖子長，肩架寬等特點創造出“長神”“長象”等等獨特的表現方法，為此他曾向沈福山先生求教。老沈先生熱心傳藝，但終生不肯收徒，和侯先生成了亦師亦友的忘年之交。在雙慶班時，常常在侯喜瑞先生扮好戲候場的時間，沈福山還抓空子為侯先生說戲，說身段，這樣侯先生和沈先生一家就關係密切起來。雖然論輩分沈玉斌先生與侯先生論弟兄，可沈先生始終對侯先生象長輩一樣尊重。在沈先生和我多次交談中，反複述說了自己對侯喜瑞先生的尊重與推崇，他對侯先生的許多長處念念不忘。
侯先生虛心好學，而又根據自己的條件加以融化變通。同樣的拉山膀，他拉得開闊舒展。別人捋髯上手到耳際，下手在腹部，他上手高出頭，下手在胯架，這樣個頭雖矮，架子卻高大雄偉。大家都知道他曾向黃潤甫先生學習，但不一定知道他向黃三先生學習時，黃潤甫已進入晚年，牙都掉光了。那個年頭不興安假牙。黃三先生硬是憑氣口、尺寸也唱出好來，沈福山曾建議侯先生在向黃三先生學習時，不要死學皮毛，而要學習黃三先生運用氣口、尺寸、神情的要領。侯喜瑞按著這個路子，後來創造了“炸音”、“沙音”的唱法，所以用他那條嗓子，也唱得滿堂喝采！
侯先生一生對藝術嚴肅認真，不論唱主角，唱配角，唱開場戲，唱大軸戲，一律一絲不苟，從不偷工懈怠。他年輕時家庭負擔重，常常一天趕三場戲。在這兒唱大軸，換個場子就可能唱配角。可是他唱“戰宛城”的曹操花十分力氣，唱《打漁殺家》的倪榮也決不隻賣九分。所以侯喜瑞哪怕唱隻有幾句白的配角，觀眾也歡迎，也叫好。
侯先生青年成名，但這沒有成為他的包袱，出名之後仍然積極進取，從不保守，二十年代雙慶班從外地弄了個《七擒孟獲》的本子，不光戲是新的，連扮相、行頭也從沒見過。一般的演員成名之後，不是自己最拿手的戲就不唱了。已經被觀眾承認了的身段、唱腔，輕易也不敢再改動，排演新戲，更是困難，可是侯先生卻勇敢地把孟獲這個角色擔當了下來。經過精心設計創造，演出後觀眾連滿幾個月。孟獲的唱腔在社會上流行很廣。（這個劇本的思想也可能不完善，可是作為演員，侯先生這作法是難能可貴的）後來他與程硯秋先生合作排演新戲《風塵三俠》，他演虯髯公，也獲得極大成功。
侯先生另一美德，是急公好益，在舊社會藝人生活很苦，地方上也災荒遍地，常有募捐義演之類的活動，每到這時，人們都要為動員名角苦費周折，對侯喜瑞先生則不必擔心。他向來不用人多講，點名就到。要他演什麼他演什麼，要捐多少捐多少。解放初期，北京的京劇藝人要自己籌辦個子弟戲校。當時公推沈玉斌先生主持其事，頭一次開董事會，侯先生就說：“學校的教員有我一個，我不要工資，也不要車馬費，完全是義務的。”散會後，他又把沈玉斌先生叫住，鄭重地說：“我剛才不是隨便說的。你記住。學校辦起來教員有我一名，完全義務。”後來學校辦成了，侯先生擔任花臉教員。他住崇文門，學校在陶然亭附近，電車隻能通到虎坊橋，下車要走好幾裏地土道，一下雨還要踩泥趟水。可是不論數九數伏，刮風下雨，他沒有一天誤過課。學校送車馬費給他，他吵得臉紅脖子粗，說什麼也不肯收。
侯先生一生沒擺過名角架子。作風謙虛誠樸，唯一的愛好是和勞動平民交朋友。所以小茶館，小飯攤，藥鋪，車場他都有朋友，坐下就聊。聽說有個小茶館買賣不好，要關門，他慷慨援助，在那茶館義務清唱三天，把個要黃的茶館救過來了。他自奉儉約，衣著樸素，一九五六年京劇界著名演員們在新僑飯店開會，大夥都到齊了，忽聽說門外來了個鄉下老漢，正打聽開會的地點。沈先生心想：八成是侯先生。連忙迎了出去，一看果然是他。侯先生仍穿著對襟小褂和千層底布鞋，留著帽纓子，連帽子也沒戴。沈玉斌說：“到這兒來開會，您怎麼還這個扮相啊？”侯喜瑞說：“老百姓嘛，不這個扮相什麼扮相？我穿身幹部服象樣兒嗎？”不論開會，上劇場，凡能步行處，他從不用車，公家派車接送他也多次拒絕。這樣一個好演員，優秀藝術家，在舊社會受盡折磨，“四人幫”又對他來了次殘酷的摧殘。十年動亂中，他被掃地出門，連老伴都含冤死去了。可他對黨對國家的信任熱愛始終如一，至死未減為人民服務的熱情。對於黨和政府給他的愛護與支持，對打倒“四人幫”後為他落實政策，始終充滿了感激之情。打倒“四人幫”後，在一個追悼會上他碰上了沈玉斌，拉著沈玉斌的手說：“現在黨的政策好啊，咱們又熬到好日子了，我這把老骨頭得多為國家出點力啊！上台不行了，我還能教，咱們一塊好好教學生吧。”
侯先生是我弟弟的老師。我隻看過侯先生有數的幾次戲，但每次都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本想寫點東西作為紀念。聽沈先生談後，覺得沈老所談遠比我要寫的更為親切深刻。為此我將沈先生的話記錄下來代替我要寫的短文以資紀念。
§§王藍的畫
對王藍先生和他的畫，我所知有限。海峽兩岸長期隔絕，所能得到的極少一點資料，也是輾轉傳來。哪些可靠？無從查對。接受《新觀察》之約，寫這篇說明文字，是由於感情所使。一來我愛看他的畫，二來我和他有一點鄉親之誼。我出生於天津，他也是出生於天津。而且我們先後在一個學校上過學——假如所傳不謬的話。
王藍，一九二二年出生。他在天津河北“究真中學”初中（我上過那個中學的附小）畢業後轉北京“彙文中學”高中（我妹妹又上過彙文的附小）。高中畢業，恰逢“七七事變”，他毅然投筆從戎。在太行山一支軍隊裏呆了一些時候，又輾轉去了大後方，在那裏寫起來。二十歲那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永恒的星》。
此後他便以寫作為生。一九四九年到台灣，到一九五九年，共出七部，還寫了敘事長詩，成為台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當選為台北筆會中心副會長。
王藍的興趣和才能並不限於文學，他酷愛京劇，七歲時就與其妹登台唱過《坐宮》。他還會拉胡琴。我見過他一張照片，手拉京胡，引吭高歌，一副自得其樂的模樣。他又極愛畫畫。據說從上小學就畫，高中畢業後曾考入北京一家藝術學校，但還沒開課，抗日戰爭就爆發了。這樣一個富有藝術氣質的人，大概很容易憑興趣辦事。一九六〇年前後不知怎麼一來，他忽然又犯了畫癮，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當起畫家來了。難得的是畫了幾年，畫出了名堂。似乎美術比文學給他帶來了更大的榮譽。
一九六〇年，台灣畫學會授他“最佳水彩畫家”金爵獎。
一九六三年，美國國務院邀請他訪問美國三十多個州旅行寫生舉行畫展。一九七一年，夏威夷大學頒贈他“教授之教授”頭銜。一九八〇年，應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之聘，任藝術係暨東亞文學係教授。近年來，他“帶著畫筆漂泊”。了數十個國家，他的畫在亞、非、美、澳、歐五大洲都舉辦過展覽會，並為許多國家的博物館和收藏家收藏。以致人們都忘記了他還會寫。
王藍作畫，和他寫一樣，也是自學成材。一個人靠自學在一門專業中闖出成績，並不容易。而他卻在文學、繪畫兩門都打開了路子，這不能不使人佩服。他的我沒讀過，不能妄加評論。他畫的靜物、花鳥、風景，因為沒見過，也不敢說。他畫“京劇人物”的畫，我看了不少，我敢說確實畫得好。好像世界上最推崇的也是他這些“戲劇”畫，洋人也服氣。
中國民間“戲劇”畫，由來已久。年畫、剪紙，多有戲劇人物。天津的楊柳青年畫，“戲劇”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民國後有了石版印刷，戲劇畫更加時興。我最早知道馬連良、梅蘭芳，不是在劇場舞台上，而是在姥姥家炕頭的牆壁上。（那兒掛著一張他倆唱《龍鳳呈祥》的年畫）隨後，有名望的美術家如關良、林風眠、葉淺予、丁衍庸諸先生又把現代、西洋、東洋等繪畫技巧運用於戲劇畫創作，畫出了新的風采，新的意境。據傳說，王藍很謙虛，私下稱呼關良等名家為“老前輩”。但他的畫，完全自成一派。看他的畫，更容易使我聯想起楊柳青年畫那種濃豔、誇張，帶有更多民間色彩的風格來。
王藍的畫，頭一個好處，在於他把強烈的愛國之情傾注在畫麵上。一付盔頭、一掛髯口、一個造形都滲透著畫家對祖國、對民族、對傳統文化的熱愛。打開他的畫冊，撲麵而來的就是炎黃子孫共有的美感風尚、習慣、心理，使閱者由此聯想到故鄉、童年和逝去的歲月。我說不清楚這感覺的準確含義，但可以打個比方。小時我在國外作童工，很久沒見過祖國和親人。有一次在看新聞電影時忽然看見一段唱京戲的畫麵，立刻每根神經都緊張起來。一聽胡琴鑼鼓，一看行頭扮相，眼淚就止不住順著兩腮流下來了。看王藍的畫，我也有這種感覺。我第一次見他的畫是在東京，在一片異國景物中，一見他的畫，立刻就嗅到了祖國土地的芳香，感到了故鄉親切的情調。心中發熱，兩眼充滿淚水，有如“他鄉遇故知”。
王藍畫得好的第二點，就是他藝術表現的獨創性。王藍，是第一個用中國毛筆蘸西洋顏料，用中國畫技法在西洋畫紙上畫京劇人物的。他把五光十色的服裝，轉瞬即逝的造型，千變萬化的場麵，神奇地再現在紙上，卻又不是完全照原樣複製在紙上，他畫的“戲”，是王藍“心中的戲”，不是一般觀眾“眼裏的戲”。他把舞台上的一切光、色、形、聲，吃到肚裏，在自己的思想感情催化下重新排列，重新組合。於是再現出來的形象，就帶上了夢幻的、童稚的色彩，篩下去了一切多餘的東西，卻又突出了總體的精氣神。讓你看到你本應看到卻忽略了的東西，嚐到本應品鑒卻忘記品鑒的味道。他是個魔術家。他把畫紙濡濕，豔彩重筆，一暈一染，你就看到了旋轉著的女靠大氅，紅髯黑須；他把濃墨一點，枯筆一拉，紙上出現了傳神的眼、發怒的眉、驕橫的嘴、狂舞的身。他把五顏六色蘸起來抹下去，紙上出現了充滿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人物的大千世界。“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王藍的畫是用魔法凝結、壓縮這個“小天地”，而他選來凝結的一刹那，恰是能表達他的思想感情的一刹那。他對戲劇顯然有他自己的解釋。他畫《空城計》，滿滿一台人中，坐在最顯眼位置，形象最清楚的是兩個老軍，諸葛亮高坐城樓上，卻是老軍的背景。他畫《花鈿錯》，中心人物是丫環，小姐隻不過是丫頭的陪襯。他很懂什麼叫“以少勝多”，什麼叫“一以當十”。《連環套》和《轅門斬子》那麼色彩絢麗、光彩奪目的大場麵，他隻用了紅、藍、黃三種顏色。最難對付的三原色嗬！他用線條之節省，簡直到了吝嗇的地步，一個盜馬的竇爾墩，隻在靴塵上用了一條墨線。恰恰就是這短短的一筆，使整個形象充滿了生動的活力，又增加了穩定感。內行人看到這靴子一抬，馬上會想到“四擊頭”的最後一聲鑼響，他的畫是有聲的。
我隻會看戲不會唱戲，隻愛看畫不會畫畫，說的都是外行話。可能大半牛頭不對馬嘴，不過不論戲還是畫，大多數欣賞者都是外行人。所以外行也不妨評頭論足一番，以表達自己的感受，供內行參考。海峽兩岸的文藝工作者，不論誰作出有益於人民有益於世界的成績，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共同收獲。為此我不自量力寫這篇文章，為王藍先生作一點小小宣傳，並借此表達一點希望，希望海峽兩岸的文藝工作者能有更多接觸的機會。討論切磋，各抒己見，增加了解，增強團結，為祖國的統一，為民族的文明昌盛盡一份我們的責任。